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穷困潦倒的青年，如何能跻身军界，成为威震四方的名将?一个24岁瞎了右眼的人，如何能指挥千军万马?一个右腿几乎致残的军人，如何能度过半个世纪的戎马生涯?一个被儿子告发的人，怎样死里逃生?一个两次被撸掉总参谋长职位的人，怎样再度崛起?一位开国元勋，为何会在政坛上一度悄然消失?
刘伯承，这位中国军事史上被誉为战神的元帅，他戎马倥偬富于传奇的一生，对于后人，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
在四川军界“刘瞎子”威名赫赫
有一天，我爸爸在路上走，忽然听到一个老人吓唬正在哭的孩子说：“你再哭!‘刘瞎子’把你抓走!”那孩子一下就不哭了。我爸爸心里很不是滋味……
——刘太行
记者：您的祖籍是四川开县，当时你们家在当地应该算是比较富裕的人家，而您父亲为什么总是说自己是吹鼓手的后代?既然出生在文人家庭，为什么最后选择去当兵?
刘太行：关于我们家的出身有许多说法，有的说刘家祖先是汉代的皇族后裔，有的说是“湖广填四川”的难民。根据《刘氏家谱》记载，刘家的先祖确是汉室之后，曾受封为长沙王，后来刘家世代以农为业，兼作打铁等小手工艺。我的曾祖父身强力壮，勤劳肯干擅长打铁，是个手艺高超的铁匠，替人修理犁、耙、锄等农具。而且他为人正直、敦厚、聪明能干，又乐于助人;靠自修能识文断字，《三国演义》读得下来，讲得出去;摆起“龙门阵”来，窝棚内外人挤得无插脚之处。他还有一支紫亮的唢呐，吹起来悠扬、动听，乡邻间的婚丧嫁娶少不得拉他去帮忙吹奏一番。所以后来我父亲总说自己是“吹鼓手的后代”，从来也不讲家谱上那些皇族之后的记载。
我们家在我爷爷这一代家境还算可以，并不太穷。但是我爷爷是家里的老六，是最小的，身体又不太好。爷爷是文人，家里的兄弟就欺负他，他分地分得也最差。我们都去看过，他分的地都是坡地。在我们老家开县，好的地都种稻子，他分的地只能种红苕。我父亲在少年时曾过了几年小康的日子，可以读读书，那时他就读于汉西书院
和癸府中学。可是好景不长，家境破落，我父亲也被迫辍学，下煤洞挑煤，为人打工。
最后我爷爷患痨病(肺结核)去世了。奶奶一个人带的孩子又多，所以我爸爸就跟奶奶讲，我要当兵去，在家也是饿死。于是我爸爸就参军去重庆参加了抗袁的军队。
记者：您父亲1912年考入重庆将校学堂，从此开始了他漫长、曲折、伟大、悲壮的军旅生涯，后来有人说您父亲生来就应该是一个军事家。当年在川军，他有许多称号，比如“独眼龙将军”“瞎哥”“刘瞎子”，一提起这些名字，在四川是声名赫赫，威震四方的。
刘太行：将校学堂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革命党人在川中办的第一所军校，所以很受关注。当时将校学堂的第一批学生共有400多人，我爸爸被分在第二大队的一排一班。这时，他已经换上了黄绿色竖领紧身的崭新军服，头发也理成了小平头，完全是一副英武、威严的军人模样了。
我父亲比较喜欢读古今中外的军事书籍，诸如孙子、吴起、刘伯温等人的兵法，后来听他说当时他能出口成章。
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熊克武的部队当见习生，当时熊克武为蜀军第一师师长。很快他就作为排长参加了讨袁战争。有一仗打得很残酷，整个阵地弹片横飞，硝烟弥漫，几次进攻都没有奏效。最后我爸爸挥着一把大刀，高声喊杀，再次发起冲锋。士兵们勇气大增，蜂拥而上，终于夺下了敌方的阵地，因此他被火线升为连长。
后来我爸爸又参加了护国、护法和讨袁战争，他转战巴山蜀水之间，打了不少胜仗，立下屡屡战功，他的军事才华和无畏的气概不断地显示出来，为此他也付出了代价，好几次险些丧命，一只眼睛也打瞎了，所以在四川军界，就有了“刘瞎子”“独眼龙将军”的称号。
记者：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有一段关于朱德回顾自己和您父亲参加革命的话，说：“人们走着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做了军阀而不思悔改;有的人随军阀入泥潭，但最终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也有人看到了新的道路，却因为过去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许多国民党军人变成了新军阀。而刘伯承和我则找到并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到最后参加共产党以前，在川军中，刘帅历任团长、前敌指挥官，是颇负盛名的川中名将。在国民革命军中，他官至暂编十五军军长，在旧军队是有权有利有名的高级军官，那为什么1926年又加入了共产党呢?
