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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小玲

  我和小玲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十多年里,我们一起学习,互相帮助,是最知心的朋友和伙伴。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又都彼此心生爱恋。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走到一起,那份爱像哈达一样纯洁无暇,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更像一本现代版的《梁祝》恋曲,永远藏在了我们心里,成为了我和小玲一生都抹不去的美好回忆。

  真可谓——当初华光一瞬,终成记忆永恒。

  小玲名叫季姝玲,人和名字一样贞静娴雅,姝美漂亮。

  【手拉手进学堂】

  小玲我们两家同住一个村上,又是亲戚,这使得我们俩很小就认识,但真正认识还是上学以后。

  1976年春天,我们上学了,小学校在大队旁边,三间茅草屋,一间老师办公用,另外两间当教室。

  “站排了站排了,大伙按大小个站排,马上开始排位了。”老师冲我们大声喊。刚上学,啥叫站排我根本不懂,还以为是让快点进屋呢,我手拎个破书包撒腿就往屋里跑,小玲一看也跟着我屁后跑。老师喊都没喊住,没办法,进屋一手抓住一个把我们俩拽出来,嘴上还说:“站排站排,往屋里跑啥呀。”

  我小时候长的干巴,个头也矮,在20多学生里我排第二,可排第一的是小玲,她比我长的还小。

  看我们都排好了队,老师就喊;“立正,向前——看——齐!”我们一听更不知道咋回事啦,一下子乱了套了,你看着我,我瞅瞅你,一个个都跟木偶似的,小脑袋瓜滴溜溜来回乱转。小玲听到口令立马把脸转过来看着我,我看她转过来了,也来个360度大回转,也把身子转后边去了。这又出笑话了,我身子向后转了可我身后的男生人家没向后转,我看他瞪着两个眼珠子看着我,两只胳膊平端着,我怕他打我,也和他一样抬着胳膊也瞪着两只大眼睛看着他,我甚至比他都厉害几成,他是张开巴掌伸胳膊站着,而我是攥着俩小拳头伸胳膊站着,那场面乍看上去,俨然就是斗鸡场上两只打架公鸡一样互相对峙着。老师一看都憋不住笑,就过来“拉架”,把我和小玲的身子转过去说:“向前看齐是向前看,转后边去干啥呀?”小玲觉得自己委屈,噘着小嘴嘟囔着:“我前边没人,向前看齐,看谁去呀?”老师也拿她没办法只能是一笑了之。

  听不懂口令的也不光是我和小玲两个,还有比我俩更听不懂的。有个男生听见口令竟然大步流星往前走上了,老师问他:“你干啥去呀?”他挺着小身板理直气壮回答:“走步啊,你不说向前走吗?”老师气的上去把他给拽回来。放学的时候那男孩的妈妈来了,老师就把这个事跟她说一遍,那位母亲说话更让人听不懂,就看她用手抚摸着男孩的头用夸奖的口气说:“这孩子随我,冷不丁到个生地方就好转向,找不着东南西北。”老师瞪大眼睛看着她,好像再问这都是哪跟哪谁和谁呀。于是就小声说:“是随你了,真是不可理喻。”那男孩妈妈还以为是老师在表扬她,马上接过话茬说:“老师说的对,是不能吃鱼,要是吃鱼就更转向了。”。这下老师是彻底被搞蒙了,把脸拉长了看她,刚要再次说她点什么,可此时就看那位妈妈低着头带着哭腔说:“吃啥鱼呀?这孩子长这么大都没吃过鱼呀!”老师一听心软了,赶紧说:“看这事闹的,咋还哭上了呢?”马上站起来,拉着她手说:“快别哭了大姐,不怨孩子也不怨你,都怪我们老师没教好。”那位母亲赶忙摆划着手连声说:“不怪老师,不怪老师,都怪这孩子太笨。”随后用手摸一下自己脑袋不好意思的笑着说:“别说该子笨,我也不灵透哈哈!”老师一看她不哭了,立刻站起来说:“好了好了,别说啦,赶紧领孩子回家吧。”

  终于可以进屋了,我和小玲手拉手走进教室,老师看我们俩个头差不多高,就让我俩同桌坐第一位。

  教室非常简陋,窗户上的玻璃没剩几块,缺玻璃的地方用报纸糊着,所以屋里显得很昏暗;所谓的桌子凳子也是用石头木板搭成;只有一块挂在墙上木头黑板和几根粉笔,才会看出点教室模样,否则都不知道这里是干啥的。

  小学校一共三名老师,三个年级,五十多名学生;三名老师当中有一名校长,但是校长也教课。三个年级包括一到三年级,都挤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学生座位按年级分成三行,三个年级各占一行,但上课老师就一名,也就是每节课一名老师讲三个年级的课程。当时只开语文和算数两门课,别看科目少,老师讲课可不轻快,由于每个年级课程都不一样,所以,老师每堂课都是刚讲完一年级的又紧接着讲二三年级的,常常是顾了这边顾不上那边,弄得是手忙脚乱。但是,老师讲课非常认真,课堂上要求学生也很严格。

  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两位教算数的田老师和蔡老师

  刚上学的时候,我算数学的是一塌糊涂,考试成绩一直倒数;别看考试分数倒数,可我答卷速度快那是出了名的,往往是老师刚发完卷子我就交卷了,等考试卷发下来我傻眼了,不是零蛋就是不及格。老师开始不知道我不会,还以为我学习好就表扬说:“看人家赵欣答的多快,该向他学习!”我听了美滋滋的傻笑。后来老师知道我原来学习啥也不会仍然表扬,仍然说该向我学习,他举着我的考试卷说:“看人家赵欣学习多好,卷子多干净,又考了个大零蛋。”老师刚“表扬”完我,就引来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只有我一个人没笑,我哭,我趴桌子上哭。看我哭的伤心,小玲就说:“该,看你还天天打啪叽吧!”我用不好眼神看着她委屈着说:“都怪你,要是你让我抄几道题,我也不会答零分。”

