所谓现实，不过是历史的延续。今天发生的一切，已经被历史酝酿很久了。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在今天就可以看出端倪。
如今，中国社会的灵魂与肌体，犹如患上了麻痹症 ，疲软不振。某些机能，正在严重地退化与病变。已到了急需要一剂猛药加以刺激一下的时候了。电影《1942》适时地犹如一根银针，扎在了中国人的神经上。至于会起到多大的刺激作用，就难说了。
所谓现实，不过是历史的延续。今天发生的一切，已经被历史酝酿很久了。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在今天就可以看出端倪。不明白历史，就不明白今天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明白了今天之所以然，就可以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历史是今天的隐喻，今天是潜在的未来。
我总不明白，为什么过去某些被镇压、被打到批臭的旧社会的“恶霸地主”后来被证明并不是那么地坏，是什么样的一种集体心理让49年以后的老百姓对那些但凡在旧社会里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人抱有一种强烈的清算的欲望？电影《1942》中老东家的角色似乎在揭示这一集体心理的社会基础。
就人而言，老东家不是一个坏人。但当乡亲们都在饿肚子的时候，老东家家里却囤积着粮食、并且到了这种时候，少东家也没忘了占穷人老婆的便宜。当邻村的饥民蜂拥而至“吃大户”的时候，老东家那小地主式的吝啬习性就显露出来了。他首先想到的是报官搬救兵而不是仗义疏财。于是乎犯了众怒而烧了他全家。老东家这样的人并非大恶人，但一旦周围乡亲陷入了绝对的困境，比乡亲们过得好且吝啬也就成了一种可杀的大罪。
电影安排老东家一家也加入到逃荒的队伍且最终落了个孑然一身、一贫如洗，对于乡亲们而言，也就算是扯平了。而那些比老东家的命运好一点的且活到49年以后的地主们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这折射出某种深层次的国民心理———你比我过得好，我充其量嫉妒嫉妒而已，如果你过得比我好得多，而我却陷入极其悲凉的境地，则你就自然有了可杀之罪。这样的国民心理就是49年以后大面积发生的清算运动的群众基础。
让我们再看看今天的财主、暴发户们。他们不但比周围人过得好许多而周围人日渐落入到无希望的境地，他们为了显示他们的优越感愈发地耀武扬威、有意无意地蔑视、欺负那些个比他们失败的人们。他们可比电影中的老东家富多了、坏多了。他们穷奢极欲，却意识不到周围的人是多么地恨他们，更意识不到有一天他们的境况可能会物极必反。他们未来的命运将会怎样呢？当然只有祈求老天不要让1942年这样的悲惨之事重演了。
然而历史总是会重演的。60年代初也饿死了人，于是，到了68年，那些但凡居官位或过得好的人又不可避免地接受了一场大规模清算的洗礼。那么，未来还会发生大饥荒或别的什么危机吗？天知道。
电影中，瞎鹿这个角色代表着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目睹老婆被少东家欺负，也只好忍气吞声。逃荒途中，被抢一空的老东家有求于他，他也不计前嫌。可当溃逃的士兵杀了他偷来的驴，他却不计后果地硬要争个理并由此丢了性命。这就是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有时候，他们可以忍气吞声到令人咋舌的程度；有时候，他们为了生存，他们也会干偷鸡摸狗的勾当；有时候，他们也可以为了争一个理而拼上性命。由于他们非常能忍受，这让土豪劣绅与官僚长期肆无忌惮地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有了可能性。由于他们有时候又会表现出那不计后果的暴烈的一面、他们也是革命的中坚分子。他们绝对弱势，非常能忍受。但一旦受苦太多，也会爆发出火山般的力量。他们是新兴的红色政权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的基础。蒋委员长低估了这股力量，所以，他很快失去了政权。今天，他们有了新的网络名称：“屁民”、“屌丝”。而他们的愤怒也正在积聚。历史与现实证明，无视他们的存在将会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