刘太行：有一天，我爸爸在路上走，忽然听到一个老人吓唬正在哭的孩子说：“你再哭!‘刘瞎子’把你抓走!”那孩子一下就不哭了。我爸爸心里很不是滋味，“刘瞎子”的威名居然被用来作为恐吓孩子的工具!这件小事，让他很不安。我爸爸常说，他很不愿意陷入一些混乱的厮杀。他常常叹息，双方交兵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特别是当他回忆起那些被双方践踏的庄稼、受伤的老百姓心里就更难受。
1923年，我爸爸率部与北洋军阀队伍激战。正当他迫近敌阵察看地形的时候，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右腿的动脉大血管，腿肿得老粗，失血过多，后来昏迷不醒，于是就被送到成都就医，然后休养一段。这时候他认识了吴玉章。吴玉章又介绍他认识了杨闇公。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见面，评论当前的时局，议论中国的前途，探讨救国的方略。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人生，从外交到军事，一直到社会主义。我爸爸的思想发生根本变化，开始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当然在政治方向的选择上，我爸爸是非常谨慎认真的，他陆续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仔细进行研究，深入思索中国革命和今后自己所要走的道路。他说：“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把握，正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在经过二三年时间的学习、考察和深入思索之后，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揣着银圆上“梁山”
“爸爸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家庭状况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当时他把这些家产全部甩掉了……何长工在谈起我爸爸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时，曾经很风趣地说：‘刘帅参加共产党是不容易的呀，他是口袋里揣着银圆上山的。’”
他大吃一惊，跟我爸爸说，我没有亏待你，把你埋在山上了啊。爸爸就跟他说，哪里的事，我根本没有死。
记者：据说后来给您父亲治疗眼伤的是一位德国的医生，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动了手术，这位医生感动得不得了，称您的父亲为军神?
刘太行：当时我父亲的眼睛打瞎了，袁世凯的政府还到处抓他，所以他就到处逃跑。因为伤口的肉开始腐烂，眼看就没办法了。他的一个副官找了一个箩筐，把他从涪陵抬到了重庆。后来就找了“宽仁医院”(现重庆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这个医院是德国人开办的，请了一个比较好的医生——一个德国医生给他治眼睛。
动手术时他就问医生：“打麻药对我的脑子有没有影响?”
医生说：“当然有影响的。”
他就说：“那我动手术不用打麻药了。”
当时，小医院的设备比较简陋。为了保护脑子，刘伯承拒绝使用麻醉药。当时，医生一刀一刀修割新长出的腐肉，每割一刀都疼痛钻心，令人难以忍受。但我爸爸一直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手术前后做了三个多小时，他面不改色。等包扎完毕，医生见他扶着的椅柄上浸满了汗水，就问他很疼吧?我爸爸说：“这算不了什么，才割了74刀嘛，小意思!”
医生惊异地问道：“你怎么知道的?”他就说：“你每拉一刀，我就暗记一数。错不了，错不了。”
他总觉得自己就靠脑子，如果对脑子不好就绝对不干，所以他开刀不用麻药这一点，我相信。后来医生翘起大拇指说：“了不起，了不起，你才是真正的中国好汉，你真是军神，军神!”
记者：可是后来您父亲两只眼睛都失明了，具体的病因又是什么呢?
刘太行：说老实话，我父亲的眼睛瞎掉就是看书看多了。
大概1965年的时候，他到中苏边境视察，每天都看书，我和妈妈都劝他，他还是看，后来视力就突然下降。他还患有青光眼，但是东北的两个医生误诊，说是年纪大了视力应该下降。他青光眼发作的时候就吐，吐得特别厉害。后来回到北京，到了北京医院动手术，医生讲动手术非瞎不可。大概动完手术还稍微能看到一点，不到一年时间就完全看不见了，只剩下光感了，哪儿亮他知道，但是什么也看不见。从那以后眼睛就瞎了。
记者：对于一个军事家、指挥家来说，双目失明是非常残酷的。那时候您父亲已经73岁了，刘帅双目失明以后，精神状态怎么样?