  放学的时候,我听身后有人喊我:“唉,一年级那个“大零蛋”,今天又给你妈拿回去一个大鸡蛋呗!”随后还哈哈大笑。我一听气不打一出来,停下脚步,等他们来到跟前我突然出手,冲着他的面门就是一拳,可拳头走空没打着人家,反倒是用力过猛自己摔倒了。人家哥俩趁势把我摁住,把土面子往我头发里面揉啊揉,我连哭带喊,但一点反抗的力气都没有。小玲在一旁看我被打,也吓得大哭,她一边哭一边吓唬他们:“你们欺负我哥,看我回学校老师告你们去!”你还真别说,小玲这么一喊,那俩小子还真害怕了,放开我撒腿跑了。我回到家不敢跟妈妈说考试挨打的事,撒谎说是学校搞卫生给弄成这样的。

  一晃一年级就要结束了,临近考试的前几天,田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很严肃的问我:“想升级吗?”我低着头摆弄着手指头不吭声。老师又问:“还想考零蛋吗?”我仍然不吭声继续摆弄手指头。老师用他的手打了我手一下,没好气的说:“你哑巴了,瞎摆弄啥呀?”一下把我惹急了,大声喊道:“季姝玲不让我抄,要不然我都能考100分,你信不?”给老师整的是哭笑不得,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只顾来回摇晃着脑袋。又过了一会儿才语重心长对我说:“赵欣啊,学习要靠自己,不能依靠抄别人的呀!抄别人的能是你的真实成绩吗?”

  在后来日子里,田老师又多次找我去他办公室,除了批评教育之外,更多的还是单独给我辅导算数。在老师的帮助下,作业答对的题越来越多,考试零蛋的次数越来越少,最主要的是没沦为一年级蹲级“小豆包”。

  后来田老师跟另外两个老师说:“赵欣那小子其实并不笨,就是贪玩,有时候还犯浑!”

  我刚上二年级田老师就被调走了,来个姓蔡的老师教我们算数课。

  这个蔡老师最大的特征就是脑袋长的大,大脑袋上还没有几根头发,我们叫他“大头菜”。刚开始的时候我不喜欢蔡老师,倒不是因为他脑袋大,而是课堂上他总是盯着我,不是提问就是让我去黑板上做题。我连叠飞机摆弄扑克的时间都没有。

  也别怪“大头菜”盯着我,自从田老师调走以后,我的算数成绩是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了。上课小动作不断,说话、看小人书、画小人等老毛病又犯了。最糟糕的是不完成家庭作业,即便是完成了也是错了改,改了再错,作业本经常被橡皮蹦出大窟窿,可等作业发回来一看,做错的题比对的多,“?”号比“?”号多。

  蔡老师刚来我拿他好欺负,以为他整天摇晃个大脑袋笑嘻嘻的没啥脾气,可没想到他脾气比脑袋还大比一般人长的大,课堂上不错眼珠地盯着我不算,对违反纪律犯错的同学有很多办法惩治。最厉害的一招就是揪耳朵。

  有一天课堂上蔡老师又要提问题了,我一听他拉长声就知道要干啥,我急忙低下头藏在桌子下边。可我藏也没用,就听蔡老师还是喊我名字,我使劲闭着眼睛假装听不见,小玲用脚踢我一下说:“老师叫你呢,快别藏了。”我小声说:“别说话,我看不见他,他就看不见我。”这时候教室里鸦雀无声一点动静都没有,连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我觉得奇怪就问小玲:“咋没声了?‘大头菜’干啥呢?”可小玲也没吱声。脸上的表情还怪怪的。我悄悄把头抬起来,偷眼往前看,可前边没人,猛一回头,原来老师就站在我身后,我和小玲说的话他全听见了。吓得我缩了下脖子急忙用手把耳朵捂住,嘴上还“哎吆哎吆,轻点轻点”的叫个不停,惹来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老师也笑着说:“你捂着耳朵喊啥呀?”我仍然捂着耳朵回答:“我害怕被揪耳朵。”老师说:“我揪你耳朵了吗?”我四下看看说:“你没揪那我耳朵咋生疼呢?”小玲说:“不是老师,是你自己揪的。”我这才明白敢情人家老师根本没揪我耳朵,耳朵疼是我自己揪的,所以同学们才会大笑。我满脸通红的看着老师,刚想说句道歉的话,可此时听老师说话,他问:“告诉我大头菜是谁?谁是大头菜?”我一听“嘿嘿”的笑个不停,但不敢告诉他,可是老师仍然逼问:“告诉我大头菜是谁?”我一看不说不行了就支支吾吾的说:“这可是你逼着我说的呀,他这个——这个大头菜是谁,反正不是我,是谁吗?其实大伙都知道,可能就你一个人不知道哈哈。”又引来一阵大笑。这回老师来气了,他突然用手揪住我耳朵,厉声说道:“给老师起外号必须严惩,知道吗?”我连忙承认错误,因为我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就连声说:“知道了,知道了,老师我错了,以后再也不敢叫你大头菜了。”老师被我的话给气笑了,放开我耳朵用手摸一下自己的大脑袋说:“我这脑袋也真是不小哈哈。”

  田老师和蔡老师,都是我和小玲的启蒙老师。他们在那个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特殊年代,坚持教书育人,遵从职业操守,为家乡孩子们最后走出大山贡献了自己一份力量,永远成为了家乡人民前进征途上闪光的铺路石!

  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小学校早已化作尘埃随风而去,三间茅草屋也已被生活的泡沫冲刷的无声无息。所有的坚硬不是石头,比石头更坚硬而是人的心灵,是心灵深处的的记忆,存储在我们大脑里的记忆分子虽然也有可能随着原子的减少有挥发,但还不至于一夜殆尽。更何况我们当年从那间教室里走出来的人们,如今还活生生着,虽然裤子穿的不是很挺拔了,但记性还在,热爱还在。

  如今,我和小玲都已一甲子,在通讯技术无限蒸腾今天,我和小玲的声音经常在空中相遇,引发共鸣。思想被电波搀扶着送回到那个小学校,而此时也是我们最纠结、最情感的时候。小玲常常问我:“哥,还会玩丢手绢的游戏吗?”

