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适合自学中医的：处方用药技巧！（实战运用）
中医诊、治疾病的过程，就是理、法、方药的程序，每一个程序都至关重要。本文试图在选方之后，组织药物时从选药、配伍及剂量大小等几个方面，浅谈一下用药技巧，在这些技巧里面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脏腑之间的生理联系，矛盾病理的处理及长幼、体质等诸多方面的细节问题。以冀对提高疗效有所裨益。
中医疗效的提高涉及到知识结构、诊断水平，审症求因的能力，治法的确立，方剂的选择，药物的运用等几个重要方面。由于涉及的内容较多，为之，本文仅对处方用药的技巧，谈一下自己的粗浅体会。
一.选药的技巧
1.选择对病因最有效的药物
如清肺火，黄芩最有力。泻肝火，丹皮、山栀最佳。填补肾精，首选熟地。祛寒湿，用炒苍术。利湿，用苡米、防己等。张仲景治黄疸病，用茵陈蒿汤，方中茵陈退黄最擅长。
2．病机复杂时，用药较严格
①.肝火旺兼脾胃气虚时清肝火用丹皮、山栀、黄芩，但益脾胃之气药不可燥，只能平淡，如扁豆、山药、云苓，不宜用白术、黄芪等温性药以免助肝火。
②.脾虚便溏纳减，兼肝风肢麻眩晕时用木瓜、牡蛎，既可熄风，又可止泄，两得其用。
③.肝血虚兼脾湿盛时养肝血用白芍不如制首乌，因白芍敛湿留邪。
④.肺阴虚兼脾胃气虚时可用百合、沙参，而不用麦冬、天冬，因其滋腻碍胃。肺喜润，脾喜燥，性情之不同。健脾益气可用太子参、生山药，不宜用焦白术、党参之燥性药，恐其耗阴。
⑤.胃阴虚兼肝郁气滞时舒肝理气药用佛手、香橼、生麦芽，而不用香附，青皮、柴胡，因其香窜伤阴、劫阴。中阳虚，兼肝气郁结时，用桂枝以舒肝兼温中；中焦湿热兼肝郁时，用茵陈舒肝又利湿热。
3.补气药之选择
肺、心、脾胃气虚时，均可用人参、黄芪、炙甘草、大枣补气。肾气虚时，用熟地配仙灵脾，补水、火以化气，且可辅以巴戟天、肉苁蓉、黑杜仲、菟丝子等以助肾气。黄芪、炙甘草非补肾气之品。
4.病机不同，用药有别
如肝气郁结引起的咳嗽、吐血、呕吐等病，舒肝不用柴胡，因柴胡主升，助气之上逆则不利，可用青皮、香橼、苏叶。肾虚不藏引起的尿血、尿糖、遗精、带下等，即使腰酸痛，亦不能用怀牛膝强壮筋骨治腰痛，只能用杜仲、桑寄生、川断等药，因气机下陷，牛膝又引之下行，故不宜。
5.阴阳四时，用药各异
如肝郁气滞证，发生在春夏两季时，舒肝用郁金、青皮、薄荷，而不用柴胡，因春夏阳气已升，用柴胡恐升之太过，反助肝阳之上亢。秋冬季阳气潜敛而降，用柴胡舒肝不致为害。
二.配伍技巧
药物配伍一是为了增强疗效，相当于“臣”药的作用。另一方面是针对病机、次症而用药，相当于“佐”药的功能。还有制约主药副作用的药物，即“使”药功能。所有选用的药均不能与证有冲突，这是一条原则。下面分别讨论：
1.增强疗效
清肺火时，以黄芩为主药，可配山栀、黄连。心肺肝肾阴虚时，配养胃阴药如细石斛、生山药，因“胃主经营之气。” 呕吐时，除了对因治疗的药物和胃降逆药外，配杷叶以肃肺，因“诸气者，皆属于肺。”气虚便秘，用黄芪配柴胡、荷叶升提中气。脾胃虚弱证。健脾的同时，加舒肝药如佛手、防风、小量炒白芍，因“土虚木易乘”。外感咳嗽：①属风寒引起者用桔梗配荆芥、麻黄、透邪力佳。②属风热所致者，用桔梗配桑叶、薄荷、透邪力强。行气时，行气药配苏叶、藿香；舒肝时，柴胡配薄荷，合用以增强了行气与舒肝的作用。咽喉肿痛症，清热解毒药配丹参、赤芍活血，不至于冰伏使热难解。肾阴虚相火旺，丹皮、黄柏、知母与白茅根、车前子相伍能网开一面，导热下行，相火易去。
2.佐使作用
目的，一是制约主药的副作用；二是顾护脾胃；三是防止证的转化，如由寒变热等；四是病机的需要。
川芎茶调散，方中茶叶味苦以制约发散药使不致于升散太过以伤正。用黄芪时，防止补气壅遏气机，常配陈皮；防止黄芪助阳伤阴而配知母，此种配伍是为了制药主药之副作用。当滋养各脏之阴时，加胃动力药，如陈皮、山楂、佩兰，以防碍胃。止嗽散中紫菀与百部同用，温凉相配，使化痰药呈平性，防止痰从热化，此乃中庸之法。定喘汤之白果，补肺汤之五味子等，是处于病机之需要而使用，因咳喘日久，肺气易散。
3.产生新功效
黄芩或黄连加半夏，是清热化痰作用，主要用于痰湿化热生成的痰火。并有升降气机作用，用于治疗虚痞。左金丸中：黄连之寒主降，吴茱萸之热主升，可调理气机之升降，恢复中焦之气的升降运动，达到治疗吞酸、吐酸目的。
三.制药的使用
1.保护脾胃
胃为水谷之海，无论治哪一脏病的药物均先到胃，当某种药物有损胃气时，可通过炮制手段予以消除。如用桔梗、白芍、丹皮、栀子时，如右关脉沉细弱（脾胃虚），因这些药物寒气偏重，可用炒的炮制方法降低寒性。
2.制约药物的副作用
如当归润肠通便，在用补中益气汤时，当归虽可养血藏气，但润肠不利，此时可用炒当归。参苓白术散以健脾，其中桔梗虽升提中气而寒凉则不宜，若用炒桔梗即无此弊端。又如，用远志安神时，服药后常感咽喉有刺激感而不舒服，这时可用炙远志以消除其副作用。
3.增强疗效
血虚便秘需通便时，可用油当归。黄芪生用时固表气，气虚自汗用之；而当心肺脾胃气虚时，用炙黄芪以提高补气之效。
4.增加功用
如山楂是活血化瘀药，当出血留瘀，或因瘀血引起的出血，可用山楂炭消瘀止血。山栀是清热凉血药，当用黑栀子时，就有了凉血止血效果。
金银花、玄参乃清解气分热毒药，若炒至炭状就象紫草一般，可清解血分热毒。
四.剂量大小的确定
这里讨论的技巧不涉及中药教材中介绍的自然用量（规定用量范围），只介绍规定范围内量大、小之变化。
1.一般规律，治疗实证时 祛邪药的用量是由大到小，因邪减少时，用量仍较大，无邪可去时，就耗伤正气。如用寒凉药清热泻火时，当热退只留下余热时，寒凉药就易伤中阳；当湿邪很少时，大量的利湿药就耗津伤阴。治疗虚证时，特别是脾胃气弱证，由于运化吸收无力，常虚不受补，若一开始用补药量大，尤其党参、黄芪、炙甘草之类，会使胃气壅塞，引起脘腹胀满。所以，脾胃气虚时，补气药一般是由小量到大量使用；脾胃不虚，他脏正气虚，可直接用大剂量补药使用。
2.药量
