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前排的杨继铎同学从晚自习第一节课开始注意前排潘伟民的位置，三节课下来一直空着。潘伟民是住校生，按常理是不会旷课，今天的缺课有些不正常。直到下晚自习的时候，老师没有来过教室，杨继铎也就没有跟同学讲。
初二八班是全校重点试验班，全校上晚自习课的，高中部全都要，初中部只有初二八班，因此，到下午放学后，学校就显得冷静许多。
晚上8.45分，“叮铃铃”，下晚自习的铃声响了，同学们“乒乒乓乓”翻动着抽屉，班长站起来问：“潘伟民一晚上没来，也没请假，谁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吗？”“不知道！”，许多同学异口同声地回答，班长接着问：“没有谁知道吗？”安静，再没有人回答，班长：“同学们等等，先别急着离开教室，潘伟民失踪了，得报告老师去？”几个同学争先恐后地说：“我去，我去”，说完两个同学小跑着离开了教室。
苏老师进教室的时候，初二八班已经是一片混乱，同学们聚集在黑板前议论纷纷，男同学说，潘伟民是不是谈恋爱去了？女同学撇嘴，潘伟民的对象还没出生呢。苏老师沙哑着声音喊：“静一下，静一下，你们最后看到潘伟民的是谁？在什么时候？”同学们争着说，是下午最后一节课。苏老师又问，谁跟潘伟民一起吃的晚饭，这下没人说话了。其实，谁也没跟他一起吃晚饭，下午最后一节课是数学课，爱拖课的董老师并没有下课，不顾全班同学极不耐烦的眼神，继续讲他的a+b代数，直到上晚自习课的铃声响，董老师才依依不舍地宣布下课，这时候学校食堂已经关门，一些同学只好到小卖部买那种又干又脆的面包狼吞虎咽起来，多数同学没有出教室门，接着上晚自习课。董老师一拖课，解决温饱问题便成了全班同学的头等大事，有经验的同学自带了食物，这时候就着矿泉水吃起来，住校的同学没这个优势，只好往外冲，想在不引起老师注意的情况下解决晚饭问题。因此，至于潘伟民是怎样出去的，没有人会注意到他。潘伟民的成绩在班上很一般，加之他不爱说话，愿意跟他走近的同学很少，缺少特别的大厅对象。苏老师顿了顿，看着同学们，见问不出结果，便吩咐大家：“全班学出九个人，分成三个小组去找，其余同学放学。留下来找人的同学，先在校园里找，找不到再回教室汇合。我和刘思妍同学到门卫室问一下保安，然后转到学生宿舍，杨继铎带两位同学到学校后山的树林找，倪志东带两位同学到教研楼找，留下找人的同学先到校广播室拿电筒。”
苏老师是初二八班的跟班班主任，初二八班是他从初一带过来的，因此同学们跟苏老师特别亲切。刘思妍等三位女同学跟在苏老师后面风风火火来到门卫室，见保安一个人泥塑木雕般坐在办公桌前，苏老师劈头就问：“今天下午放学后有没有看到潘伟民同学从校门走出去？”
“潘伟民？”外省来的矮个子保安嘴里嗫嚅着，很显然，全校九百多学生，他不知道潘伟民同学是谁，苏老师也看出了这一点，于是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初二八班的一个男同学，个子不高，脸比较饱满，眼睛大大的，有些腼腆，不爱说话，见到他出校门吗？”保安还是一副傻呆呆的样子摇头，苏老师见问不出结果，只好吩咐保安：“从现在开始，任何一个同学出校门你先给我拦住，再打电话通知我，否则出了问题你要负责任！知道吗？”保安这下赶紧点头，连说“知道知道”。苏老师借了保安的电筒，带着三位女同学离开门卫室，边走边出掏手机，找到潘伟民家长的号码，拨了过去。
“喂，你好，潘伟民家长吗？我是潘伟民的班主任苏剑阁，潘伟民回家了吗？没有？现在学校也不见人，整个晚自习都不在教室，对，下午上课还在的，对，你先别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你最好到学校来一趟，配合我们一起寻找，嗯，好好，好！一会儿见！”接电话的是潘伟民的父亲，他说马上赶到学校来。
