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解放后不久,王汉斌同志就调到彭真同志身边担任秘书,1954年调任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58年担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1979年彭真同志复出后,他被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1980年任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1982年任中共中央委员。198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兼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1988年被选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1992年被选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93年继续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组副书记。他在彭真同志身边工作前后长达25年,亲历了彭真同志领导和参与的许多重要工作。在《彭真传》、《彭真年谱》出版暨彭真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访问了王汉斌同志。
记者:听说1948年底,彭真同志看到您起草的华北学联告全市人民书《欢迎解放军》后,认为文章写得好,在北平解放后您就被调到彭真同志身边工作,是这样的吗?
王汉斌:1948年底,我任北平地下党学委委员,大学委员会书记。解放军围城时,我起草了华北学联告全市人民书《欢迎解放军》的传单。1949年1月下旬,已经担任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同志在海淀青龙桥看到这个传单后,说这篇文章写得好,问是谁写的?当时有人告诉他是王汉斌写的。
北平解放后,有次彭真同志对时任北京市长的聂荣臻同志说:解放军包围北平时,王汉斌写的《欢迎解放军》传单写得好。
北平解放后,1949年3月25日,在西苑机场举行欢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北平的阅兵式后,刘仁同志把我带到位于东交民巷原德国大使馆的市委彭真同志办公室,对彭真同志说“人我给你带来了”,说要让我担任彭真同志的政治秘书。当时市委任命了四个政治秘书:张文松、崔月犁、王文和我。
1954年以前,彭真同志主要管北京市的工作。他对工作抓得很紧,市委的文件都是彭真同志亲自主持起草和反复修改的。我到彭真同志身边工作后,主要工作是给彭真同志做记录和整理报告。1954年以前市委的文件、报告,一般由郑天翔同志和我起草,再由邓拓同志修改后送彭真同志审阅。邓拓同志是彭真同志在晋察冀时期领导下工作的党内著名的笔杆子,很得彭真同志看重。邓拓到《人民日报》工作后还兼任市委研究室主任,市委的文件在上报中央前都要送他修改后再送彭真审定。郑天翔那时总跟我说:我们写出来还不行,得邓拓改了才行。
邓拓实在是党内少有的才子,精通诗词,书法、绘画,现在的干部很少有像他那么多才的。
记者:据说在彭真同志身边工作很紧张,需要克服哪些工作和生活的难题?
王汉斌:彭真同志对工作抓得很紧,不分日夜地苦干,而且要求很严,我常常受到严厉地批评。
由于工作很累,1956年我得了肺病吐血。1957年我病好后,彭真同志还要我担任他的秘书,我说我身体实在吃不消,担任不了,刘仁同志提出让张彭同志接替我担任彭真同志的秘书。
记者:解放初期,彭真同志对人民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很下功夫,作为亲历者,您能谈谈当时的见闻和体会吗?
王汉斌:解放初期,彭真同志很重视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研究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北京市在全国是最早召开市、区两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毛主席很重视,将市委报送中央的总结报告批转全国,北京对全国地方人民政权的建设创造了很好的经验。
1952年毛主席发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我们协助市委看市公安局报送市委审核的罪犯案卷,当时我们审定罪犯枪毙不枪毙的标准就是看有没有血债,有血债才能枪毙。解放初期北京有个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群众叫它“一贯害人道”,当时在北京很猖獗。取缔“一贯道”的工作很成功,事先调查研究,掌握了组织,做好了准备,一夜之间就把所有坛主和中层骨干都抓起来或者予以管制。这项工作是彭真同志亲自主持、亲自组织的,效果很好,把“一贯道”彻底消灭了,以后北京再也没有“一贯道”的活动。彭真同志这种大事亲自负责的工作作风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1952年北京市清理“中层”(清理党政机关、企业、学校内部敌特及反革命残余分子)的工作搞得很好。1951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后,北京市根据中央的精神,将清理“中层”的重点放在机关、企业和学校。彭真同志在辅仁大学做了动员报告,强调要吸取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不搞“面对面”的揭发斗争,而采取“背靠背”的揭发和调查研究。
彭真同志在关键时刻努力跟上毛主席的部署,同时也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记者:1955年夏天以后,北京市改变了早期稳步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做法,在全国带头实现农业社的高级合作化。您认为彭真同志改变部署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
王汉斌:北京的农业合作化开头搞得很稳,发展一批,整顿一批,巩固一批；一边发展一边整顿巩固。彭真同志非常强调自愿原则,他到南苑跟农民讲,你愿意参加就参加,不愿意参加就退出来。可以跟合作社竞赛看谁打的粮食更多嘛。他在市委开会时强调,入社农户发展到农户总数的40%多已经不算慢了。当时少奇同志也强调要发展一批、整顿一批、巩固一批。正在这时,1955年夏,毛主席发表文章强调,要加快合作社的发展。彭真同志也跟着调整步骤,努力跟上毛主席的部署,京郊农村办起的初级社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全面实现合作化。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若干重大历史关头,彭真同志都在努力跟上毛主席的步调?