某些药物，用量不同，功效有别。如柴胡3～5g是升提作用，12～18g是舒肝作用，24～30g是解表退热作用，这里是指成人用量。白芍小剂量，包括中等量时是滋阴养血平肝之效，但当用至25～30g时，就出现了较好的止血效果。大黄大量入煎剂是泄积导瘀功能，如大黄粉，每次2g冲服时，就具止血作用。
3.依药物在治疗中起的作用而定
①对因治疗的药物量偏大。②调理病机或起佐使作用的药物用量宜小。③另外，当病理过程中产生的第二病因，但它又不是引起本病或现阶段的主因时，祛除第二病因药物的量也宜小。④次要症状在治疗时用药量亦小，总之要分清主次矛盾，用量不能喧宾夺主。
4.用量大小受季节因素影响
如风寒感冒证，发生在冬季，辛温解表药，用量宜大；发生在春夏季节，用量宜小，此乃季节使然，气温条件之不同耳。
5.当令药用量不宜大
在“天人相应”观的指导下，在不同的季节中，常加入一味当令药，这类药起到辅助作用，不属君臣佐使用药范畴。如春季肝木当今，木生长有生机，相应耗水量大，易致肝肾精血不足，故应加白芍、地黄辅助，养血荣木，尤其适用于中老年人有慢性病者。夏季暑邪当令，暑气通于心，温病学家认为：“治暑之法，清心利小便最好”，因此，在夏季处方用药时，可加入一味淡竹叶。秋季燥气值令，燥气通于肺，易伤肺津，“燥胜则干”，空气中水分少，易缺津而干燥，此时常加一味麦冬，滋阴生津。冬季寒气外束，阳气内藏，郁而易生热，故在冬令常加一味清热药，以清解里热，如生石膏、黄芩、生地之类。在用当令药时，有一个原则，只要当令药与当时患者的病证不相矛盾，即可使用，小量辅助，增强治疗效果。
年龄及体质强弱情况作为用量大小之依据 老年人及少年儿童，由于其正气与成年人相比较弱，对药物的耐受性差一些，用量偏小。同一年龄组，体型肥瘦、体质强弱亦有很大差异，药量自然亦应有所不同。
温馨提示：文中所涉及到各类药方、验方等仅供专业中医人士参考学习，不能作为处方，请勿盲目试药，本平台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
名医孟景春：如何把握方剂的药量、配伍和用药比例
孟景春（1922～），江苏省张家港人。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江苏省名中医。尽管孟老勤俭克己，但资助起教育事业来，总是不遗余力，在2009～2013年的五年间，先后捐助了70万元作为奖学金。国医大师朱良春曾评价说：“孟老谦谦君子，温诚谆笃，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对中医经典之研索，有精深造诣，近半个世纪，培育人才，桃李芬芳，蜚声讲坛，饮誉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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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些人对方剂的学习和运用，只求记住某方的药味，而对方中药物的用量、配伍和用药比例等不够重视，以致降低了临床疗效。若能注意研究这些问题，对医疗水平的提高是有一定裨益的。
药量轻重 贵乎变通
已故名医岳美中曾说：“中医不传之秘在量上。”说明掌握处方中药物用量的重要性。惟有用量准确，方能取得显效，尤其是一方中主药的用量更为重要。
如治偏头痛的散偏汤（川芎30克、白芷1.5克、白芥子9克、白芍15克、甘草3克、柴胡3克、郁李仁3克、香附6克），其中川芎重用至30克，是一般处方中少见的。但据临床验证，必须重用至30克方能达到止痛的目的，若减至15克则疼痛减而不止。
治小儿遗尿方（益智仁30克、覆盘子15克、金樱子15克、五味子6克、莲须9克、杜仲9克、山药15克，党参、桑螵鞘各15克，鱼鳔9克），方中益智仁必须用至30克，一般3～7剂即愈，若益智仁减至15克则效果较差。
那么临床上是否都以大量取胜呢？事实不然，有些病必须用轻剂获效。如湿热证呕恶不止，昼夜不差欲死。属肺胃不和，胃热移肺，肺不受邪者，用川连1～1.5克、苏叶0.6～1克，两味煎汤，呷下即止。
又如已故名医秦伯未治一女病员，呕吐数月，食已即吐，吐不尽胃，甚则闻食味、药味即吐。检前处方有健脾养胃之剂，有养胃化浊之剂，药量均较重。测其脉，关弦滑小数；验其舌，舌中、根苔黄薄。治以黄连一分、竹茹五分、佛手柑二分，呕吐即平。而这三味药前医均已用过，人问为何此效而彼不效？秦氏答曰：效在用量之轻。盖以呕吐既久，胃气已虚，黄连虽能止呕降逆，但其性味大苦大寒，易伤胃气，若用重量更伤其胃，对胃虚气逆者不宜。黄连仅用一分，再加佛手柑、竹茹理气和胃，能使胃气不伤而发挥其降逆和胃作用，故应手取效。
再如用玉屏风散对肺卫之气不足易感冒的防治，用黄芪180克、白术120克、防风60克，研粗末，每服10～15克，一日一次煎服，连服30天，疗效比较满意。有人用大剂量玉屏风散预防感冒，服三剂即胸闷不适，仍改小量而获效。
从上可见，用药剂量的轻重对治疗的效果是有决定意义的。使用轻量、重量应有个客观依据，即正确的掌握适应证。笔者认为凡是用重量者必须是邪盛、体壮，且脾胃功能不衰者。若重证而脾胃功能衰弱者，虽适宜用重量，但应照顾脾胃之气。
至于适用轻量的病证，一是上焦病，吴鞠通曾说：“上焦如羽，非轻不举。”二是肌表病证，以体表肌腠内合于肺，肺气仍属上焦，轻清表散，具有宣透作用。三是一些慢性疾患且脾胃功能不旺者治以轻剂，一方面调整脏腑功能，而又不致药过病所，耗伤正气。慢性病迁延日久，大率正气多虚，脾胃功能亦受影响，药量轻则不致影响脾胃功能。观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其中用药量轻者居多。
方剂配伍 要在严谨
方剂的配伍，早在《内经》中就有君、臣、佐、使的论述。后世医家对方剂配伍的重要性曾有“故方之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操纵之法，有大权也，此方之妙也。若夫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的论说，说明了用药处方要懂得配伍加减方能治病中的。