刘太行：直到眼睛看不见了，他还经常跟我们说，将来打起仗来我可以当个参谋——为了这个还跟医生谈了很多次。我们觉得他已经70多岁快要80岁的人了，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跟医生讲，你把我眼睛治好给我放大镜，有放大镜再拿着地图我就可以给主席或者给总部当个参谋。
刘伯承的“敌进我进”
1937年9月6日，雨丝轻轻敲打着人们的脸颊，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刘伯承师长站在检阅台上高声宣布：“今天是我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宣告诞生的日子。”上万个声音随着一个声音宣誓：“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誓不回家!”气壮山河的声浪久久回荡在黄土高原的长空。
不久，刘伯承亲自率领一二九师指挥所和七六九团组成的先遣队，浩浩荡荡，东渡黄河，向晋东南抗日前线进发，开始了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新时期。
记者：1942年麦收季节，日军突然对太行山发动规模空前的五月“大扫荡”，在艰苦的转移突围中，八路军总部机关遭到重创，左权副总参谋长牺牲。6月上旬，日军又发起对太行山南部的重点攻势，矛头直指一二九师师部。但是经过四昼夜艰苦奋战，您父亲率领第一二九师却胜利突出日军合围。冈村宁茨说，此次“扫荡”唯有一个“刘伯承集团”没有受损，日后定当多加注意。
刘太行：当时对一二九师的突围他就有三个设想：一个上策，一个中策，一个下策。
作为他来讲，当然希望是上策。所谓“上策”，是指当日军围过来的时候，我们的主力兵团和机关一起，想方设法从敌人包围的缝隙中，尤其是从部队和部队结合的空地中穿出去，然后绕到日本鬼子后面打，这是上策。
中策就是在日本鬼子包围的过程中，没有找到空隙，但是自己要制造条件，插开空子，然后钻出去。典型的就是经常用小部队去袭击日本鬼子，抓住日本鬼子想消灭共产党的心情，日本鬼子一“围剿”，就出了空子，在这种情况下突围就是中策。
下策呢，就是死命抵抗，换句话说就是“敌进我退”，到最后没地方退了，周围就全都是敌人，这是下策。他在指挥整个反五月“大扫荡”的时候，这个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是准备得较早，在发现敌人进攻的时候就开始准备，等敌人到了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很早就离开了原有的师部，日本鬼子还以为师部还在那儿呢，“围剿”当然扑了空。
日本鬼子对一二九师真正的“扫荡”是从6月9号开始的，但是他从5月21号、22号就开始行动。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对将来被“围剿”所遇到的结果进行了预计，实际上讲了三个结果，但是仍然要向着第一个结果努力。当时日本鬼子有一万五，但是爸爸只有两千来人，其中还有七百多参谋人员。他自己带了一个小部队在前面探路侦查，比较大的部队留在后头。但是拉的距离稍微大了一点，再加上当时指挥大概也不太灵便，结果本来应该按时走的梯队晚了20分钟。晚了20分钟就走丢了。
当时我爸爸他们的部队马上就可以出去了，但是他就是不走，人家劝了他三四个钟头，他还是不走。他说这么多人，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把他们丢了，我怎么向党交代啊!后来找到了后面的部队，才都冲出了口子。
记者：在反“扫荡”过程中，刘帅提出了“利害变换线”的理论，可以说是抗日战争中非常重要的精华理论，就是对于交战双方利害两种对立因素互相转换的分析，您能说说当时是怎么提出这个理论的吗?
刘太行：爸爸讲了一个 “利害变换线”。敌人将要围你的时候，就有这样一条线。因为敌人的“围剿”不是围得很死，它总是各个部队向中心围集。“围剿”，一开始是很疏散的，而包围圈越来越小也就变得越来越密集了。但是再密集也总是有缝隙的。如果你侦查工作做得好，行动迅速，你完全可以找到这个缝隙钻出去。因为战争的情况千变万化，总是有各种情况在变化，跟不上变化就会上当，所以就得应变。这些理论都是爸爸亲自考察实践作出的判断。
我记得当时有个上将，叫李聚奎，他讲有一次在前线，他们离日本鬼子很近，都看见日本鬼子的胡子碴了，我爸爸还在那儿看。当时李聚奎是个副旅长，就从山上把他拉下来，我爸爸还讲，把我拉得摔倒了。他很勇于实践，经常到第一线去，所以才能掌握这么多的敌情。
记者：您父亲是众所周知的常胜将军，在一般人眼中，大家都认为他是军事天才，关于他的制胜谋略、克敌妙法，我觉得与他对战争理论的研究和博览群书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抗战时期，您父亲提出了一系列战争理论，有效地打击了敌人。据说他曾在那一阶段翻译过军事专著，还阅读了大量军事理论书籍。
刘太行：其实我爸爸早在抗日出征前夕，就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述道：“我想看的书：《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决议》《社会科学》《辩证法》《经济学大纲》等。”父亲一向主张打仗要用脑子，他说：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
他注重对部队进行军事理论的培养。在辽县时，在一间半窑洞式的房子里，我爸爸经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地伏案疾书，常常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在短短的10个月当中，他撰写和翻译出一系列关于游击战的最新论著和译作，大概有近10本。
记者：在抗日战争初期，您父亲有关“敌进我进”的理论就是这时候提出来的吧?
