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张宗逊，在抗日战争中一直在革命元戎贺龙的直接指挥下行动。他们一起南征北战，始终战斗在一起。先是由陕北东渡黄河，深入敌后，开辟晋绥（绥，指当时的绥远省，即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地区）抗日根据地；接着挥师东进，支援晋察冀（察，指当时的察哈尔省，即现在的河北省西北部地区）边区的抗日军民，转战华北大地；然后又回防陕甘宁根据地，镇守延安，保卫党中央。贺龙作为主帅，张宗逊作为部将，在长期共同的浴血奋战中，逐步由相识到相知，由相知到相依。情同手足，胜似兄弟。日益增进了相互的信任，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回顾他们的革命交往，可以使我们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地区，向中国守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引发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怒潮。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刚刚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郑重发表声明，号召全国军民捐弃前嫌，团结抗日。从此，开始了全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红军誓为抗日先驱，中央军委和红军各部加紧了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首先是按照国共两党协商确定的部队番号和编制，选定领导干部。此时，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恳切地向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提出，希望从一方面军调一些干部到二方面军工作，以便把毛泽东从井冈山以来培育的好传统、好经验带过去。毛泽东理解贺龙的请求，经反复斟酌，并与周恩来、朱德等商量后，选定了张宗逊等去红二方面军工作。
张宗逊1908年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县，1924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受党组织委派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到北伐军叶挺部任连长，1927年率部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直接护送毛泽东上井冈山，参与了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一直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历任连长、大队长、支队长、师长、军参谋长、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等职，是典型的由井冈山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经过长征，于1936年冬到达陕北会师后，毛泽东任命张宗逊担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成为红军统帅部的高级幕僚。那时的中央军委机关极其精干，军委一局的职能，相当于现在的军委办公厅以及总参作战部、机要局、警卫局和管理局的综合，直接协助和保障毛泽东处理军务。身为军委一局局长的张宗逊，成了毛泽东与红军各总部、各方面军连系的一个环节。也就在此时，贺龙认识了经常忙碌在毛泽东身旁的张宗逊。当毛泽东推荐张宗逊去二方面军工作时，贺龙欣然表示欢迎。
此前的3月下旬，在中央召开的批判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会议上，贺龙曾当着张国焘的面说：“你张国焘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党派你到四方面军工作，你却拥兵自重，向党闹独立，不听中央指挥，甚至企图以武力危害中央，你实际上变成了新军阀；我贺龙虽然出身行伍，也可以说当过军阀，但我跟定了共产党，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调遣，我一定把我领导的部队交给党、听从毛大帅指挥。”贺龙说的毛大帅就是毛泽东。由此可见。贺龙向毛泽东求将，以及毛泽东选派张宗逊到红二方面军工作，绝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安排，其中深印着毛泽东与贺龙两位伟人沟通的心迹。
