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相逢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40多年了，由于时间的冲刷，文革中发生过的人和事，我已经慢慢的淡忘，有些再也记不起来了。但是，有一位同学，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我记忆犹新，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就是我的同班同学-------黄武同学【他还健在，恕不写真名】。
1967年底，文昌两大派发生大规模武斗，我们这一派【井系旗派】屡战屡败，不但失去了紫贝岭【井系旗派的大本营】，而且被联总派赶出了文昌境外。于是，我随着逃难的井系旗派们，流亡到了海口市。
1968年春节后，我的母亲来到海口市，在东方红派的据点-------解放戏院找到了我，好说歹说要把我带回家去。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同意了母亲的要求：回家去。
于是，我又回到了我们井系旗派与联总派曾经生死搏斗过的地方------文昌县城文城镇。
城里如临大敌，到处都有武装民兵在巡逻站岗。街道上有用木头、沙包垒成的工事，楼顶上架着高射机枪，气氛非常紧张，跟海口市大不一样。
路上，我碰到了他，我的同班同学------黄武。他当时是文中联委的一个小头目，一个非常蛮横的打手。我感到特别的恐惧，不得不佯装着笑脸跟他打个招呼。
半年多来，我没见过他，他胖了，满脸横肉，样子很难看。他昂着头，叉着腰，一双小眼睛非常得意地瞪着我，一付盛气凌人的样子：“你回来啦！回来好。你好好地反省吧！同学们怎么样？叫他们都回来吧！”
我等待着他的教训，可是他什么都没有说，他用手拍拍我的肩膀：“你走吧！以后再聊！”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木呆地站在街道上，好久都没有挪步。我母亲拉着我：“我们回家吧！”这时我才清醒过来，跟着母亲上路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惩罚我。据同学说，他在文中联委中野蛮得出了名，打人很凶。可是，他却放过了我，是他没有知道我在文中井岗山中的角色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一直都没有弄清楚。
成了闯将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跟他又见了几次面，说也奇怪，后来我们的境遇竟发生了戏剧式的变化。
黄武同学出身好，根正苗红，在那讲究阶级路线的年代里，这种人是很吃香的，他虽然学习不太好，却一直在班里当学生干部，而且是第一批参加了共青团组织。
1966年，文革风暴聚起，他显得非常活跃，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场“反修防修”的革命洪流中去。他破四旧，斗黑帮，样样走在前头。有一次，在批斗黑帮教师的大会上，他义愤填膺，在对我校团委书记、我们的班主任做了一番批判发言之后，竟当场给这位老师剃了阴阳发，引起同学们大哗。由于他在文革中非常积极，敢冲敢斗，被工作组推为校文革副主任，并作为第一批红卫兵代表到北京去见了毛主席。
文昌中学分成两大派以后，他参加了联派组织，成了文中联委中的铁杆分子。武斗发生以后，他跟我一样，成了各自组织的敢死队队员。每次武斗，他都冲在前头，敢打敢拼，不怕头破血流，被称为联委的“头号打手”。
1968年7月下旬，县革委会贯彻执行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调遣大批武装人员到我们大队拔除“反革命据点”。黄武同学也跟着县工纠到我们大队参加拔点战斗。一天，我到大队部参加受蒙蔽人员“洗脑”学习班，竟同他遭遇了。他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佩戴着【文昌工纠】的红袖章，束着武装带，挎着一支铁把冲锋枪，显得威风凛凛，派头十足。
这一次，我格外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尽量表现出低三下四的神态，以求得他对我的宽容。我知道，他的派性很重，打人非常凶狠，象我这样一个井系旗派的死硬分子，他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可是，黄武同学对我的态度比前次更为和蔼，他的脸上不曾表现出加害于我的神色。当然，他也免不了对我进行一场善意的教育：
“听说你还很积极呀！这不行呀！顽固不化是要吃大亏呀！我希望你深刻反省，彻底检查自己的错误，争取早日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呀！”他一连说了几个“呀”字。
听这话我感到很舒服，那紧绷着的心一下子轻松了下来。我对他唯唯吶吶：“我一定记住你的教诲，一定痛改前非，一定不辜负你对我的挽救！”我也一连说了几个“一定。
回校后，班上很多同学都受到惩罚，都挨了打。这一次他又充当了“打手”的角色，对班里的对立派同学大打出手，而且“亮拳”很重。据我了解，班上有十多位同学都被他“修理”过。但我却一直被他“关怀”，不但没有挨打，而且连骂一声都没有。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
由于他对敌斗争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因而被推选为班的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相当于班长】，学校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校长】。
在考场上
1968年底，文革大风暴过去了，我们也“高中毕业”了，同学们各自东西，回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投入另一场战天斗地的大革命。从此以后，同学之间的信息就不太灵敏了。
后来，我听说黄武这个“文革功臣”回乡以后，起初受到重用，刚回乡就被娉请当了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但仅当了一年，据说不太称职，就被辞掉了，后来他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1977年我参加了高考，考上了一所师范院校，三年后毕业分到文昌中学当教师，于是我又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母校。
第二年，我被县招生办娉请参加高招监考工作，当了一名监考员。第一科考语文，在考生开始答卷后，我逐个检查考生们的准考证。在第一排的一个座位上，一位考生正在埋头答题，我从后面走来，看不清他的面容。
我伸手拿他的准考证，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我的眼帘。
黄武！我的老同学！恢复高考已经几年了，他还来参加高考？我感到惊奇，我怀疑我是否看错了姓名。
我把他的准考证放在桌面，用手指轻轻地敲了敲桌子。我想提醒他注意我的到来。
老同学竟在考场里相遇！而且身份竟是如此的不同！
他抬起头来，十分认真地看了看我胸前挂着的监考员标志，脸上露出难堪的笑容：“黄老师，你在监考我们这个试室？”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明知故问：“怎么多年了，你还坚持参加高考？”
他脸上露出无奈的神色：“每年都差那么几分，我舍不得放弃。”
看见他那大汗淋漓的样子，我心中有点酸痛，我提醒他：“镇定点，不要那么紧张，这些题看来不会太难。”
临走时，我拍拍他的肩膀：“我在母校工作，请多联系，祝你好运！”
这一年，他还是没有考上。
同学聚会
后来他也没有跟我联系，由于工作太忙，我竟把这位老同学忘掉了。
有一年，一位老同学来我家作客，在谈到班上同学近来的情况时，他告诉我黄武同学的信息：他的境遇不太好，没有正当的工作，常年跟老板打工，家里孩子多，老婆又有病，生活过得很窘迫。
日月如梭，三十多年过去了，2002年，我们班迎来了第一次班级大聚会。
许多同学是毕业后第一次见面。昔日青春焕发，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们，现在已经变成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老奶奶了。
我来慢了点，黄武第一个发现了我，赶来跟我握手拥抱，感到非常亲热。在闲聊中，我尽量避开有关文革的话题，以免使他感到尴妎，因为他在文革中打过很多同学，也伤害过老师，同学们对他的意见很大。但他在谈话中还是多次提及他在文革中的行为，表示了他的惭悔：“我对不起我的同学，也对不起教育培养过我的老师。我对以前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我请求他们原谅。我现在活得很累，也很难受！”我及时打住他：“同学们是会原谅你的。那时两派都错了，谁都会干傻事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今天是个大喜日子，我们应该高兴，让我们大醉方休吧！”
人生中的大起大落，生活中的变幻莫测，谁又能够预料得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