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个月前，有两个年轻人来我这儿，要我的小册子。他们一个头戴鸭舌帽，脚穿树皮做的鞋，另一个戴着制作精良的黑礼帽，但有点旧，穿的皮靴有点破。他们告诉我，他们来自莫斯科，是工人，因为参加武装起义而被迫离开那里，说话中流露出十分自豪的样子。一路上来到这里，被雇佣在这个村的果园里当守卫，干了还不到一个月。昨天园主把他俩辞退了，原因是他们鼓动当地农民捣毁果园。他们带着微笑否定了园主的说法，说他俩只是晚上到村里转转，跟当地农民聊聊天，并没有鼓动谁干什么。
他俩，特别是那个显得更活泼一些的，笑的时候一双黑眼睛炯炯有神，露出一口白牙，都读过不少革命书籍，因此在谈话时满口专有名词：演讲家、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人、剥削什么的，不管使用是否得当。我问他们读过一些什么，那个皮肤稍黑的笑着回答：读过各种小册子。我问是什么样的小册子。回答是：“什么样的都有，例如《土地与自由》。”我问他们读后的感想。皮肤稍黑的回答：“里面写的都很对。”我问：“对在什么地方？”回答是：“说明生活已经无法忍受了。”我继续问：“为什么无法忍受？”他们回答：“这是显而易见的：没有土地，又没有工作，老百姓不为什么就受到政府的残酷压迫。”
接下来他俩互相打断对方的话，抢着说哥萨克是怎样用鞭子抽打老百姓，警察是怎样胡乱抓人，甚至把那些无辜的人打死在家中。我认为武装起义不好的、不理智的，并谈了一些理由。那个皮肤稍黑的笑了一下，语气平静地说：“我们不这样认为。”我接着说起杀人是一种罪恶，谈到上帝，他俩互相看了一下，那个黑眼睛耸了耸肩说：“那么按照上帝的法规，我们无产者就应该让人剥削吗？以前是这样，但现在我们觉醒了，不再……”我给他们拿了一些小册子，大都是宗教方面的，他们看了看标题，显得不太满意。我说：“也许你们不喜欢，那就不要拿去了。”那个皮肤稍黑的说：“为什么不拿？”同时把这些小册子塞进怀中，然后他俩向我告辞。
尽管我没有看报，从家里人的谈话、接收的信件和来访者的议论中，我对近来国内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特别是知道老百姓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只有一部分人谴责政府，现在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指责政府的行为是非法的、有罪的，风潮的产生其根源在政府。持这种看法的有教授、邮政官员、作家、小店主、工人甚至警察。国家杜马被解散后，人们的激愤愈加强烈，最近频发的政府杀人事件使得这种激愤达到顶点。我知道这些情况，而跟这两个人的谈话就像一种力量，使逐渐凝固的水突然变成了冰，我以前获得的这些印象突然变成清晰无误的信念。
跟他们谈话后我清楚了：政府为打压革命而采取的种种罪恶行径，不但不能把革命打压下去，反而让它愈演愈烈。我清楚了：即使革命烈火由于政府的恐怖镇压而暂时熄灭，它也不会真正消亡，只不过是潜藏着，以后会以给更大的能力爆发出来。我清楚了：革命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只要碰上易燃物一点就着。我清楚了：政府只有停止所有的镇压活动，不仅停止死刑和抓捕活动，还要停止流放、迫害和查禁活动，才有可能缓解民众的愤慨。我认为，现在政府能够做的就是向革命者妥协，允许他们按找自己的想法去做。我也知道，如果我提出这样的建议，只会被人看作疯子。因此，尽管我知道，政府继续这样干下去，只会让局面越来越坏，而不会有丝毫改善，我却不能把这一点写出来，也不准备把它讲出来。过了快一个月，我对时局的估计不幸被言中了：死刑、屠杀和抢掠越来越严重。我从人们的谈话中和随便翻翻的报纸上可以知道这一点；我还知道民众对政府的敌对情绪也越来越强烈。
前天我散步时，一架马车与我顺向而行，到我身边时，车上跳下一个年轻人，来到我面前。他个子不高，留着一撮淡灰色的胡子，看起来很有灵气，但目光不友好，似乎有些忧郁，脸色也不太健康。他身穿一件皮夹克，有些破旧，脚穿一双高腰皮靴，头戴一顶带盔头的蓝帽子，人们说这是最时髦的革命服。他向我要一些小册子，我看出这是他想同我搭讪的借口。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说就住在附近这个村子里，是农民。前不久村子里有一些妇女来找过我，她们的丈夫被关进监狱。我对这个村子很熟，曾带着官方出版的识字课本来到这个村子，这些农民身体健美，很有灵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我办的学校里，那些学得好的学生大都来自这个村。