张宗逊参加革命十多年来，多次变动工作岗位，有提升、有平调、也有降级任用，他都无条件地服从了，从来没有表示过异议。毛泽东深知他这一特点，所以事前也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只是在已经决定之后，嘱咐了他三句话。一是注意维护贺老总这面旗帜；二是主动搞好与二方面军同志的团结；三是若有什么苦衷，直接来找他说。张宗逊理解毛泽东的心思，边听边点头。其实，他现在就有苦衷，他从未在二方面军任过职，对上下左右的人事不熟悉，感到一切都很陌生，对能否适应在那里的工作，心里很无把握。但他不愿把这些说出来让毛泽东担心，而却硬着头皮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努力搞好。”
经毛泽东批准，张宗逊经西安前往在三原县的红军总指挥部，看望了彭德怀、任弼时和叶剑英。三位首长嘱咐他：到了二方面军工作要从实际出发，防止照搬一方面军的经验。1937年8月16日，张宗逊赶赴位于富平县庄里镇的红二方面军指挥部报到，当即见到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和政委关向应。关向应微笑着说：“我们等你好久了，欢迎你来二军团工作。”张宗逊赶忙答道：“我水平有限，又不熟悉这里的情况，对能否胜任新的工作，心里直打鼓。”贺龙爽朗地说道：“打什么鼓嘛，你的情况我们晓得，希望你大胆地干，我们会全力支持你！”贺、关两位首长的欢迎词，使张宗逊吃了一颗定心丸，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贺、关扼要地介绍了红二方面军的情况。当时红二方面军辖二、六两个军团，方面军领导兼任二军团领导，即军团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参谋长周士第。六军团军团长陈伯钧、政委王震。二军团辖四、六两个师，都是跟随贺龙从湘西、洪湖打出来的部队，以勇猛顽强、能征善战而著称。四师师长卢冬生、政委李井泉，六师师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都是久经沙场的红军将领。
依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以红军的第一、二、四方面军为基础，分别缩编为八路军的115师、120师和129师。每个师辖两个旅，每个旅辖两个团。由于建制单位大量压缩，干部普遍下降两到三级任用。贺龙任120师师长，关向应任政委，肖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师辖由红二军团缩编而成的358旅和由红六军团缩编而成的359旅两个旅。张宗逊任358旅旅长，李井泉任政委，旅辖715团（以红四师为基础编成）和716团（以红六师为基础编成）两个团。715团团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716团团长宋时轮，政委廖汉生。从此，贺龙把自己亲手创建和直接率领的红二军团，改编成358旅后，交给了由毛泽东举荐来的张宗逊直接指挥。
对于张宗逊出任358旅旅长，在红二方面军内引起了不少议论，特别是红二军团的一些干部反映强烈。个别同志甚至公开质问：二方面军这么多干部，难道就挑不出一个旅长？针对这些反映，贺龙多次严厉批评，尖锐地指出：“这是山头主义情绪在作怪！”并反复提醒张宗逊，不要受这些议论的影响，要放手大胆地工作。通过工作实绩来确立自己的威信。张宗逊牢记来二方面军时毛泽东对他的临别嘱咐，深感贺龙的信赖和支持。他冷静理智地对待这些反映，待人处事更加谦虚，工作更加勤奋和谨慎。
1937年夏秋，日本侵略军向我华北地区大举进犯，国民党军全线溃退，整个华北面临沦陷的局面。依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号令，贺龙和关向应率领120师主力，于1937年9月初，由陕西省的韩城县地区，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开赴抗日前线。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赋予120师的任务有三项。一是在晋绥两省创建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可靠屏障；二是视情向东挺进，支援其他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三是随时准备回防陕甘宁，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袭击，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从战略布势上看，贺龙率领的120师，实际上是毛泽东掌握的战略预备队。120师所辖的两个主力旅，经常分别部署于晋西和陕北，隔黄河遥相呼应。张宗逊率358旅在黄河以东，主要担任对日军作战，开辟抗日根据地和支援友邻军区；王震率359旅主力驻防陕北，保卫党中央，开荒生产，有时也东渡黄河，配合358旅作战。