  村上小学,我们学习长路的起点!茅草屋,我们成功征途上的摇蓝。

  我和小玲两个人的故事也从那里开始。

  肩并肩走进大乌兰

  一至三年级小初生活很快结束了。我们要走出村庄,到五里地以外的另一所学校——大乌兰学校去继续读书。离别那天,没有合影,没有拥抱,更没有告别仪式,唯有依依不舍和转身离开。

  在20世纪60年代一个春天的早晨,我们迎着朝阳带着父母的希望,满怀信心地出发了。

  小玲我们两家距离大乌兰学校差不多远。开学那天早上,我们俩按之前的约定相遇在学校大门前,随后肩并肩走进学校,走进教室,走进那个五彩缤纷的梦想世界。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钢”的大环境下,文化教育阵地遭受严重排挤,大乌兰学校作为与新中国同年岁的开国学校也曾经历了差点被取缔的危险,保留下来的学校较比建校初期占地面积、房屋教室都少了许多。但是,在我和小玲的眼里却一点都不小,甚至就是因为学校太大让我俩差点认为走错了地方。

  开学第一天,我背着妈妈给缝制的新书包穿着新鞋,踏上了村里通往大乌兰学校的马车道。一路上我兴致勃勃歌声不断,犹如刚跳出窝巢的小鸟,不停的抖动羽毛,叽叽喳喳鸣叫;更像是刚刚跃升地面的井蛙,高兴的手舞足蹈,蹦蹦跳跳。

  走过一段平道又翻过一道土梁,大乌兰的繁华隐约可见,又趟过一条小河,学校图景如海市蜃楼一般在前方闪现。我拎着鞋光着脚板继续前行,与学校距离一点点缩短,可距离越短我越不敢相信,因为距离越短学校越大,我都怀疑是走错了地方。直到我看见学校门口的校牌才相信没走错地方,是大乌兰学校

  当和小玲见面说起此事时,小玲说与我有同感,也没想到学校会那么大。

  下课了,学校大院子里到处都是人,光老师都比村上小学的学生多。我和小玲并肩站在院落一角,看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在我们跟前晃来晃去。那一刻,我们俩都不像是学生,仿佛行走的过客途径一处生地,眼生的厉害,新鲜的很。我环视四周指给小玲看:

  ——你看,那房子多高?

  ——你看,这院子多宽?

  ——你再往后看,那是大商店!

  ——还有这儿,还有那儿……

  山沟沟走出的土孩子没见过大世面,眼前突然的繁华似锦让我难免眼花缭乱,看啥都新鲜。我如同一处景点的导游一般在游客面前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而小玲的眼球被我手指牵着也不停的转来转去。

  此时,篮球场上一场比赛已经拉开,几个高年级男生为争夺皮球跑来跑去,大呼小叫。突然,篮球凌空飞出场地,带着风声朝我们站着的地方迎面而来,直落我的脚下。我弯腰拾起篮球,抚摸后瞬间用力扔回场地。小玲看篮球长的那么大,就说:“哥你说,这皮球咋长这么大呀?都赶上牛脑袋大了?还有这场院也够大,这得打多少粮食呀?”

  别怪小玲这么问,之前我们玩的皮球也就牛眼睛那么大,用手拍着玩。刚才突然看见那么大的皮球还是头一回。

  还有学校这个大院子。她是把操场当成秋天收粮食的场院了(场院:中国东北方言,秋天农民用来堆放和碾压带秸秆的农作物如高粱、谷物、豆类的场地。当地人把粮食和秸秆分离过程叫打场,用来打场的地方叫场院)。

  其实不单小玲不懂,我也一样没看过篮球和操场,一样把操场当成打场的场院了。因为,我们村上小学门前的操场就是场院,小学校有自己的校田地,每年秋天打场我们还参与其中。秋天是场院,平时作操场。

  现在听小玲问我,我不说不懂,装作啥都知道的样子,我先拔了拔身板倒背着手,仰着脸看天,然后拉着长音说:“那当然了,要不咋说是大乌兰呢,不大能叫大乌兰吗?”现在想起来当时有多么可笑啊!

  学校的新鲜地方太多,一下子也看不完就想先不看了。我和小玲刚要转身回教室,可我突然看见离学校不远的东北角有袅袅黑烟升起,这又吸引了我,心中想:“干啥冒那么大烟呢?不会是失火了吧?”但此时上课时间到了,“叮叮当当”的钟声不容我多想,我满腹狐疑地走回教室。

  整个一上午,每节下课我都不停地朝地方一眼一眼的看,而黑烟也在不停的冒不大还不小。我猜不透究竟为啥冒烟,但绝不是失火。

  中午午休,我顾不上吃饭,顾不上告诉小玲,一路小跑朝那个方向奔去,想看看究竟是个什么玩意。

  半个多小时以后,我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小玲看我脸色不好就问:“哥,你咋啦?是不是生病了呀?”我摇摇头不说话。小玲又说:“中午你没吃饭,准是饿的,快吃饭吧。”我还是摇头不说话。小玲被气的大声说:“连句话也不说,没人管你了。”说着就要走,我急忙小声说:“太狠,太残忍了!”小玲回过头来问:“你说啥呢哥?我那儿狠啦?”她那是误会我了,以为我是在说她狠,我就用手指着冒烟的方向说:“没说你,我是说那地方人真狠。”小玲被我没头没脑的话弄糊涂了,一头雾水的走了。

  晚上放学回家问妈妈才知道,我去的地方原来是铁匠铺,看到的一幕是给马挂掌(给马挂掌,就是把铁质的马掌用铁钉,钉在马蹄子上)。妈妈最后告诉我:“给马挂掌,必须先用烙铁烙马蹄子,然后用刀割去马蹄上多余的部分,不烙的话,刀割不动的。”我说:“那马该有多疼啊?那些人太狠了。”妈妈笑着说:“马不会疼,因为割掉的都是多余的部分,好像给人剪手指甲脚指甲一样,”我恍然大悟。

  后来我进一步懂得,给马挂掌,犹如给人穿鞋,马蹄上没有铁掌好比人光脚丫子走路一样。我也是从那年才有鞋穿的,之前在村上小学念书都光着脚没有鞋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和那匹马一起穿的鞋子,一起穿着鞋走路的。

  这件事让我认识了铁匠铺,懂得了给马挂掌犹如给人穿鞋的深刻内涵。不仅如此,后来,当我与小玲“关系紧张”时,还帮了我很大的忙。

  六年级刚开学,我当班长了。班长最大的“权力”就是每天早上要对全班同学交给学校的青草或干粪进行评估记录,以此作为是否完成任务的依据。

  那时候学生上学不像现在这样只背书包,要书包粪篓一起背。镰刀铁锹不离手。冬天捡粪,夏天割草。

  后来我参加工作当老师以后,回忆起那段日子,曾经编过一首顺口溜:

