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目的是用里比多把社会成员结合在一起，为此而采取一切手段，通过一切途径，使得他们有一种强烈的认同作用。为了通过友谊关系加强社会凝聚力，文明需要大量的目的受到限制的里比多。要实现这一目的，就不可避免地要对性生活加以限制。但是，我们无法理解， 文明有什么必要沿着这一条路走，并对性欲进行对抗。这里肯定有着我们还没有发现的某种干扰因素。
人们不愿承认的一个真相就是，人类并不是这样的动物：他们只是希望得到爱，温良和顺，在受到攻击时顶多只是自卫；人类的本能天赋具有强烈的攻击性。结果是，对他们来说，周围的人不仅可能是其合作伙伴或性对象，还可能是满足其攻击性的目标、无偿付出劳动的被剥削者、被强奸者；他们会抢夺其财产，羞辱其人格，使之痛苦、备受折磨甚至被杀害。“人对人像狼一样。” 面对现实生活和历史经验揭示的这一切，我们谁还能对此质疑呢？通常这种残酷的攻击性等待着某种刺激，或者使自己服务于某些其它目的，这些目的也可以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达到。而在有利于攻击性的情况下，平时抑制它的心理力量失去作用时，它会自动出现，暴露出人是野兽的特点，与人们平时自认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只要想到早期种族大迁移或匈奴人入侵时期，成吉思汗和铁木尔率领下的蒙古人的侵略，虔诚的十字军侵占耶路撒冷，甚至最近世界大战的恐怖罪行，就不得不承认这一观点是真理。
我们可以在自己身上发现这种攻击性倾向，还可以十分准确地在其他人身上找到它。这种倾向的存在干扰了我们同周围人的关系，使文明不得不消耗这样巨大的能量。由于人与人之间这种原始的敌意，文明社会总是处于瓦解的威胁之中。共同工作中的利益不会让人们结合在一起，本能的情感要强过理性的兴趣。文明不得不召集最大的力量来抵制人的攻击性本能，利用心理上的反作用力来控制其表现。因此，这些方法的使用使得人们进入认同和目的受限制的爱的关系中；然后是对性生活的限制，再往后就有了“爱人如爱己”的圣训。唯一能说明这一圣训合理之处的是，再没有其它更能反对人类原始的攻击天性的了。虽然用尽了一切力量，迄今为止，文明并没有取得多少成效。文明试图通过暴力对付犯罪，来防止残暴行为，但法律不能控制人类更谨慎、更狡猾的攻击行为。年轻时我们曾对此抱有希望，现在是放弃这种虚幻期待的时候了。
显然，要人们放弃这种攻击性倾向的满足是不容易的。这一倾向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不自在。在较小的文化团体中，人的攻击性本能可以通过向团体以外的人发泄敌意来得到满足。只要还有一些人成为攻击性表现的对象，那么，就有可能通过爱把相当数量的人结合在一起。一旦使徒保罗把人们普遍的爱作为其基督教团体的基础，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基督教世界对它之外的所有人表现出最大的不宽容。德国人统治世界的梦想必须以反犹太主义为补充，这并非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在俄国，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式的文明，它通过压迫资产阶级而获得心理上的支持，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人们只是很想知道，当苏联完全消灭了资产阶级以后，他们将怎么办。
如果文明不仅要求人的性欲作出牺牲，还要求牺牲人的攻击性倾向，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在这种文明中人类难以获得幸福。实际上，原始人的境况要好一些，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对其本能的限制。作为一种得失相当，他们享受这种幸福的时间不可能很长。文明人把他一部分可能得到的幸福变成了安全的一部分。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在原始的家庭里，只有其首领才能享有这种本能的自由，其他人则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在文明的原始时期，从文明中获得利益的少数人与被剥夺了这些利益的大多数人之间的差别达到顶点。
文明没有充分满足我们幸福生活计划提出的要求，使我们遭受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痛苦，我们正确地指出这一现状，我们以压力的批判来揭示其不完善的根源，我们无疑是在行使正当权利，而并非意味着我们是文明的敌人。我们可以希望，文明会逐渐发生变化，更好地满足我们的需要，不再受到我们的批判。但我们也很清楚这样的思想：文明本身固有的难点会让它不去尝试任何改革。
——文明及其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