打完电话，苏老师对刘思妍说：“我们到学生宿舍找一下”。
要不要报告学校领导，苏老师此时还拿不定主意，如果能在短时间里找到潘伟民最好，实在找不到，再报告学校领导也不迟。
不远处的教研楼上传来倪志东稚嫩的声音：“潘伟民——，潘伟民——”，走不多远，校后山那边也隐隐传来杨继铎那初带男性魅力的声音：“潘伟民——，潘伟民——”这连续不断的声音在苏老师听来有些不祥，他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不由加快了脚步。
学生宿舍楼在学校食堂旁边，总共五楼，一楼是学校各年段的体育器材仓库，不住人，苏老师先到二楼的初二八班宿舍，宿舍门开着，里面空无一人，班上住校的几位同学全都找人去了，其它班级的同学这时候正在洗刷准备睡觉，从二楼开始，苏老师带着三位女同学挨间问，还是没有得到潘伟民的一丁点消息。
潘伟民难道就这样人间蒸发了？
苏老师带领三位同学从宿舍楼出来时，倪志东等三位男同学也赶到楼下会合了，倪志东向苏老师汇报说：“我们从一楼到九楼，教室、厕所都找遍了，不见潘伟民的影子”，苏老师说：“现在只剩下学校后山的那片树林，咱们一起到那边去与杨继铎会合，看看那边的消息再说。”七个人便匆匆朝学校后山去。
学校后山是马林中学的一块禁地，大凡入学不久的同学都听说过，后山这片林子，以前是一块坟地，现在阴森森一片，种的全是榉树，面积大概有三十几亩，林子尽头虽然有围墙，但围墙外就是人迹少至的山脚下，因此显得格外荒凉，连学校的保安都很少光顾这里。前些年治安混乱，有女同学就在这片林子里大白天的遭到强奸，潘伟民一个腼腆少话的同学，量他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到这里来，苏老师带着大家到这里找，也是抱着最后一点希望，实在不行，只有等潘伟民的家长来了后再作下一步打算。
夏季的夜晚特别黑，天上不见一颗星星，后山的东天不时闪过一道闪电，俗称“龙上水”，远处有“叽叽”叫着的虫声，给这荒凉的后山坟地增加了几分恐怖。天似乎快要下雨了，如果在下雨之前找不到潘伟民，这个夜晚将成为苏老师和几位同学的不眠之夜。七个人借着电筒亮光，脚步匆匆地往后山林子赶，远处隐隐看到杨继铎三位同学在林子外面的身影，苏老师老远就问：“杨继铎，有没有潘伟民的消息？”杨继铎大声回答：“没有！嗓子都喊哑了，应该不会在这里了。”苏老师说：“你们没有进到林子里吧？”
“没有，我们几个人只是在外面喊。”
苏老师：“来，咱们分头进林子去找找，再找不到就回去”。
三个手电筒便开始成放射状进入林子。
夜晚的榉树林比白天更显得阴森可怖，里面散发着一股霉烂味，林子地面是一层掉落的枯叶，间杂些破衣服破袋子之类的生活垃圾，各种形状的虬劲树枝在电光柱的照耀下变得狰狞凶恶，十个人分成三组，可以看得出，包括苏老师在内的组，每个人都在瑟瑟发抖地往前推进，三支手电光柱不断相互照应，同学们大声喊着潘伟民的名字，似乎要给这人迹少至的树林增加一丝人类的气息。在进到林子一半的时候，苏老师从喊话中听出了同学们害怕的语气，觉得潘伟民一个人进入林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他没这个胆量，于是下令退出，话音一落，三支点光柱迅速掉头往林子外退去，脚步刮擦落叶的呼呼声特别大，谁都生怕自己落在了后面。
其实，潘伟民就在林子里。