  冬天背粪筐,

  铁铣肩上扛。

  镰刀不离手,

  毕业是文盲。

  当班长以后,我表现更为积极了,每天挺早就来到学校,除了扫地搞卫生之外,还有就是行使班长评估记录的“权力”了。

  大概是六年级下学期的一天早晨,我和往常一样对每一位同学带的青草认真计数。临近上课的时候小玲夹着一小捆青草来了。当时学校规定每人每天青草的任务是男生20斤,女生15斤,完不成任务的要通报批评。小玲那天带的青草连10斤都不到,她害怕被通报就跟我说给她多写点,写15斤,那样她就完成任务了。听她那么说我犹豫了一下,可正在这时我看老师夹着书朝这边来了,于是我就说:“多写可不行,要是让老师知道我就得挨整。”小玲一听不高兴了,噘着嘴说:“不行拉到,”说着一甩袖子气气呼呼进教室了。

  结果是,我秉公执法受到老师表扬;小玲由于没完成任务,被通报批评。

  于是,她就把气撒到我身上。

  每天放学我们都一起走,可那天她没等我自己先走了。我在后边废了好大劲才追上她。但是她不理我,头也不回的朝前走。接下来几天都是如此。当中我想了很多法子逗她开心,可最后都无济于事。正当我苦于无计可施时,一个念想涌上心头,那就是小玲爱吃糖。当时就想何不买糖球送给她呢?可转念一想,买糖球是要花钱的,上哪儿弄点钱呢?我又一次陷入了深深地痛苦之中。

  可常言说的好,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我冥思苦想了好几天仍然没想出办法时,一个发现让难题迎刃而解。

  那是一天早晨,我和每天一样很早到校,当我刚要走进学校大门时,抬头一看,又看见从那个铁匠铺烟囱冒出的滚滚黑烟。那黑烟在晴空万里的早晨非常显眼。蓦的,一个捡铁赚钱买糖的方案油然而生。

  自从我发现那个铁匠铺以后,午休的时候经常到那地方去。在看热闹的同时还看到过很多新鲜的事,其中就包括有人捡废旧的马掌和马掌钉,甚至连割掉的马蹄甲都一起捡走,拿到收购站去换成钱。当时由于不知道废铁还能卖钱,即便是知道也不敢去捡。现在遇到困难了,我顾忌不了那么多,我要放手一搏了。

  当天中午刚下课,我又是顾不上吃饭直奔铁匠铺。说来也真巧,我去的时候正值中午,院子里一个人没有,屋子里好像有人在喝酒,不时有行酒猜令的声音传出。木桩上拴着两匹马都是刚刚才挂完掌,在两匹马的周围,废旧马掌、钉子、和马蹄脚撒落一地。我一看那宝别提有多高兴了,立刻捡了起来。因为害怕屋里人出来看着,我专挑大个的马掌和马蹄脚这些值钱的先捡,马掌钉啥的小玩意都顾不上。不一会功夫就捡了很多,我看差不多了,要是功夫长了让人家当成小偷给抓着可就糟糕了。想到这我急忙脱掉上衣,把那些宝贝用衣服包裹起来抱着就往收购站跑。

  结果,换了两块多钱,我用那些钱不仅买了糖球,还买了本和铅笔。

  从去铁匠铺捡马掌卖马掌到最后买糖球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简直堪称完美;从心生捡铁换钱买糖球的念想到到变为现实整个计划一挥而就,简直堪称绝笔。

  我兜里揣着糖球,整个下午我都坐立不安,就盼着早点把糖球给小玲。我盼啊盼!终于放学了,我早早去学校大门外等着,不一会儿她出来了,我怕她仍然不理我,怕给她糖不要就使了个心眼,我先把糖球用纸包好撒谎说:“这是我妈送给你们家的东西,让你带回去。”说着把纸包递到她手上,小玲接过纸包在手上掂量下说:“这是啥呀?咋还滴流圆呢?”我赶紧说:“不知道啊,要不打开看看?。”就看小玲小心翼翼打开纸包一看是糖球,顿时明白是咋回事了,嘴角明显上扬,但她仍然不露声色的说:“拿回去吧,我不要你的糖。”说着就把糖往我手里塞。我急忙用手往前一推情绪激动着说:“小玲,这是我给你买的,希望你能原谅我。”小玲听我说话有点变声眼圈也有些发红就“噗呲”一声笑着说:“看你,还男子汉呢,咋还哭了呢?”我一挥袖子抹了下眼泪大声说:“谁哭了,我才没哭呢!”

  一块云彩终于散了,从此,我们又和从前一样肩并肩走在那通往求知的乡村小路上。

  这件小事说明,做任何事情必须先动脑,然后就是下决心去做。正所谓: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做到做不到试试才知道。更有诗说:

  谁说山高把路挡/看我愚公把山杠/谁欲青天摘明月/看我飞天揽月亮。世上本来无难事/只怕人心自不强/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样。

  我家和小玲的家分别住在两个不同的村子,村与村之间和村与大乌兰学校之间的距离相等,呈等边三角形。距离学校500米的地方有一条小河,叫大乌兰河。小河是我和小玲每天上学见面和放学分开走的地点。小玲她们村子念书的孩子不多,而女孩子念书的就更少了。所以她放学与我在小河边分开后,大多是一个人走。夏天还好,可冬天天短,天黑的早,我知道小玲害怕天黑就常常送她一段。我必须绕道走,送她走过一个叫“瓦盆窰”的地方才与她分手,她继续直行,我绕道回家。

  瓦盆窑——村上一个小地方。早些年烧制瓦盆瓦罐而得名。建国后没再有人经营已成为废墟,断壁残垣,破烂不堪,再加上此地离村子较远,村里的老人们又添油加醋讲一些吓人的瓦盆窑传言。别说小玲她们那些孩子,就连大人们晚上路过那里都毛骨悚然。

  但是,瓦盆窑是小玲上学放学的必由之路,这让她苦不堪言。不过小玲很刚强,我每次问她怕不怕瓦盆窑?她都满不在乎的回答说不怕。

  记得是六年级那年冬天的一个雪天,晚上放学,我和小玲又来到小河边,由于冰面有雪,走冰时她突然脚下一滑,身子一侧歪摔倒在冰面上,我急忙跑过去抓住她的双手将她拉起来。刹那间好像触电一般瞬间撒手,我们都红着脸尴尬的傻笑,半天没说话。最后还是小玲打破尴尬,她看着我说:“哥,今天你送我回家行吗?我很害怕。”我没说话,只是使劲点了点头。

  那是我们来到大乌兰告别童年以后,两个少男少女头一回拉手,拉手的瞬间我感觉她的手像棉花一样柔,像柳絮一样软。

  啊!原来少女的手,是那样的温柔,那样的不可思议!那样的……

  到家了,对于我的到来全家人表现的非常热情,小玲更是以小主人的姿态招待我。吃饭的时候,小玲给我盛满满一大碗小米干饭,还说:“哥,你多吃,吃饱了啊!”