王汉斌:1957年反右时,我正在养病,没有参加市委召开的会议。在我看来,彭真同志对右派的判断从“思想性的问题”,上升到“思想性的政治问题”,也是努力跟上毛主席的步伐的。但是实事求是是彭真同志的一贯作风,在“反右扩大化”的阶段,彭真同志根据毛主席指示,把北大化学系教授傅鹰划为“中右”的标兵,说傅鹰是解放后因爱国从国外回来的教授,不能划为右派,作为不能划为右派的“中右”的标杆,就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
记者:1958年1月南宁会议时,毛主席让各省市创办理论刊物。彭真同志回来后就开始酝酿刊物的刊名,经过反复考虑,定名为《前线》。起草发刊词的过程是怎样的?彭真同志当时反“左”和反“右”哪一个成分更多一些?
王汉斌:《前线》酝酿创刊时,由张文松同志负责,不久邓拓同志从《人民日报》回到北京市委工作,担任《前线》主编。张彭、张文松、李琪、项淳一和我负责《前线》发刊词的起草和修改。我们是按照彭真同志口授的内容起草,包括文章的语气都是按他的口气写的。先后修改了三次,彭真同志都不满意。最后的稿子是他从头到尾亲自写的。
发刊词发表于1958年11月25日,正值武昌会议期间。当月初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就开始着手纠“左”。1962年彭真同志亲口跟我说,《前线》发刊词锋芒是针对“左”的。
1958年“大跃进”时,全国各地都放粮食高产“卫星”,北京没有放“卫星”。
1958年宣传“大跃进”,对北京也是有影响的。当时在天坛开农业高产誓师大会时,区县委书记现场报计划小麦产量多少多少,彭真同志提出“不要一二三,只要四五六”(即亩产四千斤、五千斤、六千斤)。刘仁同志当时在北戴河,就跟彭真打电话说这个指标完不成。彭真同志当晚就让市委办公厅打电话通知各区、县委说誓师大会上提的指标不算数,要重新提。彭真同志与刘仁同志工作配合得很好,他给毛主席说过,刘仁同志反映的情况是比较真实的。
王汉斌:建国后,彭真同志一直随着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工作习惯,每天经常工作到清晨两三点钟甚至通宵。有闲暇也只是同家人打打麻将。彭真同志和毛主席也都喜欢看京戏。
彭真同志酷爱读书。抗战前,他关在国民党北平、天津的监狱时就研读马列著作,还有国民政府颁布的法律等书籍,“文革”期间关在秦城也坚持读马列,在狱中没有纸笔,他把米饭粒当浆糊,把牙粉袋撕开粘在书上在重要处划线的事迹早已传为佳话。建国后,每逢离京外出时,他总要带上爱读的书籍。彭真同志还喜欢看些杂七杂八的书。他常对我们说,你们有功夫多上街买些杂七杂八的书看。
记者:1966年5月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对您和彭珮云同志及您的家庭带来怎样的灾难性影响?您当时有哪些不详的预感?彭真同志被打倒后,您受到怎样的心理冲击?
王汉斌: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到来之前,我完全没有料到会有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在康生的授意下,在北京大学食堂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宋硕为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陆平为北大党委书记、彭珮云为北大党委副书记)还在运动中搞阴谋。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诬陷北京市委还在搞阴谋。
电台广播以后,彭珮云在北大遭到批斗,当晚哭着跑回家来。那时我们的大儿子也起来“造反”,把写着“抗拒从严、坦白从宽,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的大字报贴到床头。彭珮云哭着跟我说:我现在真是无地自容。我对彭珮云说:你逃避斗争不行,还得回北大接受群众批判斗争。第二天清早她就回北大了。从那以后直到1972年6年期间我们再没见面。这期间,她一直被关在北大,跟陆平等人在一起接受批判斗争。我在市委党校受批判斗争。1969年国内搞战备,要把我疏散到山西时,我向看管我们的军宣队提出:让我和彭珮云见一面后再走,他们说:你们罪行严重,不能见面。
1966年4月下旬彭真同志被打倒,市委召开市委全会,学习毛主席批送北京市委的揭发批判彭真同志的材料。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办。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万里同志说了一句:整人嘛!
