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达上海时，刚开始没有人来接我们。本来我就有点怀疑对我的邀请也许是个恶作剧，因此在出发前我要中国人将旅行费先付给我。我想，大概没人会花费125英镑来开这样一个玩笑，但无人来接仍然让我莫名其妙。我担心自己会不会灰溜溜地回英国去，后来才搞清楚情况：邀请我们的朋友把船到达的时间弄错了。他们很快来到船上，把我们接到一家旅馆。在那里，我度过了有生以来最难受的三天。
在上海时，我们会见了许多人，除了中国人，还有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来的这些人形形色色，彼此之间大都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我们不得不把访客安排在旅馆大厅的不同桌子上，一整天从这张桌子跑到那张桌子来接待应酬。我们还出席了一个盛大宴会，几个中国人在餐后以非常漂亮的英语致词，语言诙谐幽默。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懂英语的中国人，他们对英语掌握的熟练程度，特别是妙语连珠，让我十分惊讶。现在我才知道，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孙中山向我发出共进晚餐的邀请，遗憾的是，他确定的日期是在我离开上海之后，因此我不得不委婉拒绝了。不久他去广东发动国民革命，这一运动后来征服了整个中国。我没有能够去广东，因此始终未能与他见上一面。
中国朋友带我们到杭州玩了两天，游览了西湖。头一天我们坐船在湖上游玩，第二天是坐在被人抬着的靠椅上游玩的。西湖美极了，具有古文明的韵味，甚至比意大利还要美。我们由杭州到南京，又由南京坐船到汉口。溯江而上的这几天过得很愉快。我们从汉口去了长沙，那里正在召开一个教育会议。他们希望我们在长沙呆上一个星期，每天做一次演讲。但我和朵拉都很累了，希望有机会休息，因此想尽快到北京去。于是我们只同意在这里呆上24小时。不过为了得到湖南人的谅解，在24小时内，我讲了4次课，在晚饭后两次发言，在午饭后也发言一次。我们从长沙坐火车直达北京，到北京后我才有机会洗了到中国来的第一个澡，其间已有十天。
我们在北京呆的头几个月过得很快乐。中国朋友很让人喜欢，我的工作也很有意思，北京这座城市又是那样的美。我们雇了一个男仆、一个男厨师和一个黄包车夫。男仆懂一点英语，我们通过他来与别人交流。我们在住进来之前就雇了这个厨师，并告诉他，几天之后就需要他做出第一顿晚餐。到了那天，他已经把晚餐准备好了。住处的家具都是我们在北京顶尖的旧家具店买的。中国朋友很奇怪我们为什么喜好中国的旧式家具，而不愿意从伯明翰进口现代家具。我们还有一位正式的翻译，英语说得非常好，还能用英语说富有幽默感的双关语，他很以此自豪。他是赵先生。在陪同我们旅行的过程中，我同他成了很亲密的朋友。他跟一个中国姑娘订了婚，我还为排解这桩婚事的一些麻烦尽了力。直到现在我们还有联系，他们夫妇来英国时曾来看过我一两次。
我要讲的课不少，还指导一个大学高年级的研讨班。这个班的学生全都是布尔什维克派，只有一个例外，他是满清皇帝的侄儿。他们往往是一个一个地溜到莫斯科去了。这些学生都很可爱，十分机灵，富有才华，希望了解新世界和摆脱中国的旧传统。他们多半在儿时就跟旧式女性订了婚，让他们烦恼的一个道德问题是：是否应该解除这一婚约而去同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结婚。在中国，新观念和旧传统之间有着一道很深的鸿沟，具有现代意识的年轻人最难以忍受的是家庭的束缚。朵拉常去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们向她提出诸如婚姻、自由恋爱、避孕之类的问题，她十分坦率地作了回答。而在欧洲类似的学校是不可能讨论这些问题的。中国青年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放的，但传统观念对其行为方式仍然有着很大影响。我们有时举行宴会，邀请我的研讨班的男学生和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参加。刚开始这些姑娘都躲在一个房间里不出来，后来在我们的鼓励下开始与男性交往。而事情一开了头，就不需要我们再去推动它了。