再说林子里的潘伟民，攀上了一棵分叉的榉树，坐在树杈中，烂泥般瘫软在一根树枝上，一副极度虚弱的样子。他早就听到了杨继铎的喊叫声，只是不敢应答。刚才苏老师的电光柱在他身上扫了一下，不知是没注意还是害怕的缘故，苏老师没有发现他。就在潘伟民紧张得要跳下树的时候，苏老师突然喊退出，实在出乎潘伟民的意料。他眼看着十个人“哗啦啦”迅速走出林子，憔悴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今天是星期四，这个灾难的星期，在潘伟民心里，是一天天推算着过来的，四天仿佛过了四个世纪。他父亲每星期给他100元生活费，加上学校星期六补课一天，每天16元，早餐3元，剩余13元多，分别是中饭和晚饭钱，学校饭堂的饭菜并不贵，精打细算下来，倒也够饱。可是，就在上个星期天返校的晚上，他一个人觉得实在无聊，想起上星期，初三五班的廖志林带他到学校厕所抽烟的味道，于是跑到初三五班宿舍，约了廖志林，两人来到学校外的超市，花8元钱买了一包上海双喜烟，把这个星期的100元换成了一张50元、四张十元、两张一元面额的散钞。两个人拿着烟，各点上一支，准备边抽边回学校，廖志林是老烟枪，抽第一口就喊道：“假烟！走，回去让老板换成真烟。”潘伟民抽不出真假，连吸几口也不知道假在哪里，只好听廖志林的。两个人回到超市，向超市老板提出换烟，老板脸皮一拉：“什么假烟，你别坏了我的名声，你的100元钞票才是假的。”说着从收款机里拿出一张百元钞，要潘伟民把找回的92元退给他，潘伟民一看，这张假钞稍旧并泛白一些，与自己揣了一下午的崭新厚实的钞票显然不符，于是说这不是我刚才给你的那张钞票，老板见潘伟民说话细声细语，脸泛着微红，一副害羞的模样，便指着潘伟民大声喊道：“你敢耍赖？你敢耍赖？看我不揍死你!”一旁的廖志林见状，赶紧扯了潘伟民的手就跑，潘伟民被他牵着，踉踉跄跄跑出了超市，看看后面，老板并没追出来，两人便迅速踅入一条小巷，拐道回到了学校。
对于住校生来讲，父母准备的那点有限的钱，每一分都是生命的养分，是学习和成长的必要保障，其价值超越了金钱本身。潘伟民这个星期买假烟花去8元，吃饭就得省着点了。星期一吃饭花去14元，星期二也是花14元，星期三的时候，潘伟民不想换开这张50元整钞，只吃青菜，花了剩下的12元零钞。到了星期四早上，他揣着50元钞票来到学校食堂吃早餐，50元钞票递过去，饭堂师傅接过钱，捏捏，抖抖，照照，最后把钱退给潘伟民说：“你这是假钞，换一张吧？”潘伟民一听，吓得头“嗡”的一下，双手发抖地接过钞票，翻来覆去地看，饭堂师傅说：“别看了，绝对假钞，没有盲点，衣领处没有立体纹，连水印都没有，假到家了”。潘伟民看着饭堂师傅说这话，满月脸木然无表情，嘴巴却轻微地颤抖着，他左手捏着假钞，右手抓着饭盒，迈着沉重的脚步，在饭堂师傅和就餐同学的注视下，一步步小僵尸般挪出饭堂的大门，回到了宿舍。
没钱了，意味着剩余的三天就得挨饿。家离学校8公里，平时坐公交车也得四十几分钟，现在身无分文，走路回去，至少也得两个小时。如果晚上走路回家，得走到十一点多，假如遇上父亲不在家，跟那个比自己大八岁的后母说自己被人坑了50元假钞，后母虽然不会当面骂他，但她会打电话给父亲，添油加醋地说一些自己的不是，到头来又要挨父亲的一顿毒打。他不敢直接打电话给父亲，他那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潘伟民想起就会发抖。自从父母离婚，母亲改嫁到外地，那个比他父亲小十几岁的外地女人进入这个家以后，父亲就像变了个人，处处觉得潘伟民是个多余的累赘。那个比潘伟民大八岁的艳丽后母，在家里都视潘伟民如陌路，更别说在家外了。厨房、客厅，以前属于潘伟民的天堂，如今只要后母在，进入一下，后母的眼光就像防小偷似的无所不在。储物间上了锁，客厅的柜子上了锁，父母的睡房上了锁，防的就是潘伟民。这个他从小玩大的家，已经不是潘伟民的家了，在这个熟悉的环境里，他成了一个无奈的寄生者，父亲与后母觉着累，他也感到自己不该降生到这世上。有时候潘伟民饿，见茶几上放了水果，象以前一样抓起就吃，后母总会找些“没洗手就吃”啊、“怎么这么能吃”啊、“这是留起来供神的”啊等等之类的理由凶他，凶得他把吃到嘴里的水果味由鲜甜变成苦涩，吞之尴尬，吐又不敢。在家里吃饭，遇上潘伟民爱吃的，只要多夹几筷子，后母的眼光就凶了过来。父亲不管不问，好像根本就没有潘伟民这个人存在。有时候潘伟民对后母回了几句，父亲立即暴跳如雷，不是吃父亲那铁扇一样的巴掌就是恶狠狠地骂。