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皓今年26岁，是那令容易一见钟情的女孩子所喜欢的那种帅哥：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很干净的五官，牛仔裤加马球鞋将他衬得很帅气。
他把和他维持了4年关系的那个女人叫作吴姐。这四年里，他靠吴姐的钱生活着。但他不喜欢把这四年说成是吴姐包养着他，而只愿意说“和她在一起”。
“曾经因为害怕面对生活压力，而投靠了吴姐。但我想结束了，她不可能给我未来。”钱皓开门见山———口述／钱皓 采写／杨文钊
2000年，我从成都一所大学毕业。那本用3年光阴换来的计算机专业大专文凭，没有让我在家乡重庆找到工作。那时，我妈已从市内一家国企下岗，爸爸是工人，一年后也将退休。
家里的窘迫让我心里慌乱，我不敢再在家里呆下去。
2001年春节后，在朋友鼓动下，我找父亲借了3000块钱闯到深圳。可深圳的就业竞争更为激烈，一个多月后，同行的两个朋友都找到了工作，只剩了我还无着落。
2001年3月18日，那是我永远记得的一天。那晚，两个朋友陪我喝酒，我打算返回重庆，他们为我送行。在深南大道的那间酒吧里，我哭了，醉得一塌糊涂。出门时，我与一伙陌生人发生了冲突，弄不清事情是怎么了结的。后来听两个朋友说，对方一个30来岁的女人开车送我们回到了住处。
第二天醒来已是下午，朋友留给我一张纸条，叫我拨打一个手机号码。公用电话亭里，我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很纯正的普通话，自称吴姐。吴姐说，从我朋友处知道了我的难处，愿意帮我找个工作，第二天早上会来接我。
我不明白这个陌生女人为什么要帮我，但能找到工作，足以让我欢欣鼓舞。那晚，朋友下班回来告诉我，吴姐就是昨晚送我们回家的女人。
第二天一早，我刚洗漱完毕，吴姐就到了。她是一个很有味道的女人，不算特别漂亮但却让人感觉舒服。我带着行李跟她上了车，两个朋友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加油”。
吴姐把我带到罗湖一个高档小区的三居室，说是让我先住下，工作的事不能急，慢慢来总会办妥的。有了住处，有了“熟人”，这让我大学毕业近一年后第一次有了安稳的感觉。
半个月过去了，吴姐每天早出晚归。每天饭菜，她都叫食店准时送到家，平时如果有其他需要，可以随时打她手机。吴姐回来时，都会陪我聊天，聊家庭，聊以前，聊现在，聊以后。
但每次围绕着我聊，她很少提到自己。我想，她或许自有难处，也没有问她太多，只知道她31岁，是北京人，很早就和男朋友到了深圳。现和男友分手，自己开了一家公司。这套豪华的三居室，只是她很多家中的一套。
一天晚上，吴姐回来很晚，一身酒气，不停地大笑。我扶着她坐到沙发上，倒了一杯牛奶给她。她喝了一口，然后盯着我：“你接受我做你女朋友吗？”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是说吴姐你不要开我玩笑，但话音未落，她就吻了我。那一晚，我睡进了吴姐的主卧室。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无法拒绝她。
吴姐给我办了一张银行卡，第一次就打了10万到我的账上，算是平时的生活费。失去了压力，我逐渐打消找工作的念头。在这个温暖的三居室，成了我逃避生活艰辛的庇护所。
我试着寄了5000块钱给在重庆的爸妈，说是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电话那头，妈妈激动地哭了，“我儿子长大了，有出息了”。
对朋友那边，我则称，是在吴姐的公司里上班。他们很羡慕我认识这样一个姐姐。回请朋友吃饭，那一顿我很阔绰，3人吃掉两千多块，结账的一瞬，我很满足，甚至有些莫名的兴奋。
另租一套房掩藏真爱
当年底，吴姐生意很忙，不停在全国飞来飞去，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我提出回重庆，她答应了。我并没有回大渡口的父母家住。我谎称，新单位在两路口，就近租房住。其实，我在临江门租了一套房。