我讲学的国立北京大学是一所非常出众的学校。校长和副校长都是热心于中国现代化的人。副校长是我认识的最真诚的理想主义者。这里的督军们经常挪用教师的薪水，这些教师主要是出于对教育的热爱而教书，并不是为了金钱。而这里的学生也很值得这样的教师来教他们。他们求知欲望强烈，时刻准备为自己的祖国作出牺牲。这里的氛围让人感受到，这是在一个大觉醒的前夜。在沉睡了几个世纪之后，中国人开始发现了现代世界，这时，年轻的改革者身上还没有随着政府职能带来的贪婪和妥协等毛病。有些英国人对这些改革者持嘲讽的态度，他们说，中国终归是中国。他们认为这些年轻人知识肤浅、行为浮躁，不能成大事。但就是这些“肤浅浮躁”的年轻人，在不到几年的时间，却征服了整个中国，将英国人的许多特权给剥夺了。
由于我星期天还得讲课，我们就星期一休假，经常去天坛玩一整天。天坛是我能够看到的最美的建筑。我们往往静静地坐在那里，沐浴着冬天的阳光，心境一片平和。我们还常常去北京的城墙上散步。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们在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土时就出去转，一直走到月亮高升的半夜。
北京的冬天很冷，随着蒙古山脉传来的寒潮袭来，这里的北风寒冷刺骨。我患了支气管炎，但没有在意，后来似乎已经好了。一天应中国朋友之邀，坐汽车去了离北京有两个小时路程的温泉。在旅馆喝完茶之后，我开始全身发抖，一个小时后我们决定返回北京。路上汽车轮胎被扎破了，在修补轮胎的过程中发动机又被冻住了而不能发动。这时我已经开始昏迷，朵拉和几个中国仆人把汽车推上一个山坡，车往下滑时才发动起来。这样一耽误，到北京时城门已经关闭，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才把城门叫开。我们到家时，我已经病得十分厉害，陷入完全的昏迷之中。我被送进一家德国医院，白天是朵拉照护我，晚上是由在北京的唯一一个英国专业护士照护我。大约有两个星期，每天晚上医生们都以为等不到第二天早上我就会死。这段时间的一切我都没有记忆，除了一些梦。等我从昏迷中醒过来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那位护士是谁。朵拉告诉我，我病得很厉害，差一点死了。我却回答：“这太有意思了。”但我的身体实在太虚弱，5分钟后就把这事忘记了，她不得不再说一遍。我甚至连自己的姓名都不知道了。我醒过来之后有一个月的时间，人们不断地对我说，我本来随时可能死去的，我始终不相信。那位护士对我护理得非常好，“一战”期间她是塞尔维亚一家医院的护士长。她有很深的宗教信仰。在我病情有了起色时，她对我说，她曾一度考虑，她是否有责任让我这个无神论者死掉。幸亏她的职业道德要胜过宗教道德，才让我免遭此厄运。
一个人躺在床上，想到自己不会死了，这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此前我总以为自己骨子里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总是感到活着没有多大意思。现在我发现这是错误的，人生对我而言是太可爱了。北京很少下雨，但在我身体恢复期间却接连下了几场大雨，窗外传来泥土的芳香；如果我再也闻不到这泥土的香味，那是多么让人遗憾啊。看到阳光、听到风声，也会引发我同样的感想。窗外有几棵刺槐树，这时正开着花。看着它们，我才知道自己还是愿意活着的。其实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只是我以前并不知道罢了。
人们对我说，如果当时我死了，中国人会把我安葬在西湖之畔，还要修建一座祠堂来纪念我。这没有成为事实，让我有点遗憾，因为那样一来我就成了一个神，对于一个无神论者来说，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日本记者往往在朵拉护理我的时候来打搅她，因此她对他们采取应付的态度。这些记者就往日本报纸上发消息说我已经死了。这个消息从日本传到美国，又从美国传到英国，跟我将要离婚的消息发表在同一天的英国报纸上。幸好法院并不相信这个消息，否则离婚的事情又会被拖下来。不过这个消息让我获得了人们通常没有的乐趣：一个人可以阅读自己的讣告，这是我一直向往但并不以为它真的可以实现的事情。
——自传
（黄忠晶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