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老派人。首先是“老”，今年五十有二；而且“派头”上也老：我年轻时就属于出土文物型，衣冠不整，不追时尚，如今出门，在美国像个非法移民，在中国像个进城民工，没有iPhone、iPad。不仅如此，我对追求时尚的年轻人，也往往多有微词：他们太“潮”了，所以太傻了，将来难以成功。乔布斯去世时，整个媒体被乔布斯覆盖，12岁的女儿居然不知道乔布斯是谁，一大原因大概是她从不用他的产品。此事我记述在《参与孩子的成长》中，被年轻的网民狠狠奚落一番，仿佛我是井底之蛙，孩子也跟着倒霉。我倒是觉得，这怕是说明我女儿品位比那些乔布斯的崇拜者高一些。
我从来没有禁止过女儿上网、玩儿手机。以我的观察，孩子有充裕的精神生活，基本不需要这些。严重依赖这类时髦玩意儿的，往往内心枯竭、才能匮乏。如今时髦的年青一代，谈起乔布斯、谈起硅谷，无不敬若神灵。但是，创造了iP hone、iPad、iPod这些玩意儿的高工、高管们，是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呢？他们把孩子送到硅谷中的华德福学校。学校规矩：在七年级以前，也就是12岁前后，连电脑都不能碰，更不用说iPhone、iPad、iPod了。
美国曾有人反省：在十九世纪，至少在受教育的阶层中，写生相当风行，许多人都能画一手好画。如今，你到常青藤学校去看看，在那么优秀的人才中，会画画的也是凤毛麟角。为什么？十九世纪尚未发明相机，出游看到美景想留下点回忆，没别的手段，只能画。我住在波士顿远郊，离梭罗曾隐居的瓦尔登湖很近，梭罗本人常在这一带活动，他的学生、朋友的故居也算当地名胜了。直到现在，我们这个小村镇仍有梭罗时代之遗风，有时走到外面，会看到一位中年妇女对着美景画水彩画。可惜，这已非当今社会之常规，而是个“奇观”。相机的发明，给大多数人提供了代替写生的工具。这还不够，还发明了傻瓜相机：你只要咔嚓一下，就万事大吉了。照相都不用学，谁还费心练画画？
记得我还在国内时，看过一个美国的老片子，讲矿工的生活。矿工大概属于美国最粗的一个阶层了。有个镜头我终身难忘：矿工们几杯酒下肚，兴致勃勃地围在钢琴边，一个大老粗黑黑的手指在琴键上跳跃如飞，大家跟着唱起来。你再看看美国现在的大学生，几个能这么弹琴的？钢琴已被称为“亚洲乐器”，似乎只有用功的亚裔子弟才能掌握。为什么会如此？先是有了收音机、唱机，后来又有了录音机。如今有什么喜欢的音乐，网上顺手就下载，世界最好的音乐家，都集中在小小的iPod里时刻准备着伺候你，还学琴干什么？
网络和移动通讯的时代，更是把“傻瓜”全能的潮流推向极致。智能手机的功用，早已不限于自拍、传送、导航、搜索……各种专家、咨询师、教练、人生指导，都在那里严阵以待，告诉你在什么样的时刻应该怎么做。比如，在家庭争执中，智能手机会及时警告：“这不是和你妻子再吵一架的时候！”你去和刚刚认识的女友约会，关键时刻手机在口袋里震动，向你发出指令：“现在你可以亲吻她了！”这些建议不仅仅来自权威的专家，而且有大量在类似场合收集的统计数据证明其灵验，你最好还是听从。享受着如此的便利，再想想过去的人，活得可真累。还有哈姆雷特这等傻帽，在那里煞有介事地问：“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有什么好考虑的？你难道没有手机吗？
我们活得似乎越来越快活，越来越轻松，也越来越像个傀儡。你要入时，就得按照别人的指挥去活，但自己感觉还挺酷、挺独立的。表面上看，现代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平等，其实认真检讨就会发现，现代社会实在很不平等，人被分成了两种：一种是创造者，一种是享受这些创造的人；前者往往把后者视为傻瓜：他们什么都干不了，要为之设计最容易操作的辅助工具。新潮随着时代不停地在变，但道理一以贯之：庸众喜欢廉价、便捷的娱乐。
未来经济学家T ylerC ow en最近写了本书，题目叫《平均已经过去》，意思是：在当今的经济中，赢家只是顶尖10%的人才，下面90%可能都是输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为什么？现代社会的创新有一个倾向越来越明显：每次创新，都有创新者和享受创新者。前者总是发明为后者代劳的技术，使后者什么都不用干，越来越傻，最终越来越依赖前者。T yler Cow en的归纳是：工业化使体力劳动机械化、自动化；信息时代连脑力劳动也自动化了，有一系列智能机械替你动脑子。能够发明这些机械的、具有和这些机械互补的能力并与之进行创造性互动的，即顶尖10%的创意阶层，会独揽创新的果实。而那些只会享受这些果实的人，其实都属于为智能机器所代替的人，会变得无足轻重。
赶时髦，表面上很新潮，其实那才是真正的老气横秋。你年轻轻的还要追乔布斯创造的时髦吗？乔布斯已经作古了，你的生活则刚刚开始。
顺便交代一句，小女14岁，已经知道乔布斯是谁，也已经有了iPhone、iPad、iPod，不过，她打电话也经常忘记使用iPhone。iPhone如此受到她的慢待，倒是让我们当家长的松了口气。（微信didaxin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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