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之以文，约之以礼”，中国古人就提出了生而为人，须得以礼束之。在今天，那些“礼”就变成了我们立身处世必须遵循的规则了。但同时我们国人又很重视“礼尚往来”的人情关系，于是这人情与规则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撞出些火花出来了。
司机的做法虽然违背了守时的规则，但他做了之后，大家却都支持他的做法，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适时变通，照顾了学生的难处，又不过分影响乘客，显得很有分寸，富有人情味，大受众人的欢迎，也很暖了人心。是典型的正能量，体现了对普通人的关怀，自然大受人们的点赞。
这样的例子古代就有。商鞅，一个让秦迅速强大起来的政治家。他变通的是法治，讲的是治世之道。治国不法古，应当因地适时而变，他的变法体现了跨时代的前瞻性和创新性，而且在变法的内容上极具人情性。所谓人情性，就是关乎老百姓的民生，关乎大秦的国运。虽然遭到了秦国贵族阶级的反对，在他们那里似乎不见人情。但人情这种东西显然不可能没有偏向，对大多数百姓，对国家有益，商鞅个人遭受惨刑却成就了他历史上的英名。
法则可以突破，不必铁板一块，可以适时变通，这是古今证明了。但我们回到材料来，回到我们国情的现实来，像公交车司机这种突破约定的做法是否值得商榷呢？那种随意改变规则的做法如果可以的话，那么遵守规则是不是不那么重要了呢？
显然，在今天以法治国的今天来讲，不是重要不重要的问题，而且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原则底线，那么就容易像梅菲斯特同浮士德骗取交易一样诱惑勾引上门，而且更糟糕的事是，人家至少是被知识所诱惑，而凡人大都则是因欲念驱使被私心所惑。如果只谈人情不谈法则，那么拉帮结派，贪污腐败，互相包庇，罪恶丛生，那这个国家还会有希望吗？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叔本华也认为人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许多人主张克己禁欲，而不是沉湎于欲望之海然后难于自拔，以致带来不甘与痛苦，堕落与沉沦。
由此可见，人情与法则两者缺一不可，过分强调某一面都可能带来灾难，所以儒家才提出了中庸之道。在这样的世界上，我们需要人情关怀，但时代的发展，更需要法则的约束，原则的坚守，尤其在我们中国这一个人情大于天的国度里，更不容轻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