如补中益气汤是升阳益气、调补脾胃的著名方剂，凡脾胃不足，中气下陷所致诸证皆能治之。但其中参、芪与升麻、柴胡必须配合应用。据现代实验报导，此方若只用参、芪或不用升、柴，或用升、柴而不用参、芪则补气与升举作用均不显著，只有四药合用，其效方显。
又如张锡纯氏治吐衄的寒降汤、温降汤、清降汤、保元寒降汤、保元清降汤五方，分别治疗寒、热、虚、实各种证型的吐血、衄血。其主治虽有不同，但这五个处方的指导理论是本着《素问·厥论》“阳明厥逆，喘咳身热，善惊衄呕血”的论点，认为吐血、衄血责重阳明不降，所以在诸方中都本着降胃气之逆，是为治吐血、衄血的关键。因此在五个处方中都重用了代赭石、清半夏，以降胃气，又都配伍生杭芍以养血柔肝，平肝气之过升，这就成为这五首止血方起主要作用的药物，应用加减时就不能减去这三味药。
用药比例 主辅分明
《金匮·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第十》说：痛而闭者，厚朴三物汤主之，《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说：支饮胸满者，厚朴大黄汤主之，《呕哕病脉证治第十七》说：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小承气汤主之。这三种不同的病证，治以三首不同的方剂。
从方名看显然不同，但从药味来看则全无二致，都是厚朴、大黄、枳实，而再从三方每味药的用量来看又完全不同。即以厚朴来说，厚朴三物汤用八两，厚朴大黄汤用一尺，小承气汤用三两，由于药味分量比例的改变，其主治症亦就不同了。于此启示我们在临床治疗时的处方用药，对各味药之间用量的比例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万不能随心所欲。
如仲景五苓散的利尿作用，用其原量则利尿作用甚强，用等量则利尿作用减低，若颠倒其药量则利尿作用更低，这就说明五苓散方的传统药量比例是合理的。又如东垣的当归补血汤（黄芪30克、当归6克），主要是用于气虚而致血虚者，故重用黄芪补气，而少用补血的当归，使气旺而血生，是遵治病求本之旨也。
关于处方药量比例有明显区别的，有王清任《医林改错》和《傅青主女科》中诸方。如临床常用的补阳还五汤，黄芪重用至120克，其他活血祛瘀、舒筋通络之品只用3～6克。余如治脱肛的黄芪防风汤（黄芪120克、防风3克），治产后抽风的黄芪桃红汤（生黄芪240克、桃仁10克、红花6克），其用量的轻重都十分悬殊。
傅氏女科中常用以治白带的完带汤，共中白术、山药的分量重至30克，而柴胡、陈皮、黑芥穗的用量只有1.5克。治经水后期的温经摄血汤中大熟地、白芍各30克，而柴胡只用1.5克，五味子只用l克。共处方药量比例之所以如此，实质在于能抓住疾病的本质，针对主证而重用主药，其他药则起辅助作用，或用以防止产生副作用，一般用量较轻。
如岳美中氏指出，完带汤以静药（指补益药）为主，故白术、山药用量很重，引经报使的动药（指理气活血药）旨在引诸药入肝经、冲脉和带脉，推动静药使补益作用增强，副作用减少，故柴胡、陈皮、黑芥穗的用量皆轻。这种处方用药的规律，若用矛盾观点去分析，是符合抓主要矛盾的思想的。
上述几个问题，在处理每个病证时都应同时进行和时时注意。但不可忘记，仍需以中医理论为依据，在辨证论治的原则指导下立方遣药。只有这样，治疗效果才有可能进一步提高。
柴胡用量不同，功效差异很大
6-9g 升阳举陷 12-15g 疏肝解郁18g 发表解肌 柴胡
柴胡属少阳引经药、有宽叶、狭叶之分，狭叶产南方，一般不收采入笼。山东所用大柴胡，即阔叶者，就地取材，比较驯良。与常山（或其幼苗蜀漆）并用，能治疟疾。老朽被誉为“善治伤寒”，实际由柴胡引路起家。
1．品种来源 柴胡属植物在我国约30 多个品种，很多种都可入药。现临床应用柴胡的来源主要为伞形科植物柴胡(习称北柴胡)和狭叶柴胡(习称南柴胡) ，或其同属数种的干燥根或根茎。但值得一提的是，南、北柴胡之分是据其性状分的，与产地无关，如南柴胡主产于湖北、四川、江苏、安徽、吉林、黑龙江等地，南北皆产。
2．退热 柴胡有良好的退热作用，只要配伍得宜，临床可用于各种“发热”之证。对外感发热，有透表泄热之功，可伍金银花、连翘、薄荷、桔梗、黄芩、青蒿、板蓝根等清热解毒，散风宣肺之药；对内伤肝郁发热，有疏肝解热之功，方如丹栀逍遥散；若素体阴虚病肝郁发热，或肝郁发热日久伤阴者，应同时合用滋养肝肾药，方如滋水清肝饮；对风劳病骨蒸潮热，或热痹证，与秦艽配伍，功可散热驱风，前者方如秦艽鳖甲散，后者可与忍冬藤、络石藤、地龙、赤芍、丹参、汉防己、木通、土茯苓等清热祛风、活血通络药同用。
3．和解少阳 我们习惯说柴胡功能和解少阳，其实是有失偏颇的。伤寒邪在少阳，病位在半表半里，而柴胡入气分疏表，不达于半表半里，现统编《中药学》教材，俱把柴胡列入解表药中，是有其实际用意的。或问仲景小柴胡汤和解少阳， 何也?小柴胡汤和解少阳是柴胡与黄芩配伍之功。柴胡疏表、黄芩达里，上通下达，合而和解少阳，分则无此功，此不可不知。治疗淋证(急性泌尿系感染) ，邪热郁蒸，本证除小便赤涩热痛外，常有寒热往来之症，药用柴胡15g，黄芩15g， 木通9g，公英30g，穿心莲15g，白花蛇舌草30g，苦参12g，生地黄30g，扁蓄12g， 瞿麦12g，大黄6g，金钱草30g，炙甘草9g。水煎服。功能利尿通淋，解毒消炎，和解退热，对淋证急性者， 每能获佳效。但本证极易反复，在症状消失后，宜斟酌调理半月左右，以防其复发或转为慢性。
4．解郁 《局方》逍遥散，为调和肝脾的名方，但现学术界有“肝郁致血虚， 还是血虚致肝郁”之争，即以柴胡疏肝解郁为主，还是以当归养血柔肝为主的问题。其实，此争大可不必，举例如四物汤，公认以熟地黄补血为君，但圆机活法，临床应用时，补血以熟地
