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月１７日，在度过２１岁生日后两天，尼采到达莱比锡。１８日，在莱比锡大学注册学习古典语言学。这时他对于自己今后的职业也想清楚了：“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名真正的教师，首先要在青年人中激发起必不可少的深刻思维并培养他们自身的评判能力。这样，在他们心里就能不断地提出为什么要学习研究，什么是他们的研究对象以及怎样去研究这样一些问题。”而现在，他首先就是以这样的要求来规定自己的学习活动的。
在莱比锡大学报到的这一天，正好是校庆日，尼采目睹了一个有趣的场面：校长向学生训话。校长首先说，在百年前的今天，歌德曾在这所学校报到求学。尼采听到这里，感到这不仅是莱比锡大学的荣耀，也是他尼采的荣耀。百年后的今天，步伟大歌德的后尘，他也来到了这里，这真让他自豪不已。他暗自思忖：这也许不仅仅是巧合！
“一个天才自有他独特的道路，”由于歌德在学校的表现可能不是很佳，校长先生赶紧补充说，“但沿着这些道路走是危险的。歌德不是一个好学生；在读书求学时代，你们不要以他为榜样！”
“嗬，嗬！”大学生们觉得挺有意思，欢快地喊了起来。尼采目睹此盛况，不觉十分感奋。莱比锡大学在他到来的头一天就给他一种崭新的感受。
但不久尼采就感觉到，在莱比锡仍然处于同波恩一样的孤寂之中。这种孤寂对于做学问也许是极好的，而里契尔教授希望于他的也就是专心于学问。这位老先生对于陪着自己一起转到莱比锡的高足有如慈父，关怀有加。但老先生学术兴趣的范围较为狭窄，是专家学者型人物。他很喜爱尼采但不能深刻了解尼采，不能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更不用说在人生道路上的指引了。
相反地，他一再告诫尼采不要心有旁骛，不要陷入神学和哲学领域的泥坑。这种告诫反而造成了尼采对于古典语言学的某种厌倦，因为尼采在本质上，不是一个甘愿埋头于故纸堆的书斋学者；当他强迫自己这样做的时候，不禁觉得自己做出了太大的牺牲。
因此，到了莱比锡后，尼采在波恩的苦闷并没有得到消除。他依然是离群索居，依然是彷徨无定，依然是心灵处于飘泊之中。没有明确的生活原则，不知道希望存在于什么地方，没有足以抚慰创痛的友谊，这是一个２０来岁的孤独青年特有的烦恼。
这时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件对于尼采来说十分重大的事件，也许他就会陷入长久的苦闷而不能自拔，觉得到莱比锡是一场虚行。这一事件的重大程度也许只有父亲的去世才能与之相比，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尼采的生活。
这个事件就是：发现叔本华！
到莱比锡大学不久，一天，尼采在旧书店里偶然翻到了一本书，是亚瑟·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这名字对他还相当陌生，他随手翻了几页。平素他的习惯是不急于买书，这次不知怎么回事，似乎有个神秘的精灵在悄悄地对他说：“赶快买下这本书回家吧！”于是他立即买下这本旧书回到住处。
刚跨进房门，他就打开这书读了起来，马上被它深深吸引。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本书、任何一个思想家能够对他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在他的心灵中造成如此强有力的震撼！
尼采有整整两个星期几乎没有怎么睡觉，凌晨两点上床，６点起身，完全沉迷在这部书中。他在这书中不知死过去多少回，又活过来多少次。这本书是煎熬，是炼狱，是虚空，是毁灭；这部书又是无比的欢欣、抚慰、充实和再生。
看得累了，思得苦了，他就坐在钢琴旁随意弹奏，让自己的思绪，和着叔本华的文字化为潺潺的声音之流。人生、世界、苦乐、悲欢、意义、境界，融合成一片不可言说而又必须言说的东西。
尼采通过叔本华而发现了自我，这个他一直把握不定、又一直坚执去把握的自我。半个月的时间，他经历了只有临产的妇女才能感受到的阵痛和随之而来的创造的大欢欣。