那时我的小女儿从幼儿园出来,家里没人管了。我只好流着泪把她送到彭珮云妹妹那里,托她抚养。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我和彭珮云先后恢复工作。我任北京冶金机械厂革委会副主任,她在北京大学恢复工作了一段时间。
记者:1978年年底,彭真同志从陕西回来时,您去机场迎接他了吗?能回顾一下当时的情景吗?
王汉斌:当时刘仁同志的夫人甘英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彭真同志明天从陕西回来,你要不要去机场迎接?我说我没有车,机场我进不去。甘英说我来接你。这样第二天她就来接我,坐着她的车到了机场。彭真同志到来时,我们都挤到舷梯旁,我握着彭真同志的手,只说出一句话: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那天去了很多同志,程子华同志(时任民政部部长)是最大的干部,在机场大厅,他讲话说:今天我们都是自己来的,不代表任何组织。
记者:1979年彭真同志复出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当时他就调你担任法制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您认为彭真同志重用您是出于何种考虑?
王汉斌:1979年3月彭真同志复出不久就担任新设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他认为:我国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法制,要防止再发生“文革”那样的悲剧,就要健全法制。他要我到法制委员会工作。我说:我跟你工作十几年,我的水平跟你差得太远,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他说:你是客气还是真的这么想?我说:我实在不行,而且我对法律一点兴趣都没有,法律都是干巴巴的条文,我看都看不下去。他说:我认为你还是可以干。后来他打电话通知我去开会,我说人民大会堂我进不去,他就派车把我接到大会堂南院。开完会后,就让我留下来办公。武新宇同志(时任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说:你就跟彭真同志秘书在一起办公吧!
我是第一个调到法制委员会工作的干部,我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调干部,组建工作班子。当时管法律的是武新宇,他兼任法律室主任,刘复之任研究室主任,我当办公室主任。法制委员会的干部包括司机,都是我调来的,由我亲自谈话,由武新宇同志签字同意调。不久,武新宇找彭真同志,说他身体不行,要在全国人大开会前抓七部法律搞不出来。彭真同志对我说:你还得管法律!就这样,从1979年3月初到7月,我们夜以继日地研究、起草、修改、制订了刑法、刑事诉讼法、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7部法律,在不久后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记者:作为在彭真同志身边工作25年的老部下,您认为彭真同志在培养和使用干部方面有哪些特点? 王汉斌:彭真同志在干部问题上历来注意培养年轻干部。七部法律在几个月的时间内通过,是因为上世纪50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的法律室培养了几位法律方面的人才,如项淳一、顾昂然和高西江等同志,他们在那时就跟随彭真同志研究法律。市委宣传部原部长李琪同志那时在人大常委会担任法律室主任,也跟着彭真同志研究法律。
当时,在市委的领导干部中,宋硕(市委大学部部长)、宋汝芬(市委工业基建委主任)和我(市委副秘书长)三人算是比较年轻的。邓拓、张文松先后任市委研究室主任。
记者:很多老领导、老同志都回忆说,彭真同志常说:我的话又算数,又不算数,我的话供你们参考。请您举一些亲身经历的事例。
王汉斌:彭真同志常说,我的话又算数又不算数,说对了就算数,不对的就不算数。他讲:开会就要听取意见,主要是听不同的意见。赞成的意见说不说都可以。他听取意见很耐心,你提意见时,他不插话,不打断。
他常说,干部要像毛主席说的要有“五不怕精神”(即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我就对彭真同志说: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不存在“五不怕”的环境。
记者:作为彭真同志最得力的部下,您如何看待他的人性光辉和卓越的政治品质?
王汉斌:彭真同志襟怀坦白,讲话办事不留尾巴。彭真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把毛主席推崇为党的领袖,尽管经历“文革”十年劫难,他在复出后的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上,仍然发言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直到临终前仍念念不忘:中国革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坚持共产主义的大方向……这就是为理想和信念奋斗终生的彭真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