  由于两家是亲戚,我很小的时候跟随母亲去过她家也吃过饭,所以也不陌生不再客气就大口大口的吃。我很快吃完了,可我没看见小玲吃饭就问大姐(小玲的大姐,我也叫大姐):“小玲呢?咋没看她吃饭呢?”大姐回答:“小玲嫌米饭太热,说她先不饿,过会再吃。”我信以为真。

  吃完饭我去西屋找小玲,发现她正趴在桌子上写作业,嘴上还吃着什么东西。我悄悄走到她跟前一看,赶情小玲正在啃冻豆包。我就问她:“你不吃饭啃豆包干啥?”

  小玲笑着说:“我不爱吃小米饭,就爱吃这个。”说着,又使劲咬一口。我仍然信以为真。

  后来才知道,那是她为了让我吃饱而编的瞎话。

  那时候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的紧紧巴巴,口粮都不够吃,小玲一家十多口人每顿只有一瓦盆米饭,大人们每人能吃到两碗,像小玲她们那些孩子每人也就一碗,我吃一大碗等于吃了两个人的饭,她不啃冻豆包吃啥呀!

  现在想起来,小玲当时才十五六岁少年,却能做出如此让人为之感动的事情,实在罕见。从这个意义来说,要说小玲的手棉柔细软的话,那么,她那颗少女心比她的手更柔、更软!

  当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和小玲,还有小玲的弟弟妹妹们五六个,坐在火炕上听小玲她大姐讲“瞎话”(胡乱编造的一些鬼神之类吓唬人的小故事,当地人称之为瞎话)。

  大姐讲瞎话可真是一绝,她编的瞎话,你不听还想听,听了还害怕;越听越好听,越好听越害怕。听完了非把人吓个“半死”不行。

  那天晚上我就差点被大姐的瞎话吓“死”。

  当时我们大伙裹着一床被子脚对脚坐着,把大姐围在中间,大姐直挺挺坐着紧闭双眼绘声绘色的讲,讲到关键的地方她会突然把眼睛睁开,用吓人的口气低低的声音指着门口说:“快看,老虎妈子来啦!”我们会立即扯起被子蒙上脑袋,浑身跟筛糠似的哆哆嗦嗦抖个不停,至于有没有“老虎妈”进来谁都不敢看。要说用被子蒙脑袋是为了躲避“老虎妈”,倒不如说是在被窝里头撞脑袋。想想看,五六个人同时扯着被子往里钻,结果会怎样?脑袋撞得咚咚响不说,被子也被扔到一边,根本没有被窝根本蒙不住脑袋。抬头看时,一个个跟小龙虾似的首尾对接着面面相觑。

  我被吓得大气不敢喘,战战兢兢下地想出去解手,但我没敢,可不出去还不行。最后,还是在小玲的弟弟陪伴下才敢出去。

  事情虽然过去那么多年了,可我仍然记忆犹新,仿佛昨天发生的一般。

  三十多年后的一天,在小玲的母亲80寿辰庆典上,我与大姐说起此事,60多的大姐开我玩笑说:“当时你吓得差点尿裤子,哈哈!”

  七十年代初期,中国教育一股暖流随风而至,让我和小玲及其千千万万应届毕业生们感受到了教育春天里的短暂时光。

  1973年,国家教育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教育方针的改变,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不再提倡单独强调劳动和反对交白卷。紧接着是改变入学时间,新生由每年春季开学改为秋季开学。开学时间的改变,让我们本应该那年冬天放寒假就小学毕业,而延长到第二年的暑假。等于是七年级我们读了一年半的时间。

  那年秋季开学第一天,当我走进学校大门的瞬间,校园的变化让我差点都没认出来,简直是旧貌换新颜。“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宣传标语换成了“提高教学质量,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操场上的粪堆、草垛不见了,篮球场地恢复了之前的容颜;各班级教室门窗焕然一新,玻璃齐全……

  紧接着,黑板报、橱窗也成为了表扬优秀作文、好人好事的宣传阵地。整个学校,从老师到学生都沉浸在“教育回潮”带来的温暖季风里,校园到处洋溢着提高学习成绩的知识气息。

  开学的第二周,学校开展作文竞赛,评选优秀作文在校园板报、宣传栏上展览,还要给获胜者颁奖。

  我们班主任是一名才华横溢的语文老师,我们班的语文成绩在同年部始终名列前茅。这样的教学活动已经很长时间不让搞了,现在学校提出这样的号召他怎能不积极响应呢?

  “必须拿第一,必须获奖。”

  这是老师在办公室给我和学习委员下的“死”命令。

  老师交给的任务必须无条件接受,但对于是否能拿第一是否能获奖我没把握,心里没底,从领到“命令”直到放学,整整一天我都心事重重,好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其实,要论写作文写发言稿,我在班上也算前几名学生,但还有比我写的更好的,小玲就是其中一个,她的作文水平一直都在我之上,是同学们公认的“小作家”。我在老师面前有意推举她参赛,可老师学校有要求,就是各个班级班长和学委必须带头参赛。没办法,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应战了。

  要想拿第一,必须是文章水平和朗读能力两样都得过硬才行,我的朗读能力在全校可是一流的,每次学校开大会都是我打头阵。可我对写发言稿有些担心,于是我就想得到小玲的帮助。

  放学路上,我把想法说出来,她开始很谦虚,含糊其辞的敷衍我,架不住我一再央求最后她答应帮我写。她故意摆出豪爽的样子,甩开双手迈着大步朝前走,背上的书包一摆一摆,只听她高声说:“不就是破发言稿吗?有啥难的,我帮你,不过……”话说到一半她突然打住不说啦,还挺住脚步回头看我。

  我大声追问:“快说,不过什么呀?”

