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跟着爸爸来到了她从没来过的老家——鸦乌咀。五间破旧的老房了。一个院子，房后有一棵桃树，一棵李子树和梨树，几株低矮的樱桃树，院子里有一棵枣树。出了院子，前面还有一个菜园子，供一家人一年四季吃菜——平日里主要是奶奶打理。虽然也民穷人家出身，可爸爸去却人未干过农活。什么时候种什么，怎么种一窍不通。妈妈也是念过几年书的人，什么渍酸菜、腌咸菜、下大酱等农妇的活也都不会，他们俩都从头学起，开始了真正的农村生活。
刚回去的那几年，还是单干，家里有一亩多地。我小的时候，记得老五院地房后有一条（几分地）是我家的，种过麦子。文革时都给各家做菜地了。北有几分地，种过玉米、地瓜等。我小时候跟爸妈去过。家里没用牲口和老耕地的农具，每到春种和秋收时，都等别人家种完或收完了，两求人家帮忙，日子就这样过了两样。五0年妈生下了大妹，爸也找了活儿，在旅顺苏联陆军医院开车。干了两三年。还记得爸有时开着绿色的大卡车，领几个苏联玛达姆来家里买鸡蛋的情景。后来，查爸有历史问题，就不让爸干了，爸又回家务农了。
我五六岁时，得了哮喘病，农村都叫喉巴病。一发作，喘不上气，嘴都憋得发紫。好几次，爸半夜冒雨去河南岸药房买麻黄素。我六岁时，大姨从沈阳回杨树沟给公婆上坟。临走来我家看我妈，看妈过的日子，看我遭的罪，很心疼，和爸妈商量带我去沈阳治一治。爸妈同意了，就这样，我来到了沈阳大姨家。
大姨家住在沈阳和平区五经街二段二里14_2号，又名大西旅馆。进了拱形门发现，这里有前楼、中楼、后楼。楼与楼中间又是数不清的小院，小院又套小院，有好几排。大姨家就住在温大妈的邻院，出入必经过温大妈的院子。这个里院住三家，大姨和陈大妈住对面房，两家共用一个外屋，就是现在说的厨房。南面是赵大娘。赵大娘家走南街正门，院里北门常年关着，每年天最热的时候才能开几天。紧挨赵大娘家的后墙有一个木板房，那是大姨家放杂物的地方。
解放后，大姨夫在马路湾派出所当警察，指挥交通。家里墙上挂着姨夫的大盖帽。佳作表哥已工作，在区文化馆，不知具体是什么。红姐读书，每天早出晚归，跟我也说不上几句话，家里只一铺炕，睡不开，表哥就睡在单位宿舍，只是星期天回来，也没在家住。我呢，也没会干什么，也没什么活儿，只是给大姨当个小支使，买个东西，打个酱油什么的跑跑腿儿。姨夫人很好，不抽烟，不喝酒，没脾气，有耐性。那里小，不懂事，大姨常问我：“丫，大姨好，姨夫好？”我说：“大姨好，姨夫不好。”大姨听了哈哈大笑，也没生气。现在想想，住人家的，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说人家不好，我傻的一个孩子呀!
大姨就是个地道的家庭妇女，大字不识一个，她最大的爱好就是抽烟喝酒看扑克牌。姨夫从来不管，也不见他们吵过架。
姨夫休息的时候，会给我讲小人书，他给我辫子，教我识字，认识钟表，成年以后才知道，大姨享了一辈子福，是因为她找了一个多好的男人啊！
说也怪，我来大姨家没几天，大姨领我去医院，之后再也没去过，什么药也没吃，我却渐渐地胖了、壮了，喉巴次也没犯过。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我在大姨家呆了两年多。
一九五五年的夏天，大姨家突然来了两个年轻姑娘，这就是我六姑和兰姐。六姑当时在沈阳的东北药学院读书，是国家保送去的供给制药速成人才。解放前夕，六姑在大连日本人开的灯泡厂当童工，不知怎么的入了党。解放后国家急需人才，像她这样的没念过书，字都不识几个的年轻党员被送进速成中学，直至送入速成大学去深造。吃穿一律国家供给。放暑假了，爸让六姑把我带回去，秋天好上学。
大姨说：“孩子在这呆得好好的，不就上学吗？在这儿也一样上。”六姑说：“哥让带回去，回家上。”大姨说：“是啊，人家的孩子人家说的算。”大姨不再说什么，给我收拾东西，我跟着六姑走了。临走，大姨挥泪了，我也哭了，我真舍不得离开大姨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