值得注意的是，像这样通过一次类似危机的精神震荡而有一个根本的变化，在尼采的人生道路上还会有多次，每一次都给予他一种新生的感觉。每一次都是对于此前的否定，同时又继承和深化了以前的许多东西。
是叔本华让他再一次获得生命，在他精神处于低沉、徘徊、危机之时拯救了他。他对这位哲人的感激之心无可名状，唯一能表达他的心情的是，把这位哲人称作自己的父亲。自５岁以后就失去对象的感情又复活了。是的，叔本华就是自己的父亲，父亲！
他需要一个父亲来指引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行进，在多年的彷徨之后，现在他终于如愿以偿了。叔本华在序言中写道：“我想，一个人所发现的真理，或者他投射在某个暗点上的光，总有一天会打动另一个思索者，会使他感动、狂喜，并带给他安慰；正是对这样一个人，我要说，犹如其他一些和我们一样的精灵在这人生的荒漠里曾经对我们诉说过、并安慰过我们一样。”在尼采看来，这话就好象是特意对他一个人说的那样，是那样亲切。
尼采不禁想到，像这样一个世界上再难找寻的人，６年前还活着，那时自己本可以去拜访他，聆听他的教诲，向他倾吐仰慕之情，然而现在永远不再有这种机会了。思想至此，他不禁黯然神伤。
叔本华的什么东西能够这样打动一个青年学子的心？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叔本华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
他的第一真理是：“世界是我的表象。”这就是说，一个人所认识的这整个世界都只是同主体关联着的客体，是直观者的直观，不可避免地要以主体为条件，只是为主体而存在。
在论及外在世界的实在性时，叔本华谈到梦与真实的关系。他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人生和梦都是同一本书的页子，依次连贯阅读，这就是现实生活，白天醒着的时候就是这样；睡觉做梦时是不经意地随便这儿翻一页、那儿翻一页，没有秩序，也不连贯。连贯也好，不连贯也好，读的都是同一本书。这似乎是秩序井然的一大本书，从更大范围看，也不过是一个单页罢了。因此，在醒时和在梦中有一种经验上的联系，双方在本质上没有什么确定的区别。因此我们的确可以说，人生是一场大梦！
叔本华花费很多篇幅来反驳一个古老的思想，即认为只有经过证明的东西才完全是真的。他说，恰恰相反，每一个证明都需要一个未经证明的真理，直观是一切真理的源泉和科学的基础。科学的一切证明必须还原到一个直观的也就是不能再证明的事物。
叔本华的最高真理是：“世界是我的意志。”用传统的哲学语言来说，一切表象和客体都是现象，唯有意志是自在之物。意志是一切事物自在的本身，它的逐级客体化就是这整个可见的世界。而它本身是没有任何目的和止境的，它是一个无穷尽的追求，其欲求是根本自明的，只有它的个别活动在每一瞬点才需要由动机来作较详细的规定。
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按其全部本质来说，是彻头彻尾的意志，又是彻头彻尾的表象。在这两重观点下，每个人自己就是这整个世界，或是小宇宙，并看到这世界的两方面都完整无遗地皆备于我。整个世界和人一样，彻头彻尾是意志，又彻头彻尾是表象，此外再没有剩下别的什么东西了。
叔本华特别推崇艺术在对世界认识中的作用。艺术的对象是理念；理念不同于概念，它始终是直观的，不能为一般个体所认识，而只能为超然于一切欲求和个性、上升为纯粹主体的人所认识，这些人是天才。只有他们才能感受这些来自生活自身，来自大自然和这个世界的理念。因此，艺术是对世界本质的纯粹认识。
从对世界总体看法出发，叔本华认为人生从根本上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而是一个形态繁多的痛苦，一直处于不幸之中。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这正像不能解除的口渴一样。欲求来自需要、缺陷、不满足，也就是痛苦。所以，人生来就是痛苦的。一切满足或所谓幸福，都只是消极的。满足和幸福除了是从痛苦中获得解脱外，就什么也不是。