  她跟没听见似的,就那么站着看我。我走到她跟前,故意用手在她眼前上下晃动几下逗她说:“你这是咋啦呀,中黄鼠狼了呀?”这下小玲不干了,抡起书包打我,我吓得赶紧跑,小玲就在后边追,眼看就要追上我了,可小玲突然被石头绊倒了,坐在地上“哎吆哎吆”叫着喊着。我急忙跑过去把她拽起来。小玲气的一甩手说:“都怨你,瞎跑啥呀?”

  我如同做错事的小屁孩憨头憨脑的连声承认错误,一个劲给她道歉。我心里话:“这下完了,帮我写作文的事看来也要泡汤了!”

  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小玲不仅没生气,还帮助我修改发言稿,最终我顺利完成了任务。在全校朗读大会上,我不负众望,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人逢喜事精神爽。获奖那天放学路上,我高兴的手舞足蹈,还一遍遍把奖状掏出来看,我怕小玲嫉妒也一遍遍说着感谢小玲的话。当小玲问到怎样感谢她时,我却一时语塞,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正在我冥思苦想的时候,就听她调皮的说:“哥,我有个办法,就是把奖状撕开,给我一半。”我听了后有点为难,但是嘴上还是满口答应,说:“行啊,本来奖状就有你一半呀!”

  说着,我还真把奖状又给书包里掏出来了,假装着要撕开。小玲急忙过来抓住我的手制止。那是我们来到少年时代的第二次握手,而且比第一次“冰上”握手的时间长很多,热度高很多。手也变得更柔更软。

  一群麻雀从我们头顶上飞过落在不远的榆树上喳喳叫个不停,好像在偷看我们握手;说着我们的闲话。一抹夕阳斜射小玲的脸上泛着红云,让她的俊脸更加好看。

  我们知道天快黑了,选择慢慢撒手。可接下来小玲的表现真的是让我终生难忘。

  抢奖状让我和小玲二次握手,那时刻我们彼此心跳加快,因为,我们必然长大了,虽然是同学,但少男少女亲密接触还是满脸羞红。放手后,我们半天没找到合适的话说,小玲更是低着头仿佛心事重重。突然,她抬起头看着我哈哈大笑,把书包往我怀里一塞大声说:“奖状不要了,帮我背着书包,就算是对我的感谢吧!”随后她“咯咯”笑着空着双手舞蹈,身子转着圈走,脚步轻盈,身影随风舞动。现在想想当时的小玲简直像雾像雨又像风。青春少女的心境真是难以琢磨,刚才还满面羞红低头不语,眨眼间就开怀大笑翩翩起舞了。我站在那憨头憨脑的怔怔看着。如今想起她当时:

  ——那身影!

  ——那面容!

  ——那笑声!

  ——那心情!

  真可谓——身姿矫捷轻如飞燕/容颜姣好貌似天仙/笑声盈盈脆若黄鹂/心情纯净晴如蓝天。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她能把红极一时的辉煌碾碎,也能把一切曾经发生的成功和失败、高兴与悲伤等等印在轮痕上。

  时间来到1974年7月,我们小学毕业了。在毕业主题班会上,我代表全体毕业生发言:

  ——感谢校园对幼苗的精心培养!

  ——感恩园丁对幼苗的辛勤浇灌!

  ——感念母校教我们起飞,感动着我们带着大乌兰学校的感动骄傲着跨入中学时代!

  ● 【心连心把初中读完】

  我和小玲的初中学业是在马友营学校完成的,当时虽然不在一个班里学习,但由于我上学的时要从她家门前经过,我们经常一起上下学,所以,与小玲的友谊,不仅没有清淡,相反还越加浓厚。

  从小学到中学,一路上经过村上小学、大乌兰学校和马友营初中,三个学校都是我和小玲的母校,都一样为我们飞翔的翅膀丰满羽毛。三个学校都一样重要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要非得做个比较的话,也只是建筑规模大小和学生人数多少之分。如果把三个学校比喻成一件器皿的话,那么:

  村上小学是——坯,成型了但是很粗糙胚器。

  大乌兰学校是——陶,经过烧制后比较圆润的陶器

  而马友营中学则是——瓷,高炉高温后涂着彩釉的精美瓷器。

  马友营蒙古族自治乡是北票市东部的一个重镇,地理上与义县和阜新相邻,国道101线和305线在那里交汇。

  离乡政府所在地不远的马友营中学,有着与马友营乡同年岁的历史。学校随着时代变迁几度更名,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叫“马友营公社“五。七”大学。”后来才改成现在的名字——北票市马友营初级中学。我和小玲就是在“五.七”大学的时候走进学校的。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读的都不是初中而是大学。

  1974年8月下旬,我和小玲上中学了。

  我们村里人去马友营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直行走小路,从村上出发一直向西,走十多里山路上国道305线;另一条是绕行走大路,向北绕到大乌兰上国道101线再向西走十多里公路行。走大路比走小路差不多要远一倍的里程。绕道好比走弓背;直行好比走弓弦。

  我在马友营读书两年多,头一年上学就步行走小路。第二年有自行车了才绕道走大路了。

  小路虽然里程近,但道路崎岖,路面凸凹不平,路边杂草丛生,平时路面干燥还行,要是赶上下雨下雪天,路面湿滑,小路就更难走了。小道窄而弯曲,标准的羊肠小道,在阳光照射下犹如一条卧于山间的巨蟒蜿蜒着伸向天边!再加上辽西特殊的地形地貌,山连着山,岭连着岭,跌宕起伏,连绵不断。要去的地方明明就在山那边,可有山挡着看不见就感觉很远很远,容易让人产生翻山越岭的很累不说,比走大路也近不了多少的错觉,所以,走小路的人不是很多。

  当时我十六七岁青春年少,虽然体格单薄但身体健康,不怕累,不怕爬山,所以我选择走小路,当时我是宁可近走一步坎也不绕道十步远。

  走路要翻过两座山躺过一条河,中间还要路过小玲她们家西边的两山之间是一条长长的夹沟,再步入305国道,最后才到学校

  小玲的家就在那夹沟的一侧,小路从她家门前经过。

  开学那天,在我走进她们村子时,大老远就看见她正在门前等我。她上身穿一件粉底白花的衬衫,蓝裤子。发型仍然是两条马尾辫,只是今天辫子上多了红头绳。在阵阵清风吹拂下,红头绳随风而动,非常显眼,非常漂亮!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小玲背着书包站在家门前的柳树下,站在晨风里,犹如清纯洁净的水姑娘一般在碧波荡漾的湖边,亭亭玉立,梳妆打扮。更像一朵山间马兰幽香吐蕊,含苞待放着迎接白天。

