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正在紧张地写他的哲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在这之前，他应一家波兰杂志的邀请，写了长篇文章《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后来为了适应法国读者的需要，也为了进一步深化自己的思想，他又对文章作了改写，在《现代》上以《方法问题》为题发表，篇幅已相当于一本小书。
《方法问题》只是方法论，现在在这个基础上他开始构造自己新的哲学即人学体系本身。这是继《存在与虚无》后他的又一部主要哲学著作。同当年的情况一样，他的哲学创作冲动总是在一个非常时期产生的。
上次是在战争期间，这次实际上也是战争时期，不过是法国对殖民地人民的战争。萨特因自己无力阻止这场战争而十分痛苦。他让自己沉浸在哲学创造中，以减轻精神上的痛苦。
这本书也是萨特对自己过去哲学思想的一个总清算。自《存在与虚无》以来，境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要确定一下自己哲学的地位，特别是与辩证法的关系，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萨特怀着极大的热情来写这本书，甚至达到疯狂的程度。平时写东西，他总要停下来思考思考，修改修改，有时还把写完的一页撕掉，然后从头开始。这次情况完全不同。他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写，写完一页又一页，根本不回过头来读一读，看看自己写了些什么。萨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他的笔赶不上思想的速度。
为了保持这种状态，萨特服用兴奋剂科里特拉纳。一天的剂量是常用量的１０倍。这样干了一天，到了下午五、六点钟，他终于精疲力尽，神经松弛下来。于是他的表情发呆，说话颠三倒四。
晚上他们在波伏瓦的公寓里度过，萨特常常要喝一杯。这时波伏瓦就对他说：“就喝这么多吧！”但他不够，波伏瓦只好为他斟上第二杯，接着他要第三杯。但这样他就会酩酊大醉。于是波伏瓦再次对他说：“就喝这么多吧！”有几次她甚至气得把杯子摔碎了。她担心他的身体，想起他在莫斯科醉酒发病的情况她就害怕。
实际上，这种用过量兴奋剂支撑着的长期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已经对他的身体造成危害。他的舌头糜烂了，听力大大减退，有时处于半聋状态。一次波伏瓦去他那里，足足按了５分钟的门铃没有人答应。她想他是不是出去了，就坐在楼梯口等他或芒西夫人回来。
坐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现出来：“会不会是他突发心脏病倒在房里了！”她越想越可怕，赶紧橇门扭锁，闯进他的房间：嗨，他正好好地坐在书桌旁写东西呢！原来他什么都没有听见──波伏瓦虚惊了一场。
长期服用兴奋剂，使萨特的动作表现出一种神经质。他甚至在坐着的时候手肘也在不停地动。他激动起来就喜欢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波伏瓦房间的地毯，因为他的走动被磨破了一大块，她不得不去把它补好。
《辩证理性批判》是一部奇书。它大气磅礴，行文如长河巨流，一泻千里；时有突发异想和神来之笔；放得开也收得拢，在错综复杂的分析之中显得游刃有余。但它在文字上不够简练，有许多长句子长段落，篇幅也过长，让一般读者难以读下去。
萨特创立了一种结构的历史的人学。在哲学史上还难以找到一本可以同《辩证理性批判》类比的著作。它是哲学的，但通篇没有一点纯思辩的东西；它是人学理论，但不同于任何以考据为主的人类学；它不是历史学专著，但处处充满历史意识，历史与辩证法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同《存在与虚无》相比，《辩证理性批判》在两个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一个是进入了历史这一维，一个是运用了辩证法。实际上这两者是一回事。这两部著作的连续性在于它们都是以人的自由为出发点和归宿。它回答了一个人在根本上的自由怎样同他实际上的不自由结合在一起这样一个不易解答的大问题。
《辩证理性批判》出版后，立即引起巨大反响。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的，都承认它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任何一个研究２０世纪哲学思想的人，都不可能无视这本书的存在。虽然萨特年轻时从来没有想到要做一个哲学体系的创造者，现在却无可争议地成了一代哲学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