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比這一次接到老師的電話更讓我來得高興。電話筒傳來他興奮的聲音：是維榕嗎？我又活過來了！前一陣子以為必死無疑，現在又找到氣力了。要寫的東西起了稿沒有？快寄來給我看看。
我的老師Salvador Minuchin （米紐慶），快九十歲了。多年以來，總是覺得死亡在我們與他的關係中徘徊。在我們合寫《家庭與伴侶評估》那部書時，有一陣子他就感到十分低潮，他給我和尼可寫信說：從一個健康的老人一下子變成殘弱老人，實在十分不習慣。
我和尼可兩人都感到十分難過，卻找不出話來安慰他，只有默默地在遠處等他復原。
去年他又在看戲時摔了一跤，把已經做過手術的盤骨摔碎，幾乎沒了命。但是剛出院，他又趕來與我們一起主持每年在紐約主辦的暑期課程。
講書時不覺得累，但是一天下來，身體都支撐不了，他卻說：今天的課講得十分平庸，辜負了這些遠來的學者。
晚上我們都聯歡去了，他卻獨自留在中心，重新組織第二天的教材，好在第二天，每個人都說那是米紐慶講學最精采的一次，他才放心。
只是經過一番折騰，課程完結時，他便累得一塌糊塗，還開玩笑地說：我們家庭治療師不知道，雙腿是連結著人的靈魂的，雙腿有問題，靈魂也會失魂落魄。
他實在是行一步痛一步，後來聽說同事愛瑪那近百歲的媽媽，做了盤骨手術後，第二天便可以下床跳探戈。
米紐慶說：我也要跳探戈。
手術後，他雖然沒有跳舞，卻馬不停蹄地在南美及北歐主持了好幾個工作坊。今年夏天我們在紐約見面時，他正好剛從挪威遊學回來，還在倫敦一口氣看了四套舞臺劇。
他還是那樣地興高采烈。但是老師真的老了，行動明顯地慢了下來。他很喜歡拿自己的死來開玩笑。每當有人說起群眾對他工作坊熱烈反應時，他總是說：那是因為他們懷疑我是否真的依然活著，以為我早作古人去了。
其實遠在他寫作Family Healing時，米紐慶就說：活到我這把年紀，就會覺得死亡總在附近窺視著你。
這一陣子，很多家庭治療的宗師學者，都紛紛逝去，包括Michael White、Jay Haley、Insoo Kimbery、Paul Watzlwich、Lynn Wayne等人，米紐慶幾乎是唯一生存的祖師爺一輩。一次又一次在喪禮上為老朋友致悼詞，怪不得他晚期總是為家庭治療的歷史作見證。對整個行業的興趣，比他自己見稱的結構派家庭治療來得大。
他常說：其實並沒有結構派這一回事，我自己也不是純結構派的。
什麼是結構派？是個有趣的問題。從理論而言，它指的其實是家庭結構；一個家庭的形式，以及每個家庭成員所扮演的角色和互動。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如果人人都守著本位，就會天下太平。偏偏家庭關係往往是陰差陽錯，應該站在同一陣線的夫婦，往往因為各種矛盾，造成各守一方，讓兒女越線而上。很多青年人及兒童問題，都是基於這種家庭位置大轉移，令父母無法有效地教導子女。
米紐慶早年是從事青少年工作起家，因此家庭結構是他的心得。
從實踐而言，這套療法一般會強化父母的位置，讓那不知不覺被坐大了的孩子返回孩子的位置。
這理念很簡單，做法也很能奏效，進行起來可不太容易。因為大部份父母都以為孩子問題出在孩子本人，沒法與夫妻關係連接起來。米紐慶的專長，就是好像在不經意的會談中，把一家人的結構圈點出來，讓家人對自己錯綜的關係，有清楚的瞭解，重組家庭的功能。
但是，我與他分享自己的個案，每有典型的結構派手法時，他總是毫不起勁地說：太沒有新意了。我也懂得這樣做！