  要到她跟前时,我紧走几步以示着急。小玲见到我高兴的说:“哥,我还以为你不打这儿走了呢?”我半开玩笑问:“哈哈,你是不是一个人不敢走呀?”她白楞我一眼说:“看谁不敢走,哼!”说着,转身迈开大步就走,我在后面喊着追着,追着喊着,一前一后向前边的夹沟走去。

  夹沟如同长长的走廊,路面湿滑,阳光暗淡,我当时感到心情很不好,有种压抑的感觉;当我们走出沟头刚来到沟外眼前顿时一亮,心情也豁然开朗。

  沟外一条小河横在眼前,小河过去不远就是305国道,再往远处看,马友营的医院、商店、学校都清晰可见了。小河流水哗哗淌着,但河水不深,脚踩着石头就可以过河。我想在小玲面前显示就上前一步抢先过河,结果,河是过去了,而且过河的速度还很快,可其中有块石头一动我脚下一滑,一只脚落入水中,没办法,我只好脱了鞋用手拎着光着脚走。走过河滩上了公路,眼看要到学校了,小玲就提醒我快点把鞋穿上,就听她说:“快点穿上吧,光脚丫子新同学看了多难为情呀!”我不言语,不在乎,光着脚继续往前紧走。小玲一看急眼了,猛跑几步来到我面前,把鞋夺过去往地上一摔说;“快点把鞋穿上。”在她强制命令下,我如同温顺听话的小羊乖乖的把鞋穿上,不再顾及鞋的湿还是干。她立即笑了,玩笑着说:“没准还兴许让你当班长呢?哪有光着脚的班长呀?”我也笑着说:“不是有赤脚医生吗,我就当一回赤脚班长哈哈!”

  说起当班长这事,还真打小玲的话来了,从升入初中到初中毕业我一直都是班长。从当班长引出的话题也一个接一个。

  八年级一共四个班,小玲被分到二班,我被分到三班,从这时起我们俩结束了自上学以来始终在一个班里学习的历史。

  我的班主任是教语文的张老师,一个说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老学究,50多岁头发稀疏,整天苦拉着脸不苟言笑,满嘴之乎者也。给人知识渊博深不可测的感觉。开学第三天上,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让我当班长想征求下我的意见,我刚要说句谦让推诿的话以表示我的谦虚,可当我看见他办公桌上的讲棍和他那张比苦瓜还要苦十分的面孔时,张开的嘴又合上了。联想到老师可能就是在那条木棍敲打下成才的,脸也是从那时才变苦的。我还敢说什么呢?立即答应愿意当班长。这件事对我影响很深,在班长的路上从张老师那里学到很多知识。例如班长要任劳任怨,不能怨气冲天;班长要品学兼优, 不能吊儿郎当;班长要有集体荣誉,不能只顾自己。

  ……

  后来,我师范大学毕业被分到中学当老师,也学张老师当年要求我那样要求我的班长。与之不同的是我手里没有讲棍,也没有张老师的脸苦。

  鲜花感恩雨露,苍鹰感恩长空,高山感恩大地,感恩敬爱的老师老师的爱如娟娟细流滋润每个学生的心田,永远永远……

  中国教育春真正到来应该是1976年,随着“文革”结束和“四人帮”被粉碎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其实在之前的1975年,有关教育要回归正轨的迹象已经显露端倪,不断有恢复高考的风声传来,当得到下年要复初升高的消息以后,学校立刻做出反应,那年秋天刚开学,就把九年级分成“快慢”班,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我和小玲都顺利进入了“尖子班”。可后来我执意不当班长态度让老师很生气,老师多次找我谈话,最后我终于没答应,不仅如此,还赌气离开了“尖子班”去了另外的普通班,为此老师非常负责任的找到我父母说明厉害。他对我母亲说:“实在不想当班长也可以,但不要选择离开呀!否则将来是要后悔的。”我知道老师说的是好话,也知道将来可能会后悔,可最终留下的信心还是没能战胜离开的决心,去了别的班级。在后来不到一年学习生活里,我以此为动力,下决心考上高中。最后我做到了,我用《高中录取通知书》证明我的实力。可要说的是,离开“尖子班”来到普通班,我仍然没有甩掉班长的“差事”。

  现在想想这件事,当时是多么的幼稚和倔强,任性的让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更忽视了老师对自己的关心与关怀。

  那天放学路上,小玲都闷闷不乐,对于我的选择她非常不理解。当我们走到他们家门口时,她赌气没再让我进屋。自从那件事以后,我和小玲一块走着上学越来越少,最后干脆彻底“分道扬镳”了。要说明的是,分开走并不是分班的事给闹的,但又与那件事有关,还有就是那时候我已经有自行车了,可以蹬自行车走大路上学。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是自行车王国,是自行的时代,自行车在当时真的是风靡一时,胯下能有台自行车是很多年轻人都梦寐以求的事。

  初中将要毕业的一天放学,我和小玲又同走了一回小路。出校门就是公路,我和小玲同乘一台自行车,本想一帆风顺,可由于我的驾车技能太差,双双摔倒都差不多点。之后我们干脆还是步行。一路畅想着未来高中的路。不知不觉又来到那条小河边,清亮的河水依然“哗哗”流淌着,仿佛美丽的姑娘那样漂亮,温文尔雅,美丽端庄。我突然看水面好像一面镜子,水镜里的小玲简直就是水姑娘。我们唱啊!跳啊!脚踩石头过河,拉手推车上岸。

  那是我们在初中路上的最后同行,心连心把初中读完!