四年了，那个往昔温暖的家，如今成了父亲与后母的小天地，他们说笑的时候，只要潘伟民在场，父亲后母就会给他厌恶的眼神，看得他知趣地退回自己的小房间。从此潘伟民开始在自己心里加一把锁，他要封闭自己，不让自己的心受到外界的伤害。他学会了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学会了自己用洗衣机洗衣，学会了整理自己房间，更学会了察言观色做事，绞尽脑汁猜疑，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会撞见父亲与后母，招来铁扇一样的巴掌或那种厌恶的眼神。星期天做完作业，他就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一个人想自己的亲生母亲，想得凄凄切切，想到心里流血。每当这个时候，他就睡上床，蒙起被子小声哭，哭累了就睡。母亲改嫁以后的头一年还经常打电话给他，问一些温饱的话，后来渐渐少了联系，到如今音讯全无，只留给潘伟民一个温暖的传说。父母用他们的性福毁灭了他的幸福，作为已经降生的弱者，他只能生存在这样的道德丛林中，以受伤锻炼自己，以疼痛保护自己。长大，对他来说是一个难熬而漫长的苦海，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度过。都说父爱如山，母爱如海，可如今他们都变成了如狼似虎的社会人的一员，与潘伟民无关，却又不得不依靠他们。这个社会，除了苏老师，他不相信任何人，也厌恶苏老师以外的所有人。他已经暗下决心，读完这个初二，他就要走向社会，远离家庭，远离伤害自己的所有因素，尽自己的能力，报复那些曾经刺向自己心灵的无形之刃。
上午，潘伟民空着肚子熬完了四节课。第四节课的铃声一响，他慢腾腾回到宿舍，一个人用被子蒙住头睡起来。操场上有同学踢足球的声音，宿舍外有同学的追逐笑骂声，这一切已经永远地与潘伟民隔离了。下午上课铃一响，他本不想去上课，又担心引起老师注意，还是拖着虚弱的身体来到教室，至于老师讲的什么，他半句都听不进，肚子已经瘪到底了，看黑板上的字眼冒金星，怕老师罚他，不敢趴下睡，只好用双手撑住下巴，饥饿的滋味最难受，肚子象一个不断消耗的场，在抽空身体里每一个器官的汁液，一秒一秒地抽，他只好一秒一秒地熬，也不知道数学老师什么时候宣布的下课，只看到有同学冲锋陷阵般跑出教室，他便起身，一个人踉跄着走到外面，却又不知如何是好。那张假50元的面钞揣在口袋，如今成了废纸，残忍的饥饿，还有两天一夜，他要怎么度过？他想到了死，饿三天，这个痛苦真不敢想象，跳楼？不行，这会给学校带来灾难，要死也死在家里。也许三天后他会饿死，再痛苦自己也得承受下来，不要给学校制造麻烦。实在承受不了，就找个没人的地方躺下等死，要是有吃的，能挨过这两天一夜更好。吃，吃，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东西能吃且不要钱呢？他想到了书本上说的红军长征时吃草根和树叶，对，树叶，学校后山那片树林就有，想到这里，便朝后山的那片树林走去。
树林边很静，好像专为他准备的一个清净世界。他钻进林子，树不高，树叶伸手可及，黑暗中他摸了一片，摘下来，在衣服上擦擦，塞进嘴里嚼起来，味道又苦又涩，一整天没吃东西，这毕竟是吃的，他强迫自己和着口水咽下，接着再摘，再嚼，饥饿丝毫没有改善，那味道反而给自己增添了几分难受，嘴里涩涩的，想呕吐。将最后一口的苦汁液咽下后，实在经不住肚子里的反胃，他停下来，摸索着找到一棵三叉树，爬上去，躺在中间，像一个等待死亡的囚犯，直到杨继铎等三个同学在林子外喊叫。
此时林子外的说话声还在，苏老师说：“等会儿潘伟民的父亲会来，等他父亲来了我们再作打算。”听到这句话，潘伟民全身一抖，差点从树上滑下来。果然，不久林子外传来了父亲、保安和苏老师三个人的对话声，苏老师向父亲介绍自己失踪的情况，接着是父亲骂骂咧咧发自己牢骚的声音，苏老师说：“老潘，你对着林子喊喊，看在不在里面。如果还没反应，我们赶紧到别的地方找去。”接下来便是父亲那粗大嗓门：“伟民，在里面你就给我滚出来，要不然的话，给我找到你就死得更惨！”潘伟民听到这句话，知道自己再不出去就得吃苦头了，便从树上滑下，一步一顿地走出了林子。
