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新疆建立办事处后，根据盛世才向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请求，中共派了二三十名德才兼备的干部进入新疆文化教育、军事、民运、财政等机关。随后，又陆续有一批中共党员前往新疆工作。在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的正确领导和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中共在新疆人员坚决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工作，使新疆的文化教育、军事国防、反帝民运、财政经济和地方行政等工作，得到相对的成功。
新疆反帝会的组织得到充实，会员人数增加了数倍。各级区分会及学联会、工救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也大为改进。反帝会的工作，影响、推动了民族会和抗日救国后援会的抗战动员工作，仅有400万人口的新疆，总的抗战募捐款达到200多万元。
在财政金融工作方面，因为新疆历年的反动官僚统治，财政机关被贪污腐败和昏庸无能的人所盘踞。盛世才上台的4年间，借外债600余万美元，滥发省票银达360亿两(相当于720万银元)，使新疆财政濒临崩溃的边缘。毛泽民主持新疆财政厅的工作后，盛世才不得不给以全权。
毛泽民用“另起炉灶”的大手笔，改革新疆旧的财政体制，将财政、经济、金融视为一体，用发展经济来开辟和培养财源。毛泽民向中共中央求援，将中共训练有素的干部充实到全疆各税收机关，整顿和加强税收。他又将封建垄断的官办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废除旧省票，发行新的大洋券(即“新币”)，使新疆的财政状况迅速好转，顺利度过了金融危机。
其中领导文化教育、新闻舆论、民运和财政工作的中共人员，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有经验、有能力的中共党员和党的负责干部。
如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副委员长黄火青，化名黄民孚，就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他曾在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工作，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大革命失败后，党派他到苏联学习军事。回国后，他曾在江苏通海如泰地区参与创建红军第十四军的工作。1931年11月，他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国家保卫局特派员、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1935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奉命随左路军行动，参加西路军远征，后来到新疆。
新疆日报社副社长汪小川，化名汪哮春，是红四方面军参加西征的幸存将士之一，曾任西路军政治部宣传干事、红三十军宣传部部长。
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当时只有23岁，是一位海外留学生。他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东京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回国，奔赴延安。1938年2月，林基路受党派遣到新疆工作。他参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方针，以“团结、紧张、质朴、活泼”为校训，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广泛开展爱国抗日宣传活动，动员师生员工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在林基路等中共党员的培养教育下，许多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新疆学院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然而，“三全大会”之后，盛世才眼中的帮助新疆工作的“功臣”，却成了矛盾和摩擦的制造者，不仅记过、扣薪，有的还被调离岗位，发配到边远地区去工作。新疆的统战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在“三全大会”之前，反帝会副委员长黄火青在修改反帝会章程时，在反帝会宗旨一条中写入了“依照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字样。当时，盛世才正在莫斯科看病，无法征得他的同意，而在他回来后，章程又没及时送给他过目，就印发了。盛世才心里很不舒服，认为是共产党有意在捣他的鬼。几个月后，黄火青被调到阿克苏地区任行政长。
“三全大会”开幕时，新疆学院的学生印刷了一本革命歌集，赠发给全体与会代表，很受欢迎。歌集的封面上印有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和盛世才的头像，盛世才被排在最后。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盛世才认为这是共产党故意在群众中降低他的地位。他勒令马上收回全部歌集。散会后，代表们已返回全疆各地，要在天山南北收回全部歌集谈何容易?!这更使盛世才怀疑是共产党故意所为。他颁布训令，给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给新疆教育厅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孟一鸣(徐梦秋)以申斥的处分。盛世才还在电话里直接指责孟一鸣说：“把不遵政府命令的统统送出新疆!”果不其然，林基路不久即被调出迪化，先是在阿克苏专区任教育局长，后来又下放到库车县和乌什县任职。
因《新疆日报》编辑人员偶然疏忽，发稿时，将盛督办的“辦”(繁体字)字错写成“辩”字，校对人员又没查出错误。再加上政府处罚了一批参加赌博的公务员中，内有督署办公厅盛世才的心腹。报社副社长汪哮春写了一篇社论，赞扬政府处置参加赌博的公务员。联系前后两件事，盛世才猜疑报纸在讥笑他。于是，汪哮春和那位校对人员分别被给予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的处分。
1939年2月间，毛泽民生了一场大病，正请病假在外面养病时，财政厅的档案室因取暖炉起火，烧了两间房子和全部卷宗。毛泽民背上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的处分。其实，起火的原因很蹊跷，有人说是反革命有意纵火。盛世才却欲盖弥彰地说，正因为案情发生在毛泽民已请假不负责任的时期，所以给他的处分比较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