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1938年范长江(左)、陈侬菲(中)和胡兰畦在武汉。此照片为首次公开发表。(来源：光明日报)
新闻大军聚山城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随着战火的蔓延，许多沦陷区的各大报纸纷纷内迁，各国以及港澳地区的媒体也纷纷派记者来到重庆。抗战时期的重庆由此汇聚了全国和世界上的许多知名新闻人。
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党报《新华日报》从汉口迁来;《新民报》、《南京晚报》、《中央日报》、《扫荡报》、中央通讯社从南京迁来;《时事新报》从上海迁来……美国合众社，法国哈瓦斯社，德国海通社、德新社等在重庆派驻了新闻办事机构;美国《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英国《泰晤士报》，苏联《消息报》等也派出记者，先后来到重庆。
据统计，抗战期间重庆报业最鼎盛时，有23家报纸同时出版，12个通讯社同时发稿，新闻工作者约五六百人。这些报纸虽然所执立场不一，但在团结抗战这个大方向上却是一致的，他们本着国家民族的利益，同仇敌忾，为宣传抗日、鼓舞士气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头顶上是呼啸盘旋，到处狂轰滥炸的日机。在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损失、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一线记者坚持采写大量团结抗战的报道，编辑发行人员确保报纸准时出版发行。他们用笔作武器，以报纸为大旗，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口诛笔伐。这些编采人员顽强不屈的精神，也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重庆新闻界因此也成为抗日统一战线中一支重要力量。
报界大联合
“号外，号外!重庆报馆大半遭炸垮了……才从防空洞印出来的报纸哟!”身穿灰色制服的小报童在下半城被炸得面目全非的街上，叫卖着散发淡淡墨香的报纸。
“号外”的大事件发生在1939年5月3日至4日。日军机先以商业场、望龙门、储奇门、南纪门、小什字以下一带为中心目标轰炸，四处房屋倒塌起火燃烧，老城区下半城处处火海;次日，敌机又狂炸上半城的民权路、民族路至小什字一带繁华闹市，炸毁房屋千余栋。轰炸不仅以无辜平民和商业地段为目标，也包括重庆的各个报馆。
为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保存有生力量以利抗战，当局实施疏散计划，报馆一律向郊区疏散。“五四”大轰炸后，各报主要负责人会聚一起，共商对策后决定《中央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新华日报》、《扫荡报》、《国民公报》、《新蜀报》、《新民报》、《商务日报》、《西南日报》等10家报馆暂时停刊，共同创造一个《重庆各报联合版》，6日即刻问世。在发刊之日和最初一段时间里，联合版主要报道政府当局对善后工作的紧急处理，发表抨击敌寇暴行、激励军民斗志的言论及各方捐款赈灾、来电慰问等，此后也时有鼓舞人心的评论见报。1939年8月13日各报复刊，联合版完成其过渡任务，共出版了99期。
防空洞传出怒吼声
1938年10月23日，载运《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和设备的“新升隆”号专轮遭敌机袭击，编辑记者和职工16人牺牲;1939年5月3日，《大公报》编辑部和印刷厂被炸，工友王凤山遇难;1939年6月7日，《新民报》总部被焚，文件账册和多年合订本全部化为灰烬;1939年8月13日，《益世报》报社被炸毁……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重庆各报的不少房屋设备被炸毁，重要文件资料被烧光，记者编辑及其工友伤亡数十人。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各报馆同仁一面满怀热情参与联合版工作，一面抓紧时间在李子坝等地重建新报馆。空袭一般是在白天，报社人员在防空洞内一呆就是几个小时，直到下午解除警报才能回到办公室。
重庆是有名的“火炉”，晚间温度也不低，办公桌上的玻璃都热得发烫。又因为电线被炸断而经常停电，每个编辑面前都放着一盏煤油灯，宛若伴着个小火炉，挥汗如雨地工作。而且并不是下班就可以安睡了。往往到天明下班，只听得警报一响，又要拖着疲惫的身子奔回防空洞。重庆大大小小无数防空洞里回荡着新闻工作者激愤的吼声:“暴日给我们仇恨愈深，我们奋斗愈勇!惟有英勇奋斗，才能算清我们的新仇旧恨，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不论敌人怎样凶残，面前有多大的艰难险阻，报人们从不气馁。没有电源，马达不动，就在印刷机一侧装上手柄，经理主任工友一齐上阵，把每天的报纸摇印出来;排字房里停电，就点起电石灯、煤气灯，把数以万计的字钉组成一个个讨伐法西斯的檄文。敌机可以在天空肆虐，向地面投弹纵火，但没有深入地壳的本领，采编人员利用防空洞的方寸之地，依然聚精会神地编报著文;发行人员尽忠职守，在敌机疲劳轰炸时，及时把报纸送到千家万户。
重庆报人在全国人民、各个党派的支持下，发扬集体爱国主义精神，不惧艰险，坚持抗日宣传，在海内外出版大量抗日刊物，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赢得了全世界新闻同仁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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