他就是不喜歡重複。像個萬花筒，幾種顏色，卻有千變萬化時的圖案。
這次我到倫敦講學，倫敦的很多同僚，大都曾經跟隨米紐慶學習，佼佼者如Eia Asen、Gill Gorell Barnes、Alan Cooklin，都來參加我的示範。英國的治療界喜歡互相切磋，不像美國一般，人人都想自立門戶；因此，沒有太多理論性的發展，卻在臨床實踐的工作上，對每種問題有更專門的研究與探討。加上英國人繼承了深厚的心理分析傳統，以及能言善辯的語言表達，沒有人會有耐性讓你演獨角戲。因此，在倫敦主持工作坊，對我自己是很大的衝擊，唇槍舌戰，卻又在過程中，每個人都感到十分投入，那是一種十分敬業的精神，下課後又大夥兒天南地北，在酒吧內交流坊間的八卦新聞。
回紐約後，米紐慶問我：他們怎樣回應妳的治療示範？
我答：他們說我的處理風格比你性感，more sexy！
他立刻呱呱大叫：那是不對的，我也性感 I am sexy too.，不過是屬於男性的性感罷了。
並非我想青出於藍，只是我不會輕易錯過，逗他一下的機會，即使這是我敬重的老師。
其實，我帶到倫敦的治療資料，有一部分是關於孩子對父母間矛盾的反應，過程中不但紀錄了孩子在父母不和時所產生的生理反應，同時誇大了孩子的聲音，讓他們對父母的言談舉止做出反應。
這做法，與前面所提結構派的基本理論是有出入的，前者是要加強父母的權威，不讓孩子出位；後者卻是利用孩子的觀察力，讓他們成為父母的專家。當然對米紐慶有一點挑戰性。
我正擔心他的反應，誰知他反而很仔細地把所有錄影資料看完又看。
第二天，他還把他那研究兒童發展心理學家的妻子找來，對我說：妳這些資料很有創意，讓我們看看怎樣寫成文獻，這是對結構派的一種延續發展。
說做就做，我回到香港，他仍不停地催我快起草稿。
跟著他有一陣子沒有消息，聯絡上時，遠方傳來的聲音是那般微弱。他說：我的糖尿病發作，讓我全無氣力，真的要面對人不是長生不死的。
我叫著抗議：是長生不死！是長生不死的！
跟著來的數週，每次電話響起，我都預料會有不願聽到的訊息。
因此，聽到他報平安的來電，可以想像我心中有多興奮。
他告訴我正在準備在12月份世界心理治療進展大會的主講，叫我把我那一組研究兒童的資料寄給他。那四年一度的「華山論劍」大會，把各派開山祖師都匯合起來，參加研討者多達六、七千人。
他說：我打算這樣開頭：我是一個經歷了整個家族治療發展史的老人，已經度過了我的創作時期，我現在的使命，不是創新，而是整理、以及扶持下一代的創意。
他問我：我可以介紹妳那一組資料的錄影嗎？裡面有些片段做得很美！我真為妳高興。
老師的肯定，對我們下一代的治療師當然十分重要。但是心花怒放之餘，我同時感到十分傷感，老師真的老了嗎？
那曾在家庭治療的舞臺上拔脫超凡的魔術師，真的再也不能在帽子中變出白兔子來了嗎？
多年來看看他在垂老中掙扎，讓我想起有一次看現代舞蹈大師Merce Cunningham（摩斯康寧漢）的表演，當時Merce Cunningham已經八十多歲，患有嚴重的關節炎，那次，他與蘇聯名芭蕾舞家Mikhail Baryshnikov（巴瑞辛尼可夫）表演雙人舞，一個是輕盈流暢，一個是寸步難行。但是，那沉重的一舉手一投足，卻更具有千鈞萬馬的威力，牢牢地吸引著我們的專注，讓我們永久地凝結在那一刻中。
突然察覺，當老師說他已經過了創意時段，原來是故意說錯了；在一些人的人生舞臺上，每一步都是創意。
（文轉載自《張老師月刊》第383期，2009年11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