叔本华最后说，人类真理的极境，如果站在哲学观点看，只是一个消极的无。如果要正面认识这一点，就只有采取那些彻底否定意志的人们的做法，他们已经达到吾丧我、超然物外、普照、与上帝合一的境界。这些达到人生至境的人心境平和、古井无波，有着深深的宁静和不可动摇的自得和愉悦。认识的最高境界就是否定意志，同时又是意志本身的自由在现象中特有的唯一直接的表现。
显然，叔本华吸引尼采的，是他那种对人生和世界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这种人生就是痛苦的观念尼采本来就有，但他必须借助于一个权威、一个大哲学家来把自己的想法甚至他那种浪漫忧郁的气质和孤僻的性格特征合法化。
现在他寻找到了叔本华。这对他来说，主要不是一种知识的滋养，而毋宁说是对人生道路的指引，对人生信念的确定。这种以否弃生命和意志为终端的悲观哲学反而激发了年轻尼采的巨大激情和生命力，这恐怕是始作俑者叔本华先生未曾料想到的。
此外，这本书的文笔和风格也让尼采赞叹不已。德国哲人的东西一向以晦涩难懂为特征，像叔本华这样具有高度文学素养、同时又能恢弘地构造出一个体系的作家是不多见的。这让看厌了那些哲学八股文的尼采顿觉耳目一新。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结合在一起，给了尼采以双倍的思想冲击。
尼采立即把自己的发现宣扬给亲友们。在给戈斯多夫的信中，他说：“如果哲学应该起教导作用，那么至少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哲学家比我们的叔本华更能教导人！”
在给杜森的信中，他进一步谈到：“你要我证明叔本华的正确，我只能简单地对你这样说，我之所以能勇敢而自由地正视人生，是因为我的双脚已找到了坚实的土地。形象地说吧，忧郁的潮水之所以没有将我冲离自己的道路，是因为它们无法淹没我的头；在哪些偏僻的领地，我感到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舒适自在。”
尼采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布道者。在他的宣传下，妹妹伊丽莎白、戈斯多夫、杜森都成了叔本华哲学的信仰者。这位叔本华迷几乎可以在一切地方看到他所敬仰的大师的踪迹。当朗格的《唯物主义史》出版时，尼采十分兴奋，认为它是为叔本华哲学张目的，在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其实朗格在这书中宣扬的是康德哲学，一种新康德主义，同叔本华的东西区别很大。
这一年复活节尼采回到瑙姆堡，他的心中充满欢乐。在给戈斯多夫的信中他描述了自己的心境：“有三件事成了我的安慰，多么难得的安慰啊！这就是叔本华、舒曼的音乐以及孤独的散步。”
他还具体描述了在一次散步中，触景生情地体会叔本华哲学的状态：
“昨天，一场狂风暴雨将至，我快步登上附近的小山岗；在山顶上，我看到一所茅舍和一个男子，那人正在宰两头羔羊，他的孩子们在一旁看着。这时天上电闪雷鸣，暴雨挟带着冰雹倾盆而下；我感到一种说不出振奋，浑身上下充满了激情和力量；这时我异常清晰地意识到，一个人要了解大自然，就必须像我刚才那样，远离一切烦恼和一切沉重的束缚，到大自然身边来获得解脱。这时人类及其令人苦恼的意识与我何干！上帝的‘你应该’和‘你不该’又与我何干！闪电、狂风、暴雨、冰雹，这些不带任何道德意识的自由之力是多么与众不同啊！这些不受理性困绕的纯粹意志是多么幸福、多么强大啊！”
尼采从叔本华的哲学中获得一种类似佛教的顿悟。虽然在大约１０年以后，他开始与叔本华彻底分手和决裂，把叔本华视为最大的颓废者，但直到他有理智生活的最后两年，在谈到叔本华时，他仍然承认叔本华是自己的先驱，自己是他的继承者：“我的先驱是叔本华。我深化了悲观主义，并通过发现悲观主义的最高对立物才使悲观主义完全进入我的感觉。”当然，他同时又是彻底的批判者。他对于叔本华的批判是一种扬弃，而不是简单的抛弃。原因就是，在骨子里，他和这位悲观主义大师有着无法分割的同一性。
