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个重大事件成为萨特和波伏瓦关注的中心，在许多年里影响着他们的整个生活，这就是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
法国统治者对阿尔及利亚人进行残酷迫害和严厉镇压。电刑、绞刑、火刑、强奸、拔指甲、断骨、……各种酷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当年纳粹用来对付犹太人的那一套，现在全都被法国殖民者采用了。
尤其可怕的是，现在法国公众已经没有是非之分，陷入一种极端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狂潮之中。他们支持统治者的政策，不认为是暴行，反倒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在法国，只有很少的人反抗这股潮流，反对当局的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他们被看作反法分子、国家和人民的公敌，处于极度孤立的状况。萨特和波伏瓦的处境就是这样的。
还是很小的时候，大约１４岁，在拉罗舍尔，萨特有了第一个政治意识，这就是反对殖民主义。非正义战争，对一个国家的征服和占领，征服者的定居，对这个国家居民的奴役，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十分可耻的。
这种思想的获得不是来自他周围的人，而是来自他阅读的书。而他的同学对这样的问题丝毫不感兴趣。萨特自小确定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反对一切等级制度，包括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等级。当他想到殖民主义时，头脑中涌现的例子就是阿尔及利亚，那时它是法国的殖民地。
萨特和波伏瓦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都深恶痛绝。他们憎恨德国纳粹，最恨的是它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
１９５７年１２月，萨特到法庭为本·萨多克作证。萨多克是阿尔及利亚人，几个月前他打死了阿尔及利亚前议会副议长、穆斯林投降派阿里·谢卡尔。萨多克的律师请了萨特等几名左翼知识分子作为证人为他辩护。萨特同意了。
当萨特和波伏瓦一起去法庭时，他显得十分紧张和激动。因为今天的发言不比往常，它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只要不判死刑，萨多克就有救了；过了几年遇到大赦，他又能重获自由。
在出庭作证时，萨特竭力控制自己，没有暴露出紧张感，只是在称呼死者时把姓名错念成“阿里·雅卡尔”。他为萨多克辩护说：“年轻人不可能表现出跟我们年长者一样的耐心，萨多克从小在法国看到的，是一副副杀人的面孔。……萨多克的行为是政治性谋杀，而不是恐怖主义行动。”为了不触怒法庭，萨特煞费苦心采用了一些委婉的说法；法庭似乎也为他的温和言辞而松了一口气。
这时加缪刚刚获得诺贝尔奖，律师曾请他作证，而且只要他把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有关谴责死刑内容的部分拿到法庭上读一下。但加缪拒绝了，连写一个书面发言也不肯，虽然他也是一个阿尔及利亚人。
离开法庭后萨特、波伏瓦和郎兹曼一起吃晚饭。为了消除一天的紧张，萨特喝了点威士忌，他的恶劣情绪发作了：“想想吧！我站在那儿，赞扬谢卡尔！全都是为了讨好法庭中的那些布热德分子！真是不堪回首！”
他泪流满面，再一次喊道：“为了几个布热德分子，我竟这么干！”波伏瓦看到他这个样子，吓坏了。这不仅仅是对这一次法庭妥协的厌恶，而且是对几星期、几个月以来神经过于紧张的反应。第二天晚上，他们获知判决结果：终身监禁。这才让他们松了口气。
１９５８年１月，波伏瓦出庭为雅克琳·克洛德作证。雅克琳是她在卢昂的学生，后来去了阿尔及利亚，在那里教书，同一位穆穆斯林教师结了婚。他们一起参加了民族解放军，帮助传递炸弹。她和其他被告在１９５７年１２月被判死刑。左翼发起一场拯救活动，波伏瓦尽力为她作证。最后雅克琳被改判而免于死罪，但被告中还是有一人被处死刑。
这时，亨利·阿勒格写了一本名为《问题》的书，揭露对阿尔及利亚人施以酷刑拷打的种种事实真相，萨特为它写了书评，在《快报》发表，遭到激烈批评。但这本书还是卖了几万册，并在世界各地翻译出版。
萨特和波伏瓦参加了一次左派组织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喊“法西斯主义者滚出法兰西！”、“绞死苏斯戴尔！”人们高唱马赛曲，萨特用尽全身气力唱。这时他一点也不像全国作家委员会的成员，也不是作家让─保尔·萨特，而是成了一个无名的公民。跟大家一样大喊大叫，他感到特别自在。
随着右派在大选中获胜，左派惨遭失败，那些想信守自己反殖民主义的诺言、避免做殖民者帮凶的人们，不可能把自己的行动完全局限在合法的范围内。萨特和波伏瓦的年轻朋友尚松主办了秘密发行的出版物《为了真理》，组织了青年抵抗运动。这个组织号召法国士兵开小差，宣扬支持民族解放阵线，并直接同阿尔及利亚人联系。
萨特和波伏瓦一度对自己是否采取这种非法的态度有所疑虑，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们是法国人，这样做就明摆着公然与自己的国家为敌。对于他们这一年龄层次的人来说，在心理上很难承受这一点。
最后他们想通了，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能排除这种方式。尚松的每一期刊物他们都看到了，也知道他的其它活动，他们力所能及地给予他支持和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