柴胡属少阳引经药、有宽叶、狭叶之分，狭叶产南方，一般不收采入笼。山东所用大柴胡，即阔叶者，就地取材，比较驯良。与常山（或其幼苗蜀漆）并用，能治疟疾。老朽被誉为“善治伤寒”，实际由柴胡引路起家。
1．品种来源 柴胡属植物在我国约30 多个品种，很多种都可入药。现临床应用柴胡的来源主要为伞形科植物柴胡(习称北柴胡)和狭叶柴胡(习称南柴胡) ，或其同属数种的干燥根或根茎。但值得一提的是，南、北柴胡之分是据其性状分的，与产地无关，如南柴胡主产于湖北、四川、江苏、安徽、吉林、黑龙江等地，南北皆产。
2．退热 柴胡有良好的退热作用，只要配伍得宜，临床可用于各种“发热”之证。对外感发热，有透表泄热之功，可伍金银花、连翘、薄荷、桔梗、黄芩、青蒿、板蓝根等清热解毒，散风宣肺之药；对内伤肝郁发热，有疏肝解热之功，方如丹栀逍遥散；若素体阴虚病肝郁发热，或肝郁发热日久伤阴者，应同时合用滋养肝肾药，方如滋水清肝饮；对风劳病骨蒸潮热，或热痹证，与秦艽配伍，功可散热驱风，前者方如秦艽鳖甲散，后者可与忍冬藤、络石藤、地龙、赤芍、丹参、汉防己、木通、土茯苓等清热祛风、活血通络药同用。
3．和解少阳 我们习惯说柴胡功能和解少阳，其实是有失偏颇的。伤寒邪在少阳，病位在半表半里，而柴胡入气分疏表，不达于半表半里，现统编《中药学》教材，俱把柴胡列入解表药中，是有其实际用意的。或问仲景小柴胡汤和解少阳， 何也?小柴胡汤和解少阳是柴胡与黄芩配伍之功。柴胡疏表、黄芩达里，上通下达，合而和解少阳，分则无此功，此不可不知。治疗淋证(急性泌尿系感染) ，邪热郁蒸，本证除小便赤涩热痛外，常有寒热往来之症，药用柴胡15g，黄芩15g， 木通9g，公英30g，穿心莲15g，白花蛇舌草30g，苦参12g，生地黄30g，扁蓄12g， 瞿麦12g，大黄6g，金钱草30g，炙甘草9g。水煎服。功能利尿通淋，解毒消炎，和解退热，对淋证急性者， 每能获佳效。但本证极易反复，在症状消失后，宜斟酌调理半月左右，以防其复发或转为慢性。
4．解郁 《局方》逍遥散，为调和肝脾的名方，但现学术界有“肝郁致血虚， 还是血虚致肝郁”之争，即以柴胡疏肝解郁为主，还是以当归养血柔肝为主的问题。其实，此争大可不必，举例如四物汤，公认以熟地黄补血为君，但圆机活法，临床应用时，补血以熟地黄为君，养阴以芍药为君，活血以川芎为君，和血以当归为君。当然，凉血可重用生地黄易熟地黄，血热可用芩连四物，冲任虚寒可用胶艾四物等。逍遥散在《局方》以柴胡为主，治肝郁血虚证。但因妇女以肝为先天，以血为本，且肝郁可致血虚，血虚可致肝郁，治妇科血虚肝郁所致诸疾时，何尝不可重用当归为主，以养血柔肝，既补肝体，又助肝阴，此证合肝脏体阴而用阳的生理，况柴胡又有劫肝阴之弊，归芍可起制约作用。
5．劫肝阴 柴胡劫肝阴由张司华《治景全书》首先提出，倡导于温病学者，但近人多有异议。其实，此说是与肝脏的生理功能分不开的，因肝为刚脏，体阴而用阳，肝的疏泄功能是以肝内贮藏一定血量为前提的，但肝阴肝血易亏，肝气肝阳易亢。柴胡具升发之性，意味着肝阴肝血之用。若肝阴肝血亏虚不能制约肝气肝阳，可致肝气上逆的病变，损伤肝脏的功能，故柴胡劫肝阴说原不可废。据中医配伍理论，柴胡与芍药伍用可防此弊，芍药善养肝阴肝血，且味酸能敛，刚好补充阴血，制约柴胡的升发之性，禀肝生理之用，在疾病情况下，更能促进肝脏功能的恢复。但芍药力弱，非大量不效，一般以等量或大于柴胡为宜。
6．升阳 柴胡功能升清阳之气而举陷，用于气虚下陷之证。据脾升胃降、肝升肺降的生理， 针对补中益气汤多益气之品， 而虚者因脾胃功能损伤多不受补， 实者又毋需补的临床实际，另外开一端诊治胃下垂，取得比较满意的疗效，药用: 柴胡、升麻各3g，枳壳45g，肉桂6g，五倍子9g，制何首乌9g，炙甘草6g。水煎服。本方顺气机升降之自然，以大剂枳壳理气而不伤气，辅以小量升柴因势利导，升发脾胃清阳之气，使清升浊降，脾胃调和；复用辛热刚烈之桂助肝升发之气，且有健胃作用，配五倍子味酸性敛，助肺肃降，亦敛胃下降，且有良好的抗炎、收敛、保护胃粘膜作用，对胃下垂兼有慢性胃炎者应重用，升降有节使全身气机调畅；炙甘草益气和中，制何首乌兼养胃阴，再以五谷养之，无有不效。本证柴胡以小量为宜，若用量过大，升发达过，不利于脾胃气机调和，病亦难复， 故谓小剂柴胡升气升阳。
7．应用剂量 柴胡有小剂升气升阳，中剂疏肝解郁，大剂清热之说，但就此说本身而言，无截然的区分。一般以3~9g 为小量，15~30g为中剂，45~100g 以上为大剂。柴胡不同剂量有不同的功用是根据其配伍、所治的具体病证而言的。大剂应用同样升，且极易致呕恶等副反应。1994 年诊邻居高某，男，43 岁，工人，突发高热，体温持续在40℃以上，服用其素备的多种治感冒药不效，采自济南千佛山上的狭叶柴胡干品全草约100 多克，水煎顿服。服后不久即觉呕恶， 吐后疲乏异常，沉沉睡去，醒后热退而愈。虽只1 例，亦应引起重视，张子和倡汗、吐、下三法，今人多不敢轻试，诚是可惜。“吐法”有很多地方值得继承和发扬。又考仲景用柴胡诸方，常与白芍、黄芩、大黄、龙骨、牡蛎等伍用，可参此法并宜作深入研究。
8．治疗高血压 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单味柴胡应用能升压；在复方中应用， 发挥其相反相成的作用，反能降压。用治肝气郁结的高血压早期，表现为情志异常和气血失调，方如柴胡疏肝散。出现脾胃症状的，可用逍遥散；若气郁化火者，肝脾同病，可用丹栀逍遥散。肝阳上亢的顽固性高血压(肝阳上亢不能与高血压划等号，虽然二者都有眩晕耳鸣等证。肝阳上亢者，血压不一定就高， 高血压者，所表现的证就更为复杂) ，反复使用各种降压药，特别是重镇潜阳药， 其效不显。因肝为刚脏，越压越亢，易成上下顶牛之势。此时，当因势利导， 疏通条达肝气，泄其逆气为治。有一老医举一典型例子: 言鲧治洪水，填堵阻塞， 大水泛滥；大禹治水，疏通决导，洪水顿消，造福百姓。药用仙灵脾12 g，柴胡15g，白术15g，泽泻35g，桑叶9g，菊花18g，大黄6g，槐米15g，炒枣仁18g。水煎服。本方柴胡凉散清透，舒畅肝气，疏利肝胆，泄其逆气，其用量以中剂为宜；仙灵脾虽为补肾助阳之品，但其性轻清，轻可去实，现代药理研究证实有降压之功，对老年性高血压尤宜。桑叶、菊花、槐米配柴胡疏达肝气；大黄配柴胡，疏通肝胆，内泄肝胆之气；泽泻白术名泽泻汤，为仲景治眩专方，对降舒张压有效。炒枣仁安定神志，方证甚恰，用之确有实效。但高血压病病情极为复杂， 临证当据《易》之变动不居之理，灵活斟酌使用，不可拘泥。