吴姐又打来一笔钱，要我好好照顾自己。三天两头，她都会打电话来。新年元旦，吴姐来重庆，说以后每月来看我一次。
我仍然没有出去找工作。钱快用光时，只要一个电话，第二天卡上又马上充实起来。
因为没事可做，我开始酗酒。夜深人静，我烂醉如泥，一身烟酒臭味回家。吴姐很快打电话来，只是要我注意身体。
春节后不久，我一个人到杭州散心。西湖春色勾不起我任何欣赏的雅兴。就在那天，我碰到了钟琳。当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句正宗的重庆话“今天到哪里吃饭”，我习惯性地回头，3个高挑的女孩儿正兴致颇高地拿着地图找吃处。
她们也是来旅游的。千里之外遇到老乡，我主动要求请客吃饭，3个女孩爽快地答应了，答应得最快的那个就是钟琳。回到重庆，我和钟琳发展得飞快。她挺漂亮，比我小3个月，就快大学毕业了。和钟琳在一起我很开心，她会做难吃得不能再难吃的酸菜鱼，也会在我不停抽烟时狠拧我胳膊，而这一切我都很乐于享受。
我在杨家坪又租了一套房子。和钟琳在一起时，我都住在那儿。当吴姐到重庆时，我才会回临江门的住处。
和钟琳在一起，我知道了什么是爱。我半夜给她盖被子，早上6点多起床给她买早餐，接受她的建议改变发型。
除了周末，每天我都会装模作样地去上班，然后一个人偷偷溜到网吧打半天游戏，下午回到临江门住处睡午觉，晚上再装出腰酸背痛的样子回到杨家坪。
我戒了酒，甚至找到一份在解放碑一家电卖场上班的工作，权作打发时间。而1000多元的月薪，对我来说只能算是一个笑话。
我决定和吴姐摊牌。在电话中把一切都说了，没有一丝迟疑，我说只想要一段爱情想要一个家。
吴姐什么都没说挂了电话。第二天，她又打来电话说想留住我。几天后，她到了重庆，拉着我满城逛，最后不由分说地在江北五黄路上买下一套房子。
吴姐平静地告诉我，她不会跟我结婚，但“警告”说如果离开她将会一无所有。若真相大白于天下，钟琳会怎么看，爸妈会怎么想？我被镇住了，猛然发现，自己早已悄悄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吴姐说，房子是为我买的，我满30岁时会自动转到我名下。她为我买房是想让我有安定感，不再胡思乱想。
我同时想像，离开吴姐的话，1000多块钱月薪，生活会是什么样的窘相，我还会有幸福吗？我变得前所未有地不自信。
我第二次摊牌了，是对钟琳。那天在朝天门，我对她说想要分手。钟琳说你疯了吧，我说我是疯了所以我想分手。
我语气坚定，表情容不得她不信。她问为什么，我说你知道得越少越好，我觉得累了。钟琳没哭，转身就走。当天晚上，她就从杨家坪搬走了，留下一封信，最后一句话是：我很后悔，因为你不是男人。第二天，她的手机就再也无法打通。
从那天开始，我再也不愿在朝天门广场作任何停留。最后一次看见钟琳，是在一酒吧门口，醉醺醺的她和醉醺醺的我擦肩而过，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她甚至没有多看我一眼。
我住进了吴姐给我买的房子，那房近50万。酒精又重新占据我的生活。
我和吴姐的关系又回到了从前。每一两个月，她飞来重庆，住几天又飞走。4年过去，我不情愿地看清，其实我不过是被她控制过的一个玩物。也许她真正喜欢过我，但那绝不是爱。
我上医院看病说自己失眠，然后偷偷储存安定片。按小说上的描述，大剂量安定片加烈酒是轻生者惯用的方法，我照此试了3次，但每次都是头昏脑涨地醒来。
又近绝望时，我又遇到了一个女孩———杜菁，在银行工作，一个单纯而文静的女孩。我又试图去维持一段不知能否茁壮成长的爱情。
我需要再次告诉吴姐吗？我有勇气吗？她会原谅我的背叛吗？我今年26岁，作为一个男人，在同龄人里，恐怕算是最没能力生存下去的人。
难言的耻辱，也许只有包在光鲜皮囊里那所剩无几的那一丁点尊严才知道。我的故事，只有最最要好的两个朋友知道，他们无数次劝我逃离。可每当我看到这座城市里失意的人们，我就再一次胆怯。
但是，我总得为自己找一条路，而这一次我又该怎么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