一出林子，三个手电筒的光柱齐刷刷集中在潘伟民的脸上身上，照得潘伟民用手遮住眼睛。
“你这龟孙子，好端端你躲树林子去干嘛？你就是这样花我的钱读书的？看我今天不揍死你才怪！”，话刚落，父亲迅速冲上来，右手一巴掌扇到潘伟民脸上，本就虚脱的潘伟民，突然遭到这英勇顽强的一扇，左耳“嗡”的一声听不见了，人也扇到在地瑟瑟发抖，眼睛里没有眼泪，而是那种自卑里隐藏着的愤怒，似乎自己的父亲是天底下的头号劲敌。苏老师一见，赶忙上前扶起他，父亲还要上来打，被苏老师拦住。苏老师说：“打孩子是不应该的，到底什么原因，等我们问清楚了再说”。父亲不解气，便指着潘伟民骂骂咧咧。被苏老师扶起的潘伟民躲在苏老师背后全身发抖，一副极度恐惧和无奈的样子，看上去令人心酸。苏老师一手护着背后的潘伟民，一边劝父亲：“孩子不懂事，做错了事，也不是这种教育方式，何况是什么原因，我们还没弄清楚，这样草率地对付孩子是不公平的，你先别管，我带他到办公室问一下原因，其他同学先回去休息，你（指潘伟民父亲）在我办公室外面等，我问清楚了再找你”。
进了办公室，苏老师倒插上门，搬来两张椅子，潘伟民与苏老师面对面而坐。灯光下一看，潘伟民的左脸左耳赤红地肿起来，苏老师用手轻轻抚过去：“怎么打得这么厉害，你爸是不是经常打你？”
苏老师抬抬眼睛：“潘伟民，你别怕，只要我在这，谁也别想伤害你，今天为什么一个人躲林子里去，能告诉老师吗？”
潘伟民双手抱在肚子前，低头蜷缩着，还是不说话。
苏老师望着潘伟民，许久才说：“潘伟民，也许你受了委屈，有什么话跟老师讲，我能做到的一定会帮你！”
潘伟民抬起一张半边肿起的脸，感激地看了一眼苏老师，接着低下了头。
苏老师见他肿起的脸，心里感到一股责任：“对不起，潘伟民，作为老师，我关心你太少了，老师有什么不对，你可以批评我，但……”
这时候的潘伟民再也忍不住了，双肩开始抽搐，抬头看着苏老师，眼泪哗哗地流出来，嘴唇不停地颤抖，稚嫩而刷白的脸痛苦地扭动。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本该无忧无虑地学习和生活，可他成天一个人忧郁寡欢，到底遭受了什么打击？家庭，还是学校？苏老师要弄个明白，于是将椅子往前移了移，把潘伟民拥在怀里，任其放肆地呜咽。眼泪，将苏老师散落着粉笔灰尘的肩膀打湿了一大片。
许久，潘伟民才从苏老师怀里挣出，坐直身子，从口袋里掏出那张50元假钞，边抽泣边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苏老师。
苏老师听得发呆了，许久才缓过神，问：“饿了一整天，你到现在还没吃饭？”
潘伟民虚弱地点头。
苏老师立即起身，打开门，问潘伟民父亲：“你是开车来的吗？”潘伟民父亲说：“是的！”苏老师：“快，把车开到楼下，现在啥也别说，我们赶紧送孩子吃饭去，动作要快点！”
父亲匆匆下楼而去。
坐在父亲车后排的潘伟民使劲擦拭着脸上的泪痕，似乎很怕被父亲发现他哭过的痕迹。他并不为马上就能解决温饱感到庆幸，父亲小车里的气味还是家里那股熟悉的气味。苏老师不厌其烦地问父亲一些关于自己在家里的事情，父亲很不情愿地回答着，似乎有意不让苏老师知道得太多。今天坐在前排副驾驶座的是苏老师，不是后母，但这只是刹那间的安全，星期天、暑假及以后所有的日子，他都要在这个排斥他的氛围里蜷缩度日。父亲开着车，表情还是那副气汹汹的样子，这更加深了他的恐惧感。这个学期要怎样过完，他心里实在没底，之后要怎样实施自己的出走计划，也没有成熟的思路，只好将自己这多余的生命交付给这个不安全的世界，走到哪天算哪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