然应注意，柴胡久用，活血通经，妇女月经超前或经量过多者，皆忌服。
中医治疗慢性胃炎经验
处方：柴胡、枳壳、苏梗、郁金各9克，白芍、川楝子各12克，蒲公英、无花果各15克，甘草、鸡内金、青皮、陈皮各6克。
用法：每日1剂，水煎分3次服。
功效：疏肝和胃，理气定痛。
主治：慢性浅表性胃炎，中医辨证属肝经郁热、肝胃不和型，症见中脘胀痛，食后更甚，嗳气时作，苔薄黄，脉弦。
体会：本方以四逆散为主，疏肝理郁，和胃调气，缓急止痛；合郁金、香附、苏梗、陈皮疏木和中；加川楝子、青皮行气解郁，安胃定痛；无花果、蒲公英清热护胃，鸡内金助运醒中，以助后天。诸药合用，主治木郁气滞，累及脾胃所致肝胃不和，肝脾失调，胃气上逆等。
处方创立人：
盛循卿，浙江省杭州市中医院主任医师，国家级名老中医，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善将仲景学说灵活施用，以治疗中医内、儿科疾病。盛老对脾胃病研究尤深，曾提出脾胃气机失调是该系统疾病的共同病机，认为治疗脾胃必先调养肝气，以疏肝理气来调理脾胃气机，对四逆散古方的应用阐发，造诣精深，对医治脾胃病颇有良效。上方说是盛老以四逆散治疗慢性胃炎的经验方。
慢性胃炎属中医“胃脘痛”范畴。盛老认为，胃脘痛者，疏理气机为通用之法。胃病用药，宜用性味甘平之品，慎用苦寒开破之剂，若有热象仅加一、二味苦寒之药即可。气郁积滞甚者，要待明确无出血倾向后方可投少量香燥走窜之药，且用量宜轻，慎用单味重剂，以免加重脾胃功能的失衡。服药时，脾胃虚寒者，药宜温服；胃中实热者，药宜凉服。
饮食调理方面，注重药食结合，起居有节，情怀舒畅。湿阻食积者，忌肥甘厚味及滋补之物；阴虚津少者，禁辛辣温燥之剂；胃痛持续不解或疑有出血倾向者，宜进半流质或流质食物；食积不化者，暂缓进食或节食。
治疗上，盛老认为“治胃必先调肝”，临证善用仲景四逆散方出入化裁，认为四逆散适于肝失条达，累及他脏所致肝脾失调、肝胃不和、肝经郁热等一系列由情志病变所诱发的肝、胆、胃肠等病患。中医中药秘方网介绍确立本方方义为：疏肝理脾，和解表里，缓急止痛，宣枢气机，透解郁热，调和气血。
施治中，柴胡在清肝经郁热或虚热时，用量宜偏重；当疏肝理气时，用量则宜偏轻。若阴液不足或服用柴胡偶感口干者，配合敛散护阴生津的白芍，或者相应减少柴胡用量，或用醋制柴胡或鳖血制柴胡，则罕见此弊。芍药施治，除有不致柴胡伤阴劫液之功效外，还有他途：生白芍长于清肝经虚热；炒白芍侧重养血柔肝、缓急止痛；赤芍清肝凉血，常用治肝经郁热；炒赤、白芍合用则补肝散瘀清润并举。枳实苦酸性寒，盛老恐伤人正气，故常以枳壳易之，枳壳具有升提清阳作用，其生品尤适用于气虚下陷之胃中坠滞。甘草生品清热，炙用缓急建中，清炙甘草既除蜜炙之滋腻碍胃，又有补中之力，故亦屡用之。
中药药物剂量应返璞归真
—仝小林教授解读《伤寒论》药物剂量
中药药物剂量应返璞归真 —仝小林教授解读《伤寒论》药物剂量 $ r8 ^2 Y- t( m. A) W6 {* j# F
——仝小林教授解读《伤寒论》药物剂量
□ 冯 磊 中国中医药报
《伤寒论》大多数方剂至今仍被广泛应用。由于历代度量衡的演变，后世有《伤寒论》一两为今1.6g、3g、6～9g、13.92g、15.625g等等之说。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院长仝小林教授。仝小林教授认为，《伤寒论》药少而精、效专力宏，经过反复考证，《伤寒论》一两应该为现在15.625g。: X" [" f# V4 @/ s, B, y5 I
追本溯源 实物文献证明古今用药差异
仝小林说，《伤寒论》使用的计量单位包括铢、两、斤，合、斗，尺，个、枚等，在考证其所应用药物剂量应以汉代度量衡标准为依据。东汉前，商用度量衡与医用度量衡一致，不存在大小两制之分，当时重量单位包括铢、两、斤、钧、石，《汉书·律历志》云：“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如今，国家计量总局编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中“汉光和大司农铜权”（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被认为是推算汉制的权威标准。此权铸于光和二年闰二月二十三日(公元179年，与张仲景同为东汉)，上刻铭文，示其为当时政府为统一全国衡器而颁布的标准。在对该权的考证过程中，实测该权容重量2996g，约等于3000g，认定此权为12斤权，据此可知，东汉1斤合今250g，1两合今15.625g。
如今教科书应用的剂量主要受李时珍《本草纲目》和汪昂《汤头歌诀》的影响。认为“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足矣。”因李时珍、汪昂的著作影响深远，这种认识广为流传，而事实上，该药量是《伤寒论》经方药量的1/5。《伤寒论讲义》认为“关于剂量之标准，古今不一，汉时以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即二十四铢为一两。处方应用时，一方面根据前人考证的量制折算，更重要的是依据临床实践。凡论中云一两者，折今约一钱；云一升者，按重量折今六钱至一两不等，按容量可折60至80ml。”据此一两折合今一钱约3g。此后的教材均采用了此说。 " D% V, e# P" R8 F N5 z8 |