在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下，贺龙个人的传奇色彩和在当代军界的辈份，为他在山西开展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许多人一听说贺龙都肃然起敬。驻山西中央军的总指挥卫立煌、晋绥军的总头领阎锡山等，在贺龙面前都很谦恭。凡要他们协作的事，都不敢当面拒绝，更不敢轻易找麻烦。在贺龙的直接指挥下，张宗逊率358旅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以后，与兄弟部队相配合，在吕梁山、管涔山和雁门关以北地区，广泛开展破袭战、游击战。分兵作战四十多次，消灭了大量日伪军，遏制了日寇的猖狂气焰，迫使其再不敢到处横冲直撞；稳定了战地群众的恐慌情绪，使人民群众有了依靠，并尽自己所有，热情地欢迎和慰劳子弟兵。由于358旅积极行动，牵制了大量日军，使处于溃退状态的中央军和晋绥军（当时统称友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得以重整旗鼓。卫立煌、阎锡山和友军的其他将领，都曾对贺龙和张宗逊所部的英勇善战称赞不已，说：“120师像蛟龙，358旅似猛虎”，他们自愧不如。
战至1938年春，358旅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先后收复了宁武、岢岚、五寨、神池、保德、河曲、偏关等七座县城及附近广大地区，建立了抗日政权，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陕甘宁边区东面，筑起了一道日伪军进入陕甘宁难以逾越的屏障。接着，358旅主力在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又以一部兵力北上，向绥远方向发展，在呼和浩特周围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经过英勇奋斗，战至1938年秋，即东渡黄河一周年的时候，创建了一块有八百多万人口的晋绥解放区，并成立了晋绥军区，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以后，在晋绥军区之下，成立了十多个军分区。随后，又在晋绥军区和军分区之间，组建了吕梁和绥蒙两个二级军区，张宗逊任吕梁军区司令兼政委，并继续兼任358旅旅长。随着形势的发展，还组建了许多支地方部队。张宗逊所率的358旅，也由出征时的两个团、四千余人，扩编为四个团、约一万人的野战主力部队。在晋绥大地上，建立了党政军群的抗日组织，形成了野战军、地方部队和民兵相结合的人民武装体系。所有这些，标志着贺龙率领张宗逊等，胜利地完成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赋予的第一项战略任务。
贺龙率张宗逊等开辟的晋绥抗日根据地，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东面和北面，构筑起一道屏障，有效地阻止了日伪军对我首脑机关的袭扰，解除了党中央的后顾之虑；同时，也使刘伯承、邓小平等开辟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和聂荣臻等开辟的晋察冀根据地以及罗荣桓等开辟的山东根据地，在与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根据地来往方面，有了一片可靠的中转地区。尤其是1941年贺龙担任晋绥陕甘宁联防军司令之后，主持两大战区的军事，就更显现了晋绥的重要地位。历史证明，抗日战争时期乃至解放战争时期，晋绥根据地一直发挥着连接各大解放区的枢纽作用。
