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的恐惧》是一本由【美】段义孚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00元，页数：2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无边的恐惧》精选点评：
●“我们知道将世事看得清楚明白透彻是有奖励的，但其代价则是可能会陷入绝望之中。不过，这正是人类的悖谬之处：拒绝为假象所安慰，也可能成为获得慰藉和力量的一个来源。”不过读到最后我也没明白，人本主义地理学和人类学的界限是否分明。或者，如果可以以偏概全的话，是否可以说前者事实上就是以空间感为引导的历史人类学？
●这书叫landscapes of fear，不是无边的恐惧，更不是心理学书籍，只是将恐惧作为landscape进行罗列和分析
●非常好的书，所谓众人心中有，众人笔下无。
●后半程渐入佳境。
●书名不如直译成恐惧的景观。
●段义孚的论述真得很有趣啊，从身体感官、社会文化和心理、道德伦理等层面来解读人的各种行为，触及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讲述孩童的恐惧、对鬼的恐惧，感觉视野再一度被打开。
●写作和翻译都挺好的 但是内容貌似有点太简单 不过 应该可以作为通俗读物
●翻译的还行，读的下去。概念是恐惧景观，后面的内容基本就是不同社会时期不同人群遭受的不同恐惧。（听起来像废话）印象深刻的是孩童和城市恐惧。
●数据太少主观性演绎过多，主题也不是很明确，偏向于泛泛而谈的社会学研究，虽然作者很努力想串联起每个篇章，却反而造成一种零碎的感觉
●人格化景观。可以跟《空间诗学》做个对照，但是对这种“冲击-反应”式的解释方式存疑。
《无边的恐惧》读后感(一)：灾难之鞭
灾难之鞭
何炳棣预测湖北在清朝267年间，旱灾92个年份，水灾190个年份；全省71个县，平均每年就有7个县发生过自然灾害，等于说，湖北十分之一地区每年都会发生不同类型的不幸事件。
当然，这还不包括流氓、民变、兵战，观1989版《襄阳县志》，更容易得到的印象是鄂西北的南阳盆地，基本是1.5年有一次水灾。即便到了今天，水患被人力工程解决，随之而来的却是几乎每隔一年的大旱。
无论是前现代社会，还是如今看似丰衣足食的现代社会，危机和隐忧都掂量着共同体内部的成员。从尼罗河到美国，人类的共同体“被迫”变得越来越强大。
少毅于渝，20150920，1458
本书作者是美籍华裔学者，是研究人文地理出身的。所以，该书的英文书名是landscapes of fear。人类学家指出，人类的恐惧感最早来自原始社会的聚落生活中，每到夜晚，由于视力不能适应黑暗而容易遭到野兽的袭击。诚如作者在书末指出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恐惧主题，也就是说，恐惧感是与时俱进的。作者虽是研究空间的，但对历时性的考察也好不逊色。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每一单元叙述中，总会关照中国方面的情况。例如，九世纪日本遣唐僧圆仁在中国乡村的游历，中途没有遇到一次强盗，令外国研究者甚为奇怪。作者把这种现象归结为皇权对基层的控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在中世纪晚期的西欧，情况就大为不同，凶杀率大大高于20世纪的情况。也许作者是华人的缘故，有关中国的部分，多持肯定态度。书中提到中世纪晚期人们对猎巫的恐慌、对鬼魂的不寒而栗。作者对信鬼提出了新的认识——人与人关系淡漠的反映。这是有别于传统认识关于只有科学发展才能消除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恐惧。
总之，作者对恐惧的研究是有限的，但人类对恐惧的感知是无边的。薄薄200多页的篇幅很难囊括人类所有的恐惧文化史，期待其他高人能有续作问世。
也许可以做这样一种理解，西方世界的政治思想总是面对着这样一种基本的处境：即将人类面临的不确定性。这儿所谈的不确定性并不是我们现代的发明，而是人类想象力带来的恐惧的产物：希腊人要面对喜怒无常的众神，基督教徒们面对着神义论问题，马基雅维利要征服命运，而这种应对的顶点是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利维坦不仅仅是要结束第一自然中的相互争斗，将这个主权国家的不确定性集中在利维坦这个第二自然上，并以其对抗大自然的威胁和其他利维坦般的存在。在这个过程之中，人们将自己认识到的脆弱掩饰起来，尽力划定一个边界，将敌人隔离在社会之外——利维坦之内是让人熟悉的和安全的，而在其之外则有各种各样恐惧景观，脱离了集体的个人将毫无悬念地被碾碎。
于此同时，人们聚集成村庄，过上农耕生活，建立起复杂的城市，树立起庞大的建筑。彰显着与伟大自然同等壮丽的存在。希望借此征服自然，摆脱对自然的恐惧。
但这种思路有自己的问题。重要的是，造成恐惧的源头并没有因为转移而消失：现实社会中充斥着危险，任何哲学的王国也都有自己崩塌的危险。人们在混乱中创造的秩序总是易变的，界限也总是在移动的。我们力图征服自然，克服自身对自然的恐惧，不过是将这些恐惧的景观通过技术或政治内化到了我们自身的社会之中——这是这本书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即大部分自然的恐惧的景观随着文明的步履转换成为了人为的恐惧的景观。整个社会的制度设计的思路是针对这我们虚构的”人性“中那些可怕的部分，我们痛恨贫穷，疯癫和疾病，着了魔似地寻求着秩序，将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区隔一个个地复制到我们自身之间。最后，我们曾经恐惧的大自然，也被囊括进入了我们的社会——我们从恐惧自然的暴虐，到恐惧自然的脆弱。相反，最一般的恐惧景观被技术手段掩盖了，不可视的它们成为了政治问题，恐惧的景观最终会成为媒体或权力的制造物——某种程度上，像贝克所说，是技术生产了他们：你不会知道这儿有辐射，除非你手持着盖革计数器。因此重要的是，谁告诉你这而存在着风险，是谁在社会之中制造着恐惧。