汉代的容量单位包括龠、合、升、斗、斛，《汉书·律历志》载：“十合为升，十升为斗”。现藏上海博物馆的东汉“光和大司农铜斛”容量为20400ml；现藏南京博物院的东汉“永平大司农铜合”容量为20ml；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认为东汉1升合今198.1ml，约合200ml。
药物剂量是取得临床良好疗效的关键2 m, B# X0 H. |8 Y! z4 g1 X. @
仝小林说，《伤寒论》药少而精，全书共载方113首，药味数分布于1至14味之间，平均每方4.18味，药味数以4味最多，共24首方，占总方的21%；其次为3味、5味和7味药组成的方剂；2至8味药组成的方剂共占总方数的90%，远远少于现代临床处方的药味数。从药量上看，仲景经方单剂总药量不及现代处方。以桂枝汤为例，药仅5味，总重量（不包括大枣）合今165g；麻黄汤药仅4味，总重量合今111g。后世某些解表方剂单味药用量虽小，但药味多，其总重量亦不少于经方，甚至超过经方。如九味羌活汤药物总量为150g，清瘟败毒饮为485.8g。对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2007年9月至10月病房处方进行统计，随机抽取9个不同科室（以内科、肿瘤科为主）的处方共100首，平均药味数为18.28味，单剂药总重量为282.6g；药味多集中于16至22味，单剂总重量多集中于200克至352g。据张志胜等对38496张处方进行统计，用药最多达30味，10味药以下的处方有3642张，占9.5%，11～16味药的处方有27879张，占72.4%，17～20味的处方有6031张，占10.5%。张小平统计4500张处方后得出药味数偏多，平均每张处方15.6味药，最多一张处方达33味药，10～20味药的处方占89.6%，同时处方中药量亦大，平均单剂药总重量223g，最重一剂达527g。可见，当今中药单张处方药味数约为经方药味数3倍以上的处方超过半数，且处方总用药量亦大，这与东汉时代有所不同。9 r- c3 X# R7 j) N" n* s0 c$ q1 y- G2 ^
药专力宏，《伤寒论》用药的一大特点 G! J& M9 t0 t" P7 G/ y
“药专力宏是《伤寒论》用药的又一特点”，仝小林说，经方的组方与现在的处方有些区别，经方具有药味少、药量大、效力专的特点。在抵挡汤中，用水蛭30个，约合现在108g；桂枝附子汤用附子3枚约合现在36g；小柴胡汤半夏半升约合现在67g，这些药物的剂量都远远超过现代《药典》的最大用量。而大剂量的应用药物，在后世也是屡见不鲜，如薛己治疗色欲过度，真阴耗竭者，“以八味丸料一斤，肉桂一两，以水顿煎六碗，冰冷与饮，半饷已用大半”，按一斤为596.8g计算，其中桂枝22.10g、炮附子22.10g、肉桂37.3g。桂枝与肉桂总量近60g。当代医家张琪1994年曾治疗1例极危重肺结核并发感染，重用石膏200g，连续用之使病人转危为安。仝小林治疗血糖控制欠佳的糖尿病患者，常重用苦味药黄连30g～60g，降糖效果显著，未见明显不良反应。《伤寒论》经方中的每味药即代表一种作用，与现代常见临床处方药味多、剂量小的特点有所不同。& R7 I0 g3 ?" C( W$ e& ]
炮制煎煮确保了用药安全
《伤寒论》中共27味药物标明了炮制方法。以附子为例，其为有毒之品，《伤寒论》在使用附子时对附子进行“炮，去皮，破八片”的降低毒性处理。现代药理学理论认为该炮制法可以增加附子中有毒成分的水解，减少药物毒副作用。此外，半夏，洗，杏仁汤浸、去皮尖，水蛭熬，厚朴炙、去皮，大黄清酒洗，枳实水浸，炙令黄等，都意在减少药物不良反应。《伤寒论》经方用量虽大，但同时也注意了用药安全。
从煎煮时间来看，在大承气汤中，按1两折合15g量煎煮，结果枳实、厚朴总煎煮时间为52分钟，二者均含挥发油，性亦峻烈。延长煎煮时间可减少挥发油含量，从而达到缓和其峻烈之性，免损正气的效果。5 m" o% [0 c) c# j$ N- f
从药物配伍角度分析，《伤寒论》经方注重药物配伍。以附子为例，共20首方剂使用附子，其中附子与甘草、干姜配伍有6方，与甘草配伍4方，与干姜配伍有7方，与细辛配伍1方。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甘草、干姜、细辛能降低附子毒性，在对小鼠的急性毒性实验表明，在小白鼠半数致死量方面，干姜配伍附子远大于单味熟附子。同时，《伤寒论》也通过个性化的服药方法确保了用药安全。
“临床疗效是评判药物剂量的重要标准”，仝小林强调，“针对糖尿病病人，降糖是中医的难题，但是，在我们的病历库数千份病历中，凡是初诊病人都是依靠中药降糖的。这很大部分得益于我们对张仲景《伤寒论》药物剂量的研究。我希望可以通过临床实践和实验研究进一步阐明中药单味及复方的用量、临床疗效及毒副作用的关系，使仲景精髓在现代临床应用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中医的用药原则
处方原则，从大的方面讲有二条：一是必须在辨证立法之后处方；二是以《内经》提出的君、臣、佐、使等制方理论为指导组成方剂。第一条已见前述，本节重点讨论第二条。《内经》提出的处方原则—君臣佐使，是对处方用药规律的高度概括，是从众多方剂的用药方法、主次配伍关系等因素中总结出来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处方指南。《素问·至真要大论》曰：“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正是对这一原则的高度抽象总结，反映了它的实质和意义，也说明它具有普遍性和指导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故李杲曰：“主病之谓君，兼见何病，则以佐使药分别之，此制方之要也”。无规矩不能成方园，因此处方用药决定何药为君、为臣、为佐使，必须遵循这个原则。也只有如此，方能组出主次分明，配伍严谨，疗效可靠的良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掌握它的含义与用法。其含义是：