1938年秋，日军实施“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的作战方针，华北的日军分四路向我晋察冀边区的核心根据地五台山实施围攻，晋察冀边区的形势吃紧，聂荣臻致电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请求支援。贺龙依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张宗逊率358旅，进入晋察冀边区作战。临行前，贺龙嘱咐张宗逊：“晋察冀地区的鬼子很猖狂。毛主席要我们前往支援。你们这次是到晋绥根据地以外的地区作战，具体行动听聂荣臻司令的指挥，不仅要打好仗，更要注意维护两个战区之间的团结。”张宗逊意识到了这次东进作战的重大意义，并向贺龙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10月下旬，张宗逊率358旅主力由忻州附近地区，秘密越过同蒲铁路，按照聂荣臻司令的指示，隐蔽地进至五台县城以南山区待机。随即侦知，驻五台县城的日军第135联队正在附近地区“扫荡”，张宗逊决心寻机歼灭这股敌人。11月3日，张宗逊命令所部在敌必经的一个叫滑石片的小村庄附近设伏，在长约两公里的山沟两旁，布成口袋状的伏击圈，让敌人往里钻；另以一部兵力向五台县城方向警戒，准备阻击援敌。张宗逊亲临担任主要伏击任务的716团，与团长黄新廷、政委廖汉生一起指挥战斗。当日午夜，日军109师团之135联队的蚋野大队，终于如张宗逊所料，进入了伏击圈。张宗逊一声令下，各部按预定方案，采取堵头、截尾、两面夹击的战术，主要用手榴弹和刺刀向敌发起猛烈攻击。由于敌处在深沟里的行军状态，顿时乱作一团。经四个多小时激战，在4日天亮时，全歼了日军135联队的蚋野大队及联队的辎重一部，毙敌七百余人，俘敌21名，无一漏网。打扫战场时发现，敌人的火炮等重装备仍驼在被炸死的马背上，被击毙的军官的手枪仍装在枪套里。说明战斗打响时，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达成了完全的突然性。这次战斗，缴获各种火炮六门，轻重机枪三十四挺，步（马）枪三百四十余支，军马一百五十多匹和大批军用物资，而全旅仅伤亡七十余人。战果大，伤亡小，创造了对日军歼灭战新的光辉范例。这是张宗逊在远离贺龙和聂荣臻的情况下，独自指挥的一个漂亮仗。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他在358旅的领导权威，也更加赢得了贺龙的器重。
五台山滑石片大捷，震撼了敌人，迫使其他几路日军都缩了回去，从此打破了日军对我五台山根据地的围攻。受到了八路军总部以及贺龙和聂荣臻等首长的电贺表彰。只可惜因358旅系跨战区远征作战，缺乏新闻报道人员，以至这一次漂亮的歼灭战，当时没有及时宣传报道，未能得到应有的传扬。不过，这一仗的缴获，却大大改善了358旅的装备，旅成立了炮兵营，各团配备了电台，各步兵营都有了重机枪，各步兵连都有了轻机枪。358旅在由晋察冀回师晋绥时，许多指战员穿着缴获来的日军的呢大衣、骑着日本的高头大马，行走在途中，引来人民群众和友军的围观喝彩。友军骑兵第一军军长赵承绶将军，把他军部所住的房子腾出来，让张宗逊及358旅旅部去住，并组织当地民众前来祝贺慰问，扩大了我军在友军和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增强了我军民打败日本法西斯的信心。
在迎接张宗逊率358旅回防晋绥时，贺龙高兴地说：“你们任务完成得很好，粉碎了鬼子对五台山的围攻，打出了我军的威风，有力地支援了兄弟军区。你们要戒骄戒躁，争取更大的胜利。”说到此，贺龙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人，从前线回来的指挥员，除张宗逊外，差不多每个人都穿了一件日本军大衣。他接着说：“你们把缴获的军大衣送给了张旅长，也送给了我，呢子大衣穿在身上比布衣服暖和，但我们没有穿。为什么？因为毛主席规定我军有一条纪律，叫做缴获要归公。希望你们会后把大衣也脱下来，集中到一起，挑好的送到延安去，剩下的再统一分配给各部队，作为值班公用。”大家听了贺龙的话，对脱大衣的事，虽不太情愿，但心里更加佩服贺老总的坚强党性和严守军纪，从中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贺龙率张宗逊等东渡黄河以来，经过一年多的奋斗，至1938年冬，迫使晋绥根据地周围的日军都退缩到了大中城市里，转为防守，而我军尚不具备攻城的条件，敌我处于相持状态。而此时晋察冀地区的敌人则比较猖狂，尤其是冀中日伪势力猖獗。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要贺龙率358旅一部挺进冀中平原，去帮助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并乘势壮大自己。12月22日，贺龙和关向应率师教导团及358旅的715团、716团等，开始向冀中进发，留张宗逊率358旅余部坚持晋绥地区的斗争。1939年元旦，贺龙率部到达河北省阜平县，与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会面。聂对贺说，现在冀中人民抗战热情很高，但群龙无首，遍地司令，杂牌武装很多，就是缺少旗手和权威，希望你去整顿。贺龙笑着答道：“那我可就不客气喽。”1939年1月26日，贺龙到达冀中的任丘县，见到了东北军刚起义不久即担任冀中军区司令的吕正操。吕正操根据中央军委和晋察冀军区的决定，当即将所属的两个支队及津南自卫军共约四千人的队伍，交由贺龙直接管辖。