但是我们不可能能放弃恐惧——因为恐惧产生于我们的想象与记忆。因此它也许停留在形而上，也许体现在景观之上。封闭了它们，便意味着没有诗歌与历史。而这两者的存在，是作为人之为人的可能。以恐惧为代价，似乎也不算高昂。没有变化便不算是生命。生活的勇气，才是面对恐惧吞噬的唯一选择。”我们知道将世事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透透彻彻是有奖励的，但其代价则是可能会陷入绝望之中。不过，这正是人类的悖谬之处：拒绝为假象所安慰，也可能成为获得慰藉和力量的一个来源。“
《无边的恐惧》读后感(四)：逃避现实，躲进理想的港湾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会逃避各种自身不想看见的现实，而保持内心的理想的状态。年幼的小孩子，因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害怕黑夜，害怕黑夜中的魅动邪恶的身影，此时为了逃避这种内心的恐惧，他们会“潜入并躲在被子里”，用被子紧紧裹住自己，幻想自己逃离了魔鬼的监视。青少年虽因年纪的增长，不再害怕这虚幻世界的产物，但是却仍然有逃避的欲望——升学的压力、家庭的负担、社会的责任，是他们产生理想幻想的源头。成年人脱离魔幻进入现实世界之后，难道就不会有对生活产生丝毫的幻想吗？他们依旧也会有逃离的想法，由城市搬入城郊是一种逃离，由大城市搬入小城市是一种逃离，城市的快速的步调、紧张的生活方式、快速的消费模式，是他们想要逃离现存生活而打开另外一种生活的大门的钥匙。
逃避无处不在，它伴随着我们的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人生的旅程。它让我们在紧张的生活之外，幻想了一片理想而有生机的天地，在此种美好的幻想下，而不丧失对生活未来的向往和对生活的激情。这种逃避从某种程度来看，是有意义的。正如段义孚先生所言的那样，许多文化都是在逃避自然的威胁和不确定性的过程中产生出来。
段义孚先生也不否认现实，在段义孚的笔下也提到了另外一种人——接受现实的人。这种接受现实的人是接受自己的地位的人。这种人没有过高的人生理想，甘于落入平凡与普通的陷阱之中，接受他们作为被统治者的从属地位。这种看清现实的人，无力为自己的命运反抗，被统治者所宣扬的“理想社会”麻痹，甚至于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认为自己就该处于这样的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他们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完完全全的成为上层统治者的附庸。在书中，他以印度贱民的例子，生动地展现了这一情形。“贱民们对解放运动非常怨恨，甚至是无比感慨——对别人要引导他们离开自己的‘合法的地位’而无比愤慨。”麻木的灵魂，思考的堕落，既定的现实惨状，早已在他们思想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即对现存生活状态的适应，对自身地位的认同。
逃避现实与现实本身本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逃避现实也就是我们想要进入的理想状态，可以以理想来解释。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就是现实与理想的冲突碰撞下得以前行。
段义孚先生拿“进食”体现了这一观点。进食本身是一种动物性的行为，为了让进食的行为“去动物化”，不让进食这一行为显得如此的野蛮，于是便有了用餐礼仪的诞生。这让进食这一行为带上了文明的色彩，不显得那么的粗鲁。同时，在这一基础上，进食行为也逐渐演变催生出吃饭的社交礼仪，同时，在另外一种分支上，烹饪文化得以发展。这就是“进食”的粗鲁性的现实与渴望将“进食”去动物化的碰撞下所催生出来的饮食文化。
正是对于现实社会现状的不满，对现实的逃避，对理想的向往，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每一种文明的催生与发展，都不离开人类对与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就拿社会发展阶段来说，人类社会经历了四个阶段，从早期的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再由奴隶制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最后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每一次的变革都是人们对于现存的社会的不满，想要进入理想社会而做出的努力。在悲惨现状的鼓动下，与美好理想的感召下，人们才会拿起手中的武器，打破现实的藩篱。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每个人的灵魂中也有三种品质：理性、激情与欲望。在欲望与激情的刺激下，以及理性的辅佐之下，才使理想能够以一种人们所希望的那种状态下实现。
就拿清末晚期的三次变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为例，来体现当时人们为逃避现实，实现理想而所做出的努力。每一个变革都展现出不同阶段下人们所要具体逃避的现状。洋务运动是人们想要逃避清朝政府统治下的科学技术孱弱的现状，理想就是科学技术强盛的国家，于是便有了大力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社会运动。而戊戌变法则是看到了人们被愚昧思想的束缚，想要实现解放人们思想的理想。辛亥革命比前两者伟大的地方在于看见了社会制度的腐朽，以一种强劲的手段来实现理想中中国的模样。这三种运动都是最初都是从想要逃避中而产生出来的，这三种不同形式的“逃避”，对于当时的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十分有效。从这里看来，“逃避”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方式，而是促进社会变革的巨大利器。 这与之前人们对于逃避主义所带来的“做白日梦，妄图靠幻想靠逃避解决问题”的消极看法是不一致，但尽管逃避中会有幻想，但也正是这种幻想，才产生了人类社会独有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