君：即方中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为一方中的核心。如麻黄汤中的麻黄；白虎汤中的石膏。
臣：有两种意义。
①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的药物；
②针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如麻黄汤中的桂枝；白虎汤中的知母。
佐：其义有三。
①佐助药，即配合君、臣药以加强治疗作用，或直接治疗次要症状的药物。如麻黄汤中的杏杜；银翘散中的牛蒡子、桔梗；
②佐制药，即用以消除或减弱君、臣药的毒性，或能制约君、臣药峻烈之性的药物。如大乌头煎中的蜂蜜；小青龙汤中的五味子；
③反佐药，即病重邪甚，可能拒药时，配用与君药性味相反而又能在治疗中起相成作用的药物。亦可理解为在治纯寒证时，于热剂中少加寒品，以免热性上升，不肯下降，如加胆汁童便于热药中，引入肝肾之类；治纯热证时，于寒剂中少加热药，以行散之，以免凝闭郁遏之患，如左金丸之用吴茱萸。他如为避免病势格拒，寒药热服，热药寒服，亦反佐之意也。
使：有两个含义。
①调和诸药，即具有调和方中诸药作用的药物。如麻黄汤中的甘草；
②引经药，即引药直达病所的药物。如八正散中的灯心草。
可见临床处方用药，决定何药为君，何药为臣，何药佐使，必须以证候、治法为依据，以药物对证候所起作用的主次为准则。能治疗病因主证者，就定为君药，反之，则依次定为臣药或佐使药。所谓“有毒无毒所治为主”(《素问·至真要大论》)；“药虽众，主病者专在一物，其他则节级相为用”(《药治通义》)，殆即此意。至于在处方中是否“君臣佐使”各药全用，及各宜多少药味，则根据证候是否复杂，主药能否胜任病因主证，和有无毒性、烈性而定，一般来说是君药药味少，臣佐药药味多；病情复杂，主药不能胜任病因主证，或有一定毒付作用需要加以制约，则君臣佐使各药全用，反之，臣佐使药就不一定必备。总之，主药不可缺少，其他各药可酌情取舍。独参汤只用君药人参一味；香连丸只用君药黄连与辅药木香两味；三拗汤只用君药麻黄，辅药杏仁与使药甘草三味，即是其例。假如病情复杂，所用药味众多，难以确定其君臣佐使位置者，亦可仿其含义，将所用药物按不同作用分成几组，以主、次部分，或扶正部分、祛邪部分等来进行区分，如五积散分为祛寒、祛湿、行气、活血、化痰五个部分；鳖甲煎丸分为软坚散结、破血攻瘀、下气化痰、利水祛湿、调和寒热及补养气血六个部分等。综上所述，在一个方剂中，“君、臣、佐、使”各药是否全用，以及各宜多少味，必须将证候、治法、药物性能与配伍用法等结合起来，全面考虑，做到无一药游离，无一药不对证，方能恰到好处。
此外，“君、臣、佐、使”各药剂量的多寡，对方剂的功效影响很大，如桂枝汤、桂枝加桂汤与桂枝加芍药汤三方，同样由桂枝、白芍、生姜、大枣、炙甘草五药组成，但由于剂量不同，桂枝汤是桂芍并重，各用三两；桂枝加桂汤是桂枝大于芍药，桂枝五两，芍药三两；桂枝加芍药汤是芍药倍桂枝，桂枝三两，芍药六两，结果功效、主治便有了变化。桂枝汤成了解肌和营卫，治疗表虚证的方剂；桂枝加桂汤成了散寒降逆平冲，治疗寒气从少腹上冲心胸之奔豚病的方剂；桂枝加芍药汤成了和里止痛，治疗里急腹痛的方剂。可见处方用药对君、臣、佐、使各药的剂量必须定准，勿使比例失调。即是运用古方，对方中各药剂量亦应有个大体上的掌握，宜大的决不能小，宜小的决不能大。李东垣主张：“君药分量最多，臣药次之，佐药又次之，不可令臣过于君”，这虽然有些呆板机械，临床处方定量也不完全如此，但也有参考价值。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将药物的性能缓峻，质地轻重，与客观病情结合起来全面考虑，宜大则大，宜小则小。这样做虽不能尽善尽美，也不会出大的偏差，否则，如不加深究，滥用剂量，徒以量大为胆识过人，量小为平和稳妥，以至闹得君臣颠倒，比例失调，就有造成“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可能。
论精方与围方
□ 仝小林 刘文科 焦拥政 连凤梅
纵观古今医家临证处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以药少而精为特点，可称之为精方；一类则是以药多而广为特点，可称之为围方。精方，即精简精巧之意；围方，即围攻包围之意。二者各有其用，在不同病证及不同阶段各尽其能。
精方药味精简 围方药味繁多
精方，药味较少，一般四至五味，甚至仅一两味药，专取药物某种功用，针对某一主症或主要证候，治疗目标明确，如枳术汤，仅枳实、白术两味，治饮停心下；鸡矢醴汤，仅一味鸡矢，专治臌胀，故具有药少而精，药专力宏之特点。徐灵胎于《医学源流论·单方论》中论道：“单方者，药不过一二味，治不过一二症，而其效则甚捷。……盖古之圣人，辨药物之性，则必著其功用，如逐风、逐寒、解毒、定痛之类。凡人所患之症，止一二端，则以一药治之，药专则力厚，自有奇效。”精方犹如行军作战中先头精锐分队、尖刀班，目标明确，作战力强，有快刀斩乱麻之气势。由于精方药味较少，故君臣佐使配伍明晰。这类处方主要以张仲景经方为代表，据统计，约50%的经方不超过4味药，90%的经方不超过8味药，其药味精简，配伍精当，君臣佐使明确，效如桴鼓。
围方，药味较多，一般十几至三十几味，甚至四五十味药，多种药物组合，各自发挥其功用，功效全面，如《局方》中鹿茸大补汤，由鹿茸、黄芪、当归、茯苓、肉苁蓉等18味药组成，调治男子、妇人诸虚不足，产后血气耗伤等一切虚损；《脾胃论》中神圣复气汤，包含附子、干姜、防风、橘皮、生地、黄连、川芎等共23味药，调治腰背痛、头痛、口中涎、目中泣、耳鸣耳聋、阴中痛、食少、二便不调等各种由于寒水来复，火土相杂所致病证，故具有药多而全，效广力柔之特点，相比精方，效力相对和缓。唐代以后处方及现代时方，以围方居多。围方犹如大兵团作战，广设目标，多面围攻，力求“关门捉寇”，一举歼灭敌人。很多围方是由几组药味组合而成，各组内药物的性味功用相似，如清燥汤中，黄连、黄柏清热燥湿，为君药；当归、生地、麦冬养血滋阴，为臣药；苍术、泽泻、茯苓、猪苓燥湿利湿健脾，升麻、柴胡升发阳气，人参、黄芪益气，五味子收敛，均为佐药。因此，对于君臣佐使的界定，往往不是按照单味药划分，而是按药物组别划分，功能相似的一组药物相当于一个功能团体，如行气功能团，活血化瘀功能团等，从而发挥君臣佐使的作用。