贺龙把这些部队，与从晋绥带来的部队搭配编组，熔为一体。一边整训，一边打仗。至3月下旬，将他们整编为120师独立第一、第二两个旅。形势的急速发展和部队的不断扩大，事情千头万绪，使贺龙忙得接应不暇，此时他想到了张宗逊，并报请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批准，将这两个旅编成一个纵队，由张宗逊出任司令。4月7日，贺龙电令在晋绥的张宗逊立即前来冀中。张宗逊接到电令后，日夜兼程，赶来报到。贺龙见到张宗逊时说：“你来了我就可以好好地睡一觉了，具体事情你们去处理。”从此，贺龙又把在冀中编组的两个旅，交由张宗逊直接指挥。由于这个纵队的营以上主官多数来自358旅，且包括358旅的715、716两个主力团。由张宗逊率领，上下相互熟悉，行动便于协调。后来，都把这个纵队简称为“张纵队”。在贺龙的率领下，张宗逊指挥所部，在京、津、石之间的广扩乡村地区，开展了平原游击战，拔除了敌人数十个据点，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尤其是于6月下旬，在深县地区，歼灭了横行于冀中的汉奸武装、以张荫梧为司令的所谓民军三千余人，灭了日伪军的威风，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巩固和扩大了冀中根据地。
1939年9月，驻扎在石家庄附近的日军，发起了“秋季大讨伐”，企图摧毁我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为粉碎敌人的企图，贺龙和聂荣臻商定，任命张宗逊担任前线总指挥，统一指挥所部和晋察冀军区在当地的部队。张宗逊率部进至太行山东麓的阜平和灵寿两县地区，展开了紧张的作战准备，采用诱、堵、围、截、打的游击运动战战术，历时五天，激战一昼夜，在陈庄附近全歼了日军独立第八旅团第三十一大队和伪军一部，毙俘敌大队长田中省三等共1396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成为又一次“平型关”式的大捷。此役被贺龙誉为“模范歼灭战”，粉碎了日军对我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的袭击，勇挫了日寇的气焰，鼓舞了我军民的志气，扭转了晋察冀根据地的敌我态势，受到八路军总部和毛泽东的赞许。
张宗逊率部跟随贺龙在冀中转战八个多月，连战连捷。巩固和扩大了晋察冀特别是冀中抗日根据地，同时也发展了自己的部队。不仅从日伪军手中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而且从京、津、石之间地区吸纳了大批革命青年参军，使部队员额扩大了一倍多。之后，他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和贺龙的命令，又回师晋绥根据地。率部进行了反“蚕食”、反“扫荡”作战；参加了八路军统一行动的百团大战；并取得了反“铁壁合围”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晋绥解放区。同兄弟部队相配合，使晋绥与晋察冀、晋冀鲁豫三大解放区连在了一起。张宗逊率所部，几乎是马不停蹄，驰骋于华北大地，作战节节胜利，展现了中国人的顽强精神，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八年抗战的实践历史，证明在对张宗逊的任用上，贺龙站得高、看得远；毛泽东知人善任，选将有方。张宗逊不辱使命，没有辜负毛泽东和贺龙的期望。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张宗逊凭借自己坚强的党性、厚道的人品、朴实的作风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办事公道正派，处处以身作则，逐渐被二军团的同志所接受，他自己也溶入了二军团。他和历任政治委员同心协力，在领导部队建设和指挥作战的实践中，努力把毛泽东倡导的一系列治军作战原则和贺龙培育的勇猛顽强的作风，融合在一起，使他所率领的部队始终保持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保持了巨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他日益受到部下的敬重和贺龙的信赖。抗日战争末期，以“张纵队”为基础，扩编为晋绥野战军，贺龙任司令，张宗逊任副司令、代司令。经过八年抗日战争的历练，张宗逊由贺龙的直接下属升为助手和副将。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他们继续保持了友好的交往和亲密的合作，成为我军干部中保持良好上下级关系的楷模。
来源：《国防知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