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俄罗斯民族应该怎么办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也很自然：我们既不这样做，也不那样做，也就是说，既不服从给我们带来灾难的俄罗斯现政府，也不去步西方民族的后尘，建立那种让他们陷入绝境的代议制暴力政府。这个既简单又自然的答案特别适合于当前的俄罗斯民族。
让人惊讶的是，图拉、萨拉托夫、沃洛格达、哈尔科夫诸省的农民并未从服从政府那里获得任何好处，反而饱受沉重赋税、被审判、被强占土地和兵役之苦，却对政府服从有加，甚至帮着政府来奴役自己，例如交纳种种赋税，不管它们用于何处；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当兵，不想想他为什么送死。一个农民本来是独立谋生，与世无争，为了摆脱暴力政府的压迫，他不是简单地拒绝服从其命令，而是像法国和英国农民曾做的那样，用一个新的暴力政府来取代旧政府，充当了暴力的支持者。其实只要俄罗斯农民不再服从任何暴力政府的命令，不参加这种政府，那么赋税、兵役、官吏的压迫、土地私有等造成人民痛苦的灾难就会自然消亡，因为没有人去制造它们。俄罗斯民族具有这样做的有利条件，无论是在历史、经济还是宗教方面。
首先是历史条件：当俄罗斯民族必须对政权作出态度改变时，跟它关系密切的西方民族所走过的道路已经充分表露了其弊端之所在。为了避免争斗，西方民族刚开始也是任凭暴力政府压迫自己；而这一政权日益腐败，人民不堪重负，就想采用限制的办法，也就是通过参加政权来减轻它的压迫。结果是参政的人越来越多，争斗也越来越多，腐败的情况反而越来越严重。由此可见，这种限制政权的办法除了增加腐败的人数之外，还让越来越多的人脱离符合人的本性的农业劳动，到工厂去生产那些不仅无用而且有害的东西，使得这些民族不得不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自我欺骗和奴役其它民族的基础上。这一切在西方民族的生活中表现得特别清楚，对于面临如何对待政权问题的俄罗斯民族来说，这是一个有利条件：前车之鉴，不可不察。如果它还想沿着西方民族的老路去走，那就像一个人明明知道前面的先行者走错了路，而且已经折了回来，他却还要继续走下去那样荒谬可笑。
其次是经济条件：现在西方民族大都抛弃了农业而以工商业作为主要生活方式，然而俄罗斯民族在面临如何对待政府问题时，其大多数人仍然过着农业生活，他们热爱这种生活，而那些脱离了农业生活的俄罗斯人在有机会时也会回到这种生活上来。这个条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特别重要，因为过着农业生活的人是不需要政府的，或者说在一个农业社会，政府要找借口干涉人民生活就更难一些。据我所知，有些农民到了远东，在中国和俄罗斯交界不明确的地方定居，不跟任何政府打交道，直到被俄罗斯官员发现。
城市居民往往把农业劳动看成一个人从事的最低级的职业，然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从事农业劳动，而其他人则靠这种劳动的成果才得以生存。因此，人类从根本上说是由农民形成的，其他的人如官员、工人、教授、木匠、艺术家、裁缝、学者、医生、军官、士兵等等，不过是寄生在农民身上而已。由此可见，农业劳动是一种最为道德、健康而有益的职业，也是最高级的职业，只有它才给了人真正的独立。绝大多数俄罗斯人还在过着这种最为自然、道德、独立的农业生活，这就形成了第二个意义重大的条件；依靠它，俄罗斯民族在面临对待政府的态度时，只要作出简单而自然的改变，即不再服从于任何政府，就可以消除政权带来的罪恶。
以上两个条件是外部的，第三个条件则是内部的：这就是宗教。从古到今，在俄罗斯民族中，基督教表现为一种独特的生活态度：主张人人平等，彼此相爱，不分血统和人种，对异教徒持宽容态度，将有罪之人视为应该同情的不幸者。它在风俗上表现为人们相遇时的问候语就是互相请求原谅；还表现为对于乞丐不仅有怜悯之心，而且抱有一种十分尊重的态度；还表现为愿意为宗教真谛而牺牲自己，例如从古到今都有发生的自焚和自阉现象，不久前还有人自愿被活埋掉。俄罗斯民族在政权问题上也表现出这种基督教的态度。人民尽管服从政权，但不愿参加政权，认为掌握政权是有罪的事情。由于具有这一宗教上的有利条件，俄罗斯民族有可能以一种简单而自然的方式继续去过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农业生活，既不参加旧的政权，也不参加新旧政权之间的争斗。
这就是俄罗斯民族不同于西方民族的三个有利条件，可以让它选择一条最为简单的解救之道，就是既不承认也不服从任何一种暴力政权。
——论俄罗斯革命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