精方多用重剂 围方剂量平和
剂量问题关乎疗效，精方与围方之剂量各有特点。王孟英言：“急病重症，非大剂无以拯其危。”精方籍几味精简之品，重拳攻击，非量宏不能力厚，所谓“欲起千钧之石，必用千钧之力”，出击有力方能迅速扭转病势，震撼病邪，短时间内解救危急。正如汪昂言：“古人立方，分量多而药味寡，譬如劲兵，专走一路，则足以破垒擒王矣。”因此，精方，尤其治疗急危重症者，方中药物剂量一般较大，或某一味主药剂量较大，或整方剂量较大，病重则药重。然对于病情轻浅，以少数几味药足以解决问题的疾病，剂量不宜过大而宜轻灵，即病轻则药轻。
围方，药味较多，作用相对平和，不专取某味药或某组药物功效，方药剂量多为一般常规剂量。观唐以后方剂，有药味渐多分量渐减之势，相比汉代经方剂量相差近5倍。造成这种剂量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剂量传承过程中的失误，而处方药味的变化也是原因之一。相比东汉末年战乱时代，唐代时医多用围方，通过广设攻围而多方兼顾。若药味增多而分量不减，整方剂量过大，则使脾胃负担过重，长期服用有损伤胃气之弊。
再者，精方多为汤剂，“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围方常制成丸散剂，“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也，其用药舒缓而治之意也。”便于长期服用，而丸、散剂中的药物剂量一般为汤剂剂量的1/3～1/10，故精方中单味药的剂量一般大于围方中单味药的剂量，甚至远远超过围方中的剂量。综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唐宋时方多数为药味繁多而剂量轻灵的围方，且以丸、散剂居多。
急病单病用精方 慢病合病用围方
急病、单病用精方
精方，药精而专，重拳出击，目标明确，攻其一点，故收效甚捷。急危重症，往往突出表现为某一两个危急症状，成为亟需解决的主要矛盾，如元气亡脱证，见大汗淋漓，呼吸微弱，挽救欲脱之元气尤为紧急，故以独参汤，单一味人参大补元气急以收功；再如白通汤治阳气欲绝证，仅以附子、干姜、葱白三味专于急救回阳。疑难杂病，一般证候错综复杂，令人无所适从，若初始治疗阶段，围绕一两个突出症状针对性治疗，常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效。因突出的主症往往是基本病机的主要反映，集中药力，攻击靶点，可撼动病势，虽不能速收全功，但其抛砖引玉之用，为后续治疗奠定重要基础。慢性病急性发作阶段，需急以治标，如肝硬化大量腹水，急需泻水利水；糖尿病血糖过高，甚至酮症，需迅速降糖、纠酮，治疗目标明确而单一，宜以精方专攻其标，急速收功。另一些病情单纯，病邪轻浅之疾病，治疗相对简单，稍予几味药足以祛退病邪，故简而精之精方尤为适宜，药味过多不仅于治疗无益，亦造成药源浪费。
慢病、合病用围方
围方，药多而全，往往集补、攻、清、消等于一方，对脏腑经络、气血阴阳均有兼顾，功效广泛，作用分散，其力量相对柔和，意在缓慢调治。多数慢性疾病，病情稳定阶段，正邪相持，单补益有助邪之弊，单祛邪有戕正之虞，应补虚与攻邪兼顾，长期调治，犹如抽丝剥茧，逐渐消减病邪，如慢性肝炎，病邪与正气已长期共存，二者如油入面，难以分割，故治疗非朝夕之事，需长期扶正与祛邪方能渐收功效，处方中需要有清热解毒类、健脾益气类、补肝疏肝类等不同功效类别之品，故予围方为宜。由于慢性病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往往累及多个脏腑，病及气血阴阳，病情错综复杂，单着眼于某一方面有失全局，应多层面、多角度广泛兼顾方不失偏倚。多病合并，每种疾患均需兼顾，亦需功效全面，广泛设围之方以防遗漏。另外，多数养生方往往也是药味多、效力柔和全面的围方，以达到缓和调理的目的，如治诸虚百损之大山蓣丸，由白术、麦冬、熟地、当归、山药等22味补益气血阴阳之品组方而成，常服可养真气，益精补髓，活血驻颜。
关于精方与围方的不同适用范围，《医学源流论·单方论》亦有相似论述：“若病兼数症，则必合数药而成方。……若皆以单方治之，则药性专而无制，偏而不醇，有利必有害。故医者不可以此尝试，此经方之所以为贵也。然参考以广识见，且为急救之备，或为专攻之法，是亦不可不知者也。”当然，精方与围方并非绝对对立，若干精方组合即成围方，如十全大补汤由四君子汤和四物汤组成，兼具二者功效。
短时治病用精方 调理养生用围方
由于精方药专力厚，治疗目标单一明确，重在短时内迅速收功，因此，适于治疗急危重症、疑难病初始阶段、慢性病急性发作阶段以及病情单纯的轻浅者等等适合短期内治疗的疾病，而对于需长期调治的慢性病，尤其病情错综复杂者，精简之方不免力量单一，难收全功。从策略上讲，精方属于先发制人，是针对病邪的速决战，要求的是快速起效。在安全与有效之间，更突出强调的是有效性。
围方靶点众多，重在广泛与全面，兼顾周身脏腑气血，多通过调理达到治病目的，其作用分散，力量相对缓和，故不适于危机病症的治疗，而适于病情较为复杂，累及多脏腑、多系统的长期慢性疾病稳定阶段，或多种疾病合病情况，尤其适合于长期调理和养生，虽“无功可见，无德可言，而人登寿域”，于长期缓慢调治中渐收全功。因此，从策略上讲，围方属于厚积薄发，是针对疾病的持久战，追求的是累积效应，故在追求疗效的同时，更突出强调长期服用的安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