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在比较三国时说，魏、蜀两国，曹操、诸葛亮、刘备都是按申不害、韩非子法家的那一套搞，用法严峻操切，而王道没有了；只有吴国因顾雍、陆逊宽仁治国，所以无苛繁之政，使民生养休息。
王论三国每有独到之处，读到这里我却不以为然，所论似乎有些于史不合。
从史料上看，吴国在刑罚方面并不比魏、蜀宽缓。孙权是主张严刑峻法的。陆逊曾上表请孙权“施德缓刑”，即施行以仁德治国，减轻刑罚。
孙权的回答是，“设置法令是为了遏制邪恶的事情，戒备还未发生的犯罪，怎么能不设置刑罚以威摄小人呢？这是先有法令，然后依法处置，不想让人犯法而已。您以为刑罚太重的地方，我也并不把它当作多么好的事情，只是不得已而这样做罢了。”
他同时还说，既然陆逊上表提了这个意见，那就应该重新咨询商量一下这个事情，一定要使法令切实可行。他下令有关官吏写出全部法令条款，派人送给陆逊和诸葛瑾，请他们对认为不妥当的地方增删修改。
在吴国，真正的决策者还是孙权。对于臣下的意见他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当然，他是重视像陆逊这样得力大臣的意见的。但从上所述可以看出，他首先是坚持自己以法治国的主张，说明道理，然后在此基础上依大臣们的意见作适当调整。
吴国在施行严刑峻法上同魏、蜀没有根本的区别，这是时势使然，并非某一个人可以随便改变或决定的。
汉末天下大乱，朝纲败坏，法令废弛，而人心不以法制为意，国已不国。新立朝者如果不思重振纲纪，厉行法治，就会重蹈覆辙。
在孙权看来，设置法令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是为了遏制犯罪，使国家长治久安，使百姓能够在一个安定的环境里生养休息。这是一个爱护臣民的君主起码应该做到的事情。
厉行法治，严格执法，对于那些受重刑的人来说也许不够仁德，但这又是必要的。孙权在这里再次用了“不得已”三个字来说明自己的态度。
施德与施刑并不是绝然矛盾的。只有厉行法治，有效地遏制邪恶、预防犯罪，才能让百姓生活在一个安全、安定的国家之中，这就是在最根本意义上的施行仁德之政。如果法令不伸，恶人横行，百姓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恐怕这就是最大的不仁，这样的君主就是严重失职。
当然，在量刑的轻重上，在如何使施德与施刑并行不悖上，是可以尽量做到适当、适中、适度。在这一点上，孙权能够充分听取臣下的意见。
施德者必辅之以刑，施刑者必存施德之心，为君主者当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