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身体恢复后不久，他和波伏瓦接到出版商的邀请，前往瑞士旅行并作演讲。他们在靠近日内瓦湖的一家旅馆订了房间，周围的景色十分优美。在瑞士，他们的日程安排很紧张：演讲、接受电台采访、为著作签名、……吃的东西倒很不错，是巴黎无法相比的。
萨特和波伏瓦举行记者招待会，来了一大群记者。他们回答了一个多小时的问题。许多人的提问都带有强烈的法西斯主义和宗教色彩，显示出敌意。只有一个年轻的女记者表示出同情的态度，提的问题显得友好。萨特并不在乎什么敌意，照样作了解说，但这些人未必能听懂他的意思。
萨特在日内瓦作了首次演讲，听众有一千多人，但鼓掌的不多。下来后，一位很有地位的贵夫人走近萨特，请他帮忙拿个主意：她的儿子要把一个流浪女郎的肚子搞大，因此她急坏了。
萨特虽然觉得很滑稽，还是一本正经地说：“夫人，你告诉他别这样干！”
“当然。当然，”贵夫人忙不迭地答道，“我要告诉他，这话是出自你的口，这样会更有说服力！“
在苏黎士，萨特又作了一次演讲，就戏剧问题讲了２０分钟，很精彩，听众都很满意。然后《禁闭》开演。演员换了人，万达演艾丝黛尔，萨特终于兑现了自己对她的诺言。
开始时演员们有些紧张，有时忘了台词，绍法尔直发抖，剧终时帷幕也放不下来。但总的来说表演相当出色，赢得观众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万达也由此开始，成为戏剧界的一颗新星。
萨特和波伏瓦同演员们一起吃了晚饭。在午夜时分，他们分了手。萨特同万达在一起。波伏瓦同绍法尔呆在一家咖啡馆喝杜松子汽水。
波伏瓦在洛桑也作了一场演讲。演讲结束、正要离开会场时，一位妇女对她说：“我不明白萨特先生怎么会讲得这么精彩！他长得好文雅，但他写的东西却那样乏味！为什么，夫人，为什么？”
萨特和波伏瓦在瑞士各地旅行了一番。瑞士的村庄都很美。小广场、一处处喷泉、城楼、……他们还来到萨特童年到过的地方塞利斯堡。萨特把波伏瓦带到他住过的旅馆房间，房间的阳台俯临湖水，跟《禁闭》中艾丝黛尔摔死婴儿的阳台差不多。
他们返回巴黎。过边境时，一位官员一边交还护照，一边对萨特说：“先生，您的书可是畅销货！”又对波伏瓦说：“您还骑双人座自行车吗？”看来他对这两位名人的逸闻趣事十分熟悉。
回到巴黎后，萨特搬进波拿巴街母亲的公寓。这是母亲的愿望，芒西先生去世后，她希望儿子能同自己住在一起。得到儿子的同意，她高兴万分，风趣地说：“这是我的第三次婚姻！”
母亲把最大的一间房给了萨特，自己住一间小起居室。萨特的房间挂着他最喜欢的丢勒版画《忧郁》。
在这之前，有个叫让·科的学生找过萨特，请他帮自己找工作。待人慷慨大方的萨特说：“这样吧，你来做我的秘书。”科同意了。那时萨特并没有多少事务要“秘书”处理，有些事情萨特自己干比吩咐秘书干更省事。这样一来，萨特的好心让两人都感到不便。
现在情况开始改观。萨特搬到新住处后，他的邮件多了起来，接电话、安排约会也确实需要一个人。科每天早上就坐在萨特书房隔壁的房间，办理这些事务。
萨特的生活开始变得有条不紊了，这是好事。但波伏瓦时有遗憾之感。他们年轻时那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随意浪漫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境况的力量造成的。
波伏瓦的写作活动正出现一个空挡，她常常发呆：下一步该写什么呢？她一度想写一部无情解剖自己的小说，把自己亮在别人面前。她做了些笔记，还同萨特作了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波伏瓦发现，头脑中常常冒出一个问题：“对我来说，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
开始她以为这很简单，作为一个女人，她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地位卑下。但萨特不同意她的认识：“不对！如果你是男的，你的成长经历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你应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循着这种思路探索，波伏瓦有了新的发现：她所处的社会是一个男性至上的世界，她自幼接受的观念全都是男性们创造的神话；如果她是男孩，会对这一切作出完全不同的反应。
现在她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定把原先要写的小说放在一边。她开始去图书馆借阅有关资料，准备专心研究，广泛深入地探求女性问题，把关于女性的神话彻底搞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