由于叔本华，原先枯燥单调的语言学课程再也不是不可忍受的了。尼采以愉快的心情投入到这种专门的研究活动之中。
里契尔教授向他的学生提出一个建议：成立一个由爱好语言学的学生组成的语言学研究会，以此来推动这一方面的学术活动的开展。尼采积极响应导师的号召，参加了筹备工作。
１８６６年初，语言学研究会成立，共有１１名成员。在尼采的感觉中，这个组织有些类似他在中学自发建立的“日耳曼尼亚”，是可以视为由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进行自由精神活动的场所。于是，在这个研究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他就把自己在中学时期关于泰奥格尼斯的论文加以整理和深化后拿去作了发言。这个发言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里契尔教授获得信息，把这篇稿子要了去读，阅毕大加赞赏，认为它构思十分严谨同时又富有创造精神、充满生气，是多年来他所读过的低年级大学生作品中最好的一篇。他从这篇作品看到一个有着远大前途的语言学家的才能和素质。他鼓励尼采对这篇稿子作进一步修改，充实内容，并使之有一个适合于发表的形式，然后投到《莱茵博物馆》杂志。尼采接受了老师的建议。
里契尔教授对这位得意弟子显然格外青睐。他每个星期都抽出两次时间，同尼采共进午餐，就学术问题进行研讨。在他的心目中，尼采是自己学术工作最有希望的继承人。在某种程度上，他对这位勤奋而内心深沉的年轻人有一种慈父般的感情。
在尼采这一边，一方面，对这位学术界泰斗十分敬重，对他在专业上的权威性深信不疑，对他的教诲和提掖心存感激之情；另一方面，他又看到，里契尔的学术兴趣范围狭窄，他是典型的学者，同其他做学问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在专业之外，尼采同他在思想上没有什么沟通和交流。
尼采对语言学研究有着某种喜爱，同时他又有一种超出纯粹语言学范围而在哲学领域里驰骋的激情。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力求在语言学研究中把自己在哲学方面的心得体会融汇进来。这使得他的论文有一种独特的视野和风格。
在给杜森的信中尼采表述了自己的想法：“我希望把某种欢快的情绪融化在自己的文体中，要像致力于弹琴一样致力于写作，而且希望自己最后弹出的不仅是已经学过的一些片断，而是自由奔放的幻想曲，尽可能的自由，又始终合于逻辑和优美动听。”美、逻辑、力量，这些应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到目前为止，这种两者的融合还没有造成什么冲突，反而突出了他的独特性，从而呈现为一种深度。继完成“泰奥格尼斯”之后，他又写了关于希腊抒情诗人西蒙尼特斯的文章，还有关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目录的文章。
尼采对于西蒙尼特斯的喜爱不是偶然的，这位诗人以人生为游戏的态度显然深深打动了他。１０多年后，尼采在他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人性，太人性的》中还在称赞这一点：“西蒙尼特斯劝他的邦人把人生视为游戏；严肃之为痛苦于他们是太熟悉了，他们知道，唯有艺术能够化苦难为欢乐。”将世界的种种包括我们的人生都看作是“意志”的游戏，这是尼采的一个基本思想。在这里，他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萌芽性的想法。
尼采就这些题目在语言学研究会作了演讲，以后又把它们投到《莱茵博物馆》杂志。演讲都获得成功，而文章也陆续在杂志上发表出来。关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目录的研究文章还获得大学专门为这个题目设立的奖金。在莱比锡语言学界，年轻的尼采渐渐崭露头角，显示出一副有着远大前程的样子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