我问这个年轻人，那些被关在监狱里的农民的情况。他以一种十分肯定的态度说：这一切都要归咎于政府；这些农民都是毫无缘由地被抓进去的，先是遭到残酷的殴打，浑身是伤，然后被关进监狱。我问他，这些农民被定的什么罪；他说了半天我才听明白，他们聚集群众，发表演讲，大讲没收土地的必要。我表示，要实现所有人平等占有土地的权利，只能让土地不再成为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但不能采用土地国有以及其它强制性的方法。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为什么？只要组织起来就可以。”我问：“怎样组织？”他说：“到时候就知道了。”我问：“你说的是武装起义吗？”他回答：“这是必然的，尽管很可悲。”
我给他讲了一些道理，是最近我经常讲的，即不能用恶来战胜恶；只有通过不参加暴力才可能战胜它。他看了看我，皱着眉头说：“但人们已经活不下去了：没有工作，没有土地，出路在哪儿？”我说：“我不想跟你争论，从年龄上讲，我可以做你爷爷了。我只想告诉你一点，年轻人，如果政府的行为是不对的，那么你们的行为也同样不对。年轻人，要好好生活，不犯罪，不违犯上帝的法规。”他表示不满地摇摇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上帝，一万个人就有一万个上帝。”我说：“无论怎样，我还是希望你不要再干下去。”他回答：“那到底怎么办呢？我们总不能就这样忍受下去吧？到底怎么办？”我感到这个谈话不会有什么结果，就想离开，但他叫住了我：“你可以为我订一份报纸吗？”我拒绝了这个要求，心情沉重地离开了他。这人就是本村种地的农民，还不是失业的手艺人；而现在有数以万计的手艺人无事可做，在全国各地流浪。
回到家中，我 发现家里人也跟我一样心情沉重。他们刚刚看过新来的报纸（这是10月6日）。女儿告诉我：“今天又有22个人被处死，这太骇人听闻了。”我说：“这不仅是骇人听闻，简直是荒谬到极点。他们的倒行逆施越来越厉害了。”有谁接我的话说：“那么到底怎么办？总不能让这些杀人的、抢劫的就这样算了。”这样的话我已经听过多次。那两个从果园来的流浪汉和今天遇到的那个农民都对我说：“到底怎么办？”
有一种人，即革命者说：“我们不能就这么忍受这个无德政府的疯狂暴行，它祸国殃民，为害极大。我们也并不满意自己的做法，但到底怎么办？”还有一种人，即保皇分子说：“决不能让那些组织动乱的人夺取权力，决不能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管理、破坏和毁掉俄罗斯。现在我们采取的做法是严厉了一点，但到底怎么办呢？”这样，我想起跟我接触的革命党和保皇分子，包括今天的那个农民，还有那些制造炸弹、杀人抢劫的革命党以及那些成立军事法庭、枪杀和吊死人的人，他们都是走上歧途的不幸者。这两种人都认为自己做得对，同时又问道：“到底怎么办？”
他们都问：“到底怎么办？”然而这问话的意思并不是“我应该怎么办”，而是说“如果我不这么办，那么情况会更糟”。我想对他们说，如果你真是把这作为一个问题提出，而不是为自己辩护，那么它的答案十分简单：你不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沙皇、部长、士兵，或者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而应该仅仅把自己看成一个按照本性去行事的人，也就是遵循将你送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力量之要求去行事，遵循上帝的要求去行事。这样一来，所有的罪恶都可以消除，人们有如拨开云雾见青天，因为以前他们都以为只有自己是出类拔萃的人，可以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其实是给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
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普遍规则，是有理性的人所公认的，并被各个民族的传奇、宗教、科学和人们的良心所证实。这一规则是：为了实现人类的使命和幸福，所有的人都应该互相帮助和关爱，最起码不应该有意侵犯他人的自由、杀害他人的生命。然而现在人们却分为不同的派别：有些是皇帝、部长、士兵；另一些是各种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进入这种种角色后，忘乎所以，以为违犯原先的普遍规则反而可以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幸福。但我相信，目前深受其害的大多数人最终会识破这种骗局，从而摆脱暴力和犯罪。我们应该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按照上帝的要求去行事。一个没有完全丧失良心的人，一旦抛开自己的社会地位，无论是部长、警察还是某个委员会的成员，都会意识到上帝的这一要求。这样一来，我们的悲惨命运就会改变，种种灾难就可避免，俄罗斯大地就会成为天国。
即使现在只有一部分人这样去做，以后人会越来越多，而这个世界的罪恶就会越来越少，我们离所期盼的天国也就越来越近。
——到底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