电影里位于瞎鹿一家、栓柱这样的底层百姓的另一极端的角色，无疑就是蒋委员长了。蒋委员长昏庸无能吗？不是。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吗？似乎也不是。不开明吗？似乎也不是。电影中，蒋委员长决定公布河南灾情的真实情况时感慨道：“我真怀念北伐时期，那时候没有负担，尽可以和民众站在一起”。看到这情节，令人感慨。蒋委员长何尝不想做人民拥护的一代明君？蒋委员长何尝没有试图保住政权而整肃吏治？然而，全然贪腐的官僚阶层是他的政治依靠，反贪，就亡党，不反贪，就亡国。现在的位居枢要的人物们比蒋委员长幸运，因为国家不算积贫积弱、没有遇到抗日战争、没有反对党。所以，今天的位居枢要的人物们其实较之蒋委员长有着更多的可为的余地。
蒋委员长手下的官僚中，并非没有少数在位像河南省主席李培基这样的忠厚之人。为其忠厚，所以与整个贪腐成风、形式主义泛滥的官场格格不入，由此可为的空间实在有限。丢官罢职、成为劣币驱逐良币的牺牲品是不可避免的。我不知道那个被正法的军需官是否有后悔的意思。但我知道不会有当官的会把他视为前车之鉴而不去贪腐、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是一种奇怪的生物，人一旦进入一个群体，多半会失其本心而无限认同那群体。如果那个群体集体性地堕落了，个人是无法抗拒的。群体犹如一台机器，个人犹如机器的部件，个人根本抗拒不了整台机器的运转。这就是所谓“路西法效应”。
电影中，老东家的女儿星星自恋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直抱着的猫是她自我的写照（犹如今天80、90后很多年轻人）。由于家庭所给予的较为优越的生活条件，她意识不到这世界的恶与苦难。如果那不可承受的恶与苦难临到她身上后，她自我的世界就迅速崩塌了，曾经严守的尊严很快被以极低的价钱卖了出去。电影在被宣传的时候，演员们总在说“尊严是从肚皮开始的”。可当肚皮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后，尊严是不是就有了保障呢？今天我们从新一代年轻人身上看到的情形似乎并非如此。人人都吃得很饱，但人人都巴不得把自己卖个好价钱。尊严可能开始于肚皮，但尊严并不必然贴着肚皮。
电影中，还有一个有趣的人物，就是那个名叫安西满的中国神父。为了传教，他深入到逃荒的人群中，恐吓他们落到逃荒的下场就是因为“不信主”。宣称他要把他们带出“埃及”。当他目睹了太多的苦难与无辜的死亡后，逃回教堂的他对上帝的信仰动摇了。他问外国神父：“这一切都是上帝干的吗？”外国神父说“是魔鬼干的”。他反问：“如果上帝打不过魔鬼，我们信祂干嘛？”又说：“魔鬼入了我的心”。
是什么样的“魔鬼”入了这位中国神父的心呢？试想：如果他的上帝对这地上的苦难熟视无睹，而这时，有毛主席这样的人站出来说：“上帝不管我管”。那么，绝大多数苦难中的中国人是信上帝呢还是信毛主席呢？结论很显然，可这对于基督徒而言却是一个莫大的“试探”。在电影放映中，我身边的基督徒朋友一直暗暗念叨：“别让我们遇上试探”。目前为止，我所认识的基督徒还没有遇上1942年这样大的试探，可他们的先辈遇到了。他们中很多人选择了信毛主席而不是上帝。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不是基督徒背叛了他们的信仰，就是基督徒所理解的“上帝”背叛了他自己的“约”。除非上帝是难以理解的。
观看电影之余，观看观众的反应是很有意思的。我发现，有的人似乎被深深地扎疼了、有啜泣之声隐隐传来。而有的人则似乎若无其事、不过又看了一部贺岁的大片而已。如果被冯小刚的“银针”扎疼的人多于若无其事的人，则我们的民族真是可贺了。
文/李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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