  《齐头并进长皋》

  长皋高中,北票八所农村高中的一所,生源来自河东(河是指牤牛河,北票市东部一条主要河流。))四个公社的农村孩子。始建于建国初期,闹“文革”学校曾一度停办。1977年恢复招生。学校地处偏僻农村,又是刚刚恢复,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

  我分到十年四班,小玲是二班。开学不久天就变冷了,教室的冷还可以承受,好歹还是白天,还有太阳陪伴;可到了晚上,宿舍里的冷最难熬,半夜想喝水,水杯里是冰块,再说就连水杯也被冻住,根本拿不下来;第二天早上,要去校外西边的小河边去洗脸,刷牙要等中午或是晚上,要靠太阳把牙缸牙刷里分开。

  这些困难比起吃饭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根本不算什么,最受不了的当属饿肚子,学校的伙食非常糟糕,抛开食品卫生饭菜好坏不说,单就饭量根本吃不饱,夜里肠子肚子常常闹饥荒,再叫上冷的不行。学生们经常背后哭鼻子。可是,那样的艰苦,并没有让我们放弃学习,没有动摇我们继续下去的决心。我们都想方设法克服饥饿带来的痛苦。炒面是我充饥的最好食物,没有热水,就干吃,然后用冷水送服;地瓜最好,可我很少吃到。仅有的一次还是小玲送给我的。

  那是快要放寒假的时候,小玲从家里带回来地瓜,当天我刚刚打完一场篮球比赛,满头大汗的我正在为肚子饿发愁,小玲来了。她笑盈盈的来到我身边,他让我闭上眼睛,然后把地瓜塞进我手里说:“哥,你猜这是啥?”我明知是地瓜可偏不那么说,地瓜的香味已经让我胡言

  我哭着把地瓜吃完。那是我一生吃过的最甜、最香的地瓜。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1978年寒假开学,我们高中一年级已经过去半年。也就是在那一年的春天,我人生中第一次转折也从那个春天开始。

  快要过年的时候,爸爸带回煤矿招工的消息。矿山为了照顾家庭生活困难老工人,尤其照顾农村户口的子女上矿山当工人。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能当工人是很多农村人的梦想,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当工人不仅能挣到现钱,脱离繁重农业生产劳动,还意味着个人身份的改变,户口也会从农业变为非农业。矿山工业在当时又是龙头老大,能成为矿山一员尤其荣耀,当时流行着“一铁路,二矿山,三是听诊器四是方向盘。”从顺口溜可以看出当煤矿工人该有多好。

  “简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做梦都没有想过。”爸爸说。

  那样的“千载难逢”我没认为是机会,甚至认为是灾难。因为,这个机会可能会阻断我读书的路,从此将与读书无缘。所以,我不愿意。

  年很快就过完了,当工人还是继续念书的讨论随着爸爸回矿山上班而结束,我如释重负,真害怕爸爸会把我一块带去矿山。如今看来可能很遥远。可我想错了,爸爸上班没几天,又一次返回来,而这次还带回了招工登记表让我填写。那天夜里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抉择之中。

  后半夜起风了,旋风卷起沙土拍打着窗棂,发出烦人的响动;当工人还是当学生的选择折磨着我的心灵,烦的要命。

  太阳冒红,天终于亮了,爸爸催促我快点填表,我还是拿不定主意就央求爸爸说容我再想想。爸爸有点生气了,不高兴的反问:“还有时间想吗?”我不情愿的填表。

  爸爸拿着我填写的登记表走的那一刻,我心里瓦凉瓦凉的,没有定点荣耀感。

  寒假开学的时候到了,我迈着沉重的步伐去学校,我要去和老师和同学们告别。

  那天我见到小玲的时候,她正在女生宿舍整理东西,我约她出来,当我把消息告诉她时,她先是吃惊,后是奇怪,问我:“哥,这件事你想很久了吗?为啥不早点告诉我呢?”

  我没回答,还能说什么呢?

  天阴沉沉的,要中午时还下起了雨。我在雨中与班主任马老师告别。

  我推着车子慢行,下课钟声响起但越来越远,校园的房子越来越模糊。一想到今后再不可能读书的命运,心中百感交集,泪水雨水交融。

  雨越下越大了,我要快走。当我刚越过小河这边,河水突然猛涨,流水哗哗的响动,让人害怕。我知道是下雨让河套发水了。正在我要骑车快走时,看见小玲来了,她站在雨中,站在对岸。我大声喊,让她快点回去,不知道是雨声水声淹没了我的喊声,要么就是我的喊声还不够大,总之她没动。我都骑车走了很远,再回头时,看见小玲仍然站在那一动没动。她好像知道,这一别今后再见可能很难很难。

  从此我踏上了求生之路,开始了峥嵘岁月,我和小玲天各一方。再见面时,都已经是二十年以后了。

  又过十年,在庆祝她母亲八十寿宴上,我和小玲再次相见。我得知她已经移居大城市生活。

  后来我们见面越来越多,但都是在网上空间,经常讨论的话题也都停留在学生时代,每一次交谈都是心灵碰撞,每一次聊天都把我们带回从前。我知道,我们不再年轻,今天能做的只有回忆,不可能回到从前。

  不止一人不止一次的问我写这些东西干啥?有什么用?我说我自己都不知为啥、干啥,我会反驳反问,不写不画又能干啥?又能怎样?他不再说话,我们转身离开,相背而行。走的不是一条路,自然说不到一块,正所谓志不同,道不合。

  一个老物件都值得收藏,更何况一段老事件。

  小时候妈妈打比方,她用狗伸舌头和小鸡翘脚分别比作夏天和冬天,每年在冬天来临之前,妈妈都早早备很多干柴,有人问她现在还是夏天,距离上冻还很远,那么着急备柴干什么呢?我妈就会说:“狗伸舌头你不干,等到鸡翘脚才干,那可就晚了呀!”现在想想妈妈的比方实在形象,例如我们想干什么,必须早做打算,必须说干就干。否则等到血管的血熬干不流动了,心脏也不脉动了,血凝心停还有用吗?

  活着有思想,才是硬道理。

  我对下面几句话十分欣赏

  ——父母床前一杯水,胜过坟前万堆灰。

  ——朋友落难给碗水,远比酒肉更珍贵。

  ——给远方亲人一瓶水,胜过甜言蜜语一大堆。

  ——给身边难人一滴水,胜过同情眼泪多少回。

  其实这些话与妈妈打比方都是一样道理,当权时身边朋友很多,酒山肉海,一但权力撒手,能送碗水的人才是真朋友。

  我和小玲虽然不在一个城市生活,但会经常联系,经常一起回到上学的小路上去,我和小玲就是在那上学的路上认识、长大,后来又慢慢变老。那是充满希望的路,我们会沿着那条路继续往前走,一直走,永远,永远……

  ——作者/赵景信

  2021年初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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