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维舟 | 腾讯大家
一个原本广受孩子们欢迎的幼儿园男教师，因为被一个四五岁的女童指控他露阴猥亵，很快丢了工作、被告上法庭、遭到整个社区的排斥乃至殴打，连他儿子都因此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虽然事情终于过去，他赢得了诉讼，但对他的冷枪并未就此终结，因为法律判他无罪，并不等于周围的整个小社会都相信他是无辜的。
这大致就是丹麦电影《狩猎》的主线。故事很简单，但却极有深度，其对不同人群反应的刻画，更透着一股彻骨的寒意。诸多的影评几乎一边倒地批评那个社会的“暴戾的怨气”和“变相的谋杀”，对道德禁区的坚守却演变成了对“好人”的攻击排斥。
但是且慢，作为观众，我们这么想，只是因为在作出这样判断时受到了一个强有力因素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男主角卢卡斯是清白的，对他的指控，只是那个在一个争吵而缺乏关爱的家庭中长大的小女孩克莱尔在被他拒绝了亲近时，因为一种可以理解的怨恨而“说了一些蠢话”。但如果我们像故事中的其他人一样并不知道这一点，那么你会怎么反应？恐怕99%的人都会同样认定：肯定是小孩子的证词更可信，因为我们都假定，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不会无缘无故撒谎、甚至编不出这样的谎言。
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个故事真正令人心寒之处，并不是社会上人们的暴戾或排斥本身，而在于：他们的这种做法，乃是我们人人都可能会做的，即便是现在看了电影后同情卢卡斯的人。说实话，假如卢卡斯真的干了那样的事，那我们都会觉得片中人们对他的憎恨、攻击、排斥、殴打，都完全是正当的行为。
“恋童癖”是一个粘性很大的标签，一旦沾上了就很难洗脱。二十年前，Michael Jackson也曾被指控性侵一名男童，尽管他在支付2000万美元后庭外和解，但长期以来仍因此而声名狼藉。直到他死后，已成人的当事人才站出来说：“我从未想要撒谎并毁坏Michael Jackson的名誉，但是爸爸只让我撒谎，我对Michael Jackson感到无比的内疚，不知他会不会原谅我。现在我头一次感到不敢再说谎了，Michael Jackson没对我做任何事，而我父亲是为了摆脱贫困而设下了圈套。”
这一指控之所以毁坏了Michael Jackson的生活（并不因为庭外和解就结束了），乃是因为这是现代社会的道德雷区。1998年春，英国恋童癖者Sydney Cook出狱回家，结果遭到附近三个小镇居民的强烈抗议，无论他身在何处，都如过街老鼠，人们相信这是他罪有应得。
《卫报》记者Decca Aitkenhead说，这位恋童癖者“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人能够真正去憎恨人，可以公开大声的咒骂，而自己享有绝对的豁免权。这是一桩善恶分明的事件……摆出一副反对库克的姿态，藉以定义自己为正派人。只有极少数群体能够让人体面地去憎恨，而恋童癖者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如果看看韩国电影《许愿》和《熔炉》，那从受害者视角所传递的一个信息都是：这些恋童癖者十恶不赦，对他们的罪实在判得太轻了——固然这两片中受害的孩子年龄都已较大，至少能指控和表述，而其所受的伤害也确实太令人发指。这样的案子常常是社会再度确认道德防线、并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重申规则的契机。从这一意义上说，犯下罪行的恋童癖者越是十恶不赦，越是有助于人们作出清晰的道德审判；反过来说，一旦被定罪，他就必须是罪恶的。
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女童这一极特殊的身份。因为人们正是因此而产生了两个本能的假设性反应：首先，对女童的猥亵和性侵是最可耻的道德污点；其次，孩子是纯洁的，不会撒谎。孩子未必会有意识而完整地撒谎，但幼童经常分辨不清想像与事实，只是成人有时不免将之视为谎言，因为判罪时只能根据事实。故事里卢卡斯之所以能在法庭上洗脱罪名，原因就在于：当幼儿园园长将“学校里不幸出现恋童癖老师”的消息告诉震惊的家长，并要家长留意自己的孩子是否也遭猥亵而出现异常行为，结果很多家长都发现了“蛛丝马迹”，在盘问和暗示下，许多孩子都说自己也有“不幸遭遇”，甚至有人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卢卡斯家地下室里的情形。
问题是，他家里根本没有地下室。这里面的麻烦在于：判罪根据的是事实，但有时细节的事实不符，却未必总意味着事实没发生过。沟口雄三曾讲过一个故事：某国军队入侵邻国，邻国一少女指控受入侵者强奸，并称强奸者是一名身高两米的军人。这一指控被驳回，理由是入侵军队中根本没有身高两米以上的军人。但这名少女被强奸其实是事实，只是她的叙述是“情感记忆”，而驳回她的理由却是“事实记忆”。
从这一点上确实可以说，法庭宣判卢卡斯无罪，并不能就此完全洗脱他的罪名。我们尽可谴责人们对他采取了有罪推定，但问题在于：这一案子实在太特殊，如果假定他无罪，那能证明他有罪的也只有孩子的证言，那最终仍兜圈子回到问题的核心：你到底是相信孩子的话，还是卢卡斯的话？《狩猎》中颇具讽刺意味的一幕是，当小女孩克莱尔承认自己“只是说了一些蠢话”时，她妈妈却安抚她，说她只是受了严重伤害后潜意识里否认发生过那样可怕的事。也就是说，人们本能地倾向于相信这样可怕的事真会发生，以至于即便“受害人”自身都无法推翻这一假定。
正是这些方面的深刻叙事使这个故事不同寻常，它最终触及到一个法哲学命题：人是否能给人定罪？在许多前现代社会，只有神才能判决这类案件。尽管古代的神判在现代人看来十分愚昧，但它反倒能简洁地解决这类疑难：假如卢卡斯能把手伸进沸油而不被烫伤，那这就是他清白的证明，因为这一神迹就表明神不让清白者受伤，人们也接受这样的假定。但在一个“上帝已死”的世界里，法官要确定被告是否无罪，就只能依赖证据和证词，这最终导致纠问式程序下调查和刑讯的兴起。
如果我们不再相信上帝存在、全能全知并介入世界实现正义。那么，当并不全能全知的人类在无法取得可以定罪的证据或证据其实有误时，就变成了“你是否愿意相信被告清白”的问题；而由于证据和证词的不完备，现代司法的判决结果常常是有争议的，不像神判那样简洁明了。从这一意义上说，《狩猎》中卢卡斯的困境，乃是在现代司法诞生之日起就埋下的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