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在《叶掩红花》里我仍然摆脱不了舒曼的阴影，她成了我的心魔，确切地说我使她成了自己的心魔，她是无辜的；这都是因为爱，所以我也是无辜的。
我说：舒曼这个名字是谁给你取的？她说：这不关你的事！有如我对编辑部老头子说：别的小说是怎么发表的？他说：这不关你的事。若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时她就说：你叫什么都可以，我无所谓。我当然会庸俗无比地叫她——老婆，她认真地说：不可以。我又会无比庸俗地说叫妻子怎么样？她说：我警告你，再乱说我不给你玩！我想：这事急不得，要慢慢来。
实在找不到话说时，我就说你好象舒琪的妹妹！这话我当时并不认为有多肉麻。她惊奇地叫起来：你说我像舒琪？真的像？我说：是。她说：她怎么出名的？我说：她演戏的时候穿得太少。她说：你这个笨蛋，别人穿得少肯定是天热嘛，我问的是她怎么出名的？很显然她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不忍心回答，只是坚持住没笑。我想笑但又不能笑，是因为笑会使我显得更丑陋，我不愿意将丑陋的一面展现在人前，所以我常带着艰涩的笑容；事实上她常陶醉于自我，根本就没有心思关注我的表情。这些想法掠过脑际，我才镇定自若地欣赏她自我陶醉的快乐表情——她的笑自然展开，没有一丝邪念。没有在车间里的职业成份，有那么一丝可以原谅的虚荣，从那时起我才明白男人多多少少要满足一下女人的虚荣心。
在整整十六年的学校教育中我都恪守着那些陈旧的规规矩矩。这与我的家庭有关，我以为道德上的规矩受益于我的母亲，而思想上的奇异和古怪是开放的外部世界和与我传统的内心相互斗争的结果。有时候我又认为我的一切都是我爸和我妈吵架的结果，他们总在冷言冷语中充斥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兄弟四，都是这些矛盾的产物，却被赋予了平安顺利的名字，可以这样说吧：我们四兄弟全部成型之前，我爸和我妈天天吵、天天闹处于热战阶段。之后他们开始冷战，再之后，发亮先生干脆离家出走——撤兵，他比余秋雨走的时间长，但没有别人走得远，而且他从生下来就封笔，只用嘴。
发亮先生走时也留给了我们一样东西那就是笑。我高中毕业回到家，福利说：二哥，发亮秃子走了，不要我们了。我听了这话觉得心里有点堵，就把福利拉过来，扇了他两耳光，觉得还堵，又拧住他的耳朵，把他按在洗衣台上，咬着牙问：他去了哪里？福利大惊，张口就骂：你妈逼！你妈逼！你敢打老子！老子告大哥！我用手擒住他的脖子：到底说还是不说？到最后，福利妥协了，只是说话还发抖：不晓得他去哪，他啥也没说，只笑。那天后，福利说：二哥，你个二流子，你原来不打人的，我以为你听老汉儿走了你会高兴，我们都讨厌他，他走了，妈也管不到我们了。我闷闷不乐地拉着福利到幺爹那儿借学费。
妈的表情里没有一丝忧伤。许多年后我问起她这件事，她只淡淡地说脚长在他身上，没他少怄气之类的话。
高中毕业时期，也就是发亮走后，我翻出家里所有的照片寻找父亲的笑容，可惜他的每张照片都不曾有一丝笑的痕迹（包括和祖父合影的那几张黑白照），我嘴里老是哼哼地学着父亲平常的腔调，对着镜子揣摸他离家时的心情，他的笑代表的含义，乃至他想说又没有说的话。但无结果。
我参加工作后，也就是我在FR厂上班后，再想起这些来，我就无端地觉得父亲的笑表达了一个含义那就是：冷。这笑来至一个冷血动物。而眼前这个活蹦乱跳的（舒曼）身躯里却充满了青春的热血，我的血液里不可避免地含有冷的成份，而改良它的途径只有舒曼。
我恪守的陈旧之规，我受的家庭“教育”使我隐退了的“良心”随着热血沸腾而出：我这样……会不会使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走向堕落，所以天真无邪才是她的本质，没有底气的成熟、强装的老练只是她的表象。这样以来我们才能顺理成章地理解她那句话：怎么？不敢再来一个？我相信愤怒才是她的本意，其余都是猝不及防造成的词不达意。因此这句话本不属于她，如果这话由“老处女”来说那就显得自然而有力。恰恰如此我在28岁高龄里才会认为追求舒曼是有趣的、浪漫的、十拿九稳的事。
08年我28岁就是一种偶然，同时也是80年所有人的偶然，我们的年龄是千年的缩影是时代的分支。像许多人一样我在工作之余写小说，是不是偶然我不知道。我知道很多事都难以说清，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正做着赔本的生意，如果说写小说可以赚钱的话那才是偶然。所以杨春说跟我这种人过没劲，也是实话。我记得她将“没劲”两个字说了好几遍，说明我不是一般地没劲而是相当地没劲。必然的事是我在耗尽真实去构建一个梦想，我在做梦，这个我知道，有不少人不厌其烦地提醒我，我总是不屑一顾。你比如：老头子在无比厌恶中看完我的稿件，他说：每天醒来时用冷水洗一下，免得离开床还做梦。有时他说：这种东西我们这儿多得很！我看你还是醒醒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