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
这是说，读书人有三方面的事情好做。首先是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其次是取得事业成就，最后是以文章著述流传后世。
立德当然是首要的。人首先要做个好人，然后才能谈立功、立言的事。如果读了一辈子书，连怎样才是一个好人都搞不清楚，善恶不辨，是非不分，这书就算是白念了。
我们常说开卷有益。其实也不尽然。比如有些书就不是好书，如教人如何偷税漏税、教人如何靠打麻将发财等等，却堂而皇之地摆在书店里卖。买的人还不少。缺少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这样的学习是越学越坏，这样的“成功”，是越“成功”越糟。
还有一句话是“文人无行”，是说有些笔头子上很可以的人，从“立言”的角度讲是很不错的人，在写作之外的道德操守、行为举止就不怎么样了。这不能不说是许多文人的极大缺陷。
另一个方面，立德、立功、立言在一个人的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绝然分开的，也不应该绝然分开。如三国时的管宁做学问，既是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也是在完成自己的教育事业。诸葛亮当丞相，既是做了大的事业，同时也表现了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司马迁写《史纪》，既是为后世立言，也寄托了他自己的思想情怀，而且也是一项巨大的事业成就。因此，这是三而一、一而三的关系，是不需要分得那么清楚的。
在这三者之中侧重于哪一方面，每个人都不一样；这就要依其自身的特点、爱好和环境条件等等具体情况而定。无论侧重于哪一方面，我们都不要贬损其它方面而唯我独尊。而文人还确实有这样的毛病，就是“文人相轻”。
刘表曾亲自写信给孙策，先拿给当时的名士祢衡看。祢衡看后嘲笑地说：“你是要写给孙策这个帐下儿看，还是要给张子布（张昭）看呢？”在他看来，孙策没有学问，是不配看他们这些名士们写的高深东西的。
其实谁都不应该轻视谁。孙策虽然没有张昭那样的学问，张昭在政治和军事能力上也无法同孙策相比。珍视自身事业的价值是应该的，同时也不应该否认其它事业的同等价值。只有悟了这一层道理才是通人。
我们说立德是基础，并非说它就是一切。立德落在实处还是要立功、立言；即使不从政当官降大恩泽于民，也要尽可能地做些好事，以自己的好德行来影响周围的人，在这个世上留下一些什么。如果不这样想，只是一味地独善其身，这样的道德就是苍白无力的。
说来说去还是这六个字：立德·立功·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