刘太行：爸爸是非常勤奋的人。在战争中那么忙碌的情况下，除了每天打仗转移，他从来不忘学习，不忘研究日本帝国主义打仗的形势、地形和气候，在这方面他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实际上，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写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章。正因为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当时的敌情、气候和各种情况研究得比较透彻，所以在1940年的七八月份，在黎城召开的高干会议上，提出了“敌进我进”的问题。在当时，这种提法与井冈山毛主席提出的“敌进我退”是相反的，但是父亲经过论证认为有道理。因为日本人打仗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国民党打红军，红军当然要跑，日本鬼子战术完全变了，他们围，把八路军包围起来步步紧逼，像用梳子篦，在这种情况下再讲敌进我退，根本就无法生存。
后来到延安去了，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跟他说，你这个“敌进我进”提得好!
痛失爱女——至今未解的谜
刘伯承元帅和夫人汪荣华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曾经是7个孩子的父亲，鲜为人知的是，他的大女儿刘华北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
晚年，刘伯承面对曾经陪伴自己度过大半生风风雨雨的妻子，内疚地说：“我对不起我的大女儿啊，我没能把她养大。”旁边的人不禁潸然泪下。
记者：您的名字很有特点，一定跟您父亲在太行山的战斗经历有关吧?据我们了解，许多将帅家的孩子的名字都能多多少少反映父亲的战斗经历，你们家兄妹6个的名字是不是都有这个特点?能跟我们说说您的弟弟妹妹吗?
刘太行：我现在兄妹6个，我是老大，父亲给我起名叫太行，现在看来，人家说名字起得很高明就是在这个地方。第一是在家谱里面，我这辈是太字辈，另外我爸爸一生当中，抗日战争就是在太行山打的，所以凑在一起就成“太行”了。
我弟弟以前叫刘太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说毛主席是太阳，你当什么太阳啊，所以就改了个刘向阳，再后来又改成刘蒙，还有个弟弟叫太迟。妹妹有三个，大妹妹叫密群，就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意思，还有雁翎，最小的就是解先，就是解放先遣队的意思。
记者：听说小平同志给儿子起名时，也想叫“邓太行”，但是因为和您重名，所以就让您父亲给他的儿子起名字，这个孩子就叫邓朴方了，是吗?
刘太行：那是1945年平汉战役前夕，当时我爸爸和邓小平住在涉县赤岸村。那时我已经7岁了，叫刘太行。邓小平的儿子才两岁，还没取名，因为他长得很胖，大家都叫他“胖胖”。
有一天，他们两人都在院里休息聊天。
邓夫人卓琳说：“咱们孩子都两岁了，总叫胖胖不行呀!要是长得瘦，就总叫瘦瘦?该取个名了!”
邓小平想了一下说：“我们也给他取个‘太行’吧，叫‘邓太行’。”又一想说：“不行!不能都叫‘太行’呀!伯承同志，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咱胖胖起个名!”
我爸爸就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关系。”
邓政委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起个吧!”
我爸爸就把胖胖叫到跟前，让我妈妈把桌子上写的几个字拿出来，说：“我刚才写了‘朴实方正’四个字，这孩子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叫‘朴方’好不好?”
大家听后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很好!就叫朴方吧。”那邓朴方的名字就叫开了。
记者：我们知道您还有个大妹妹，在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据说是在延安保育院被人杀害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想了解您的大妹妹究竟是怎么遇害的。
刘太行：华北比我小一岁，1942年到的延安幼儿园。那时候条件比较差，我记得冬天烧炭盆烤火，华北和邓琳(邓小平的女儿)被烧伤了。邓琳把胳膊烧了，华北烧了腿。说起来女孩子很惨哪，才三四岁就烧成那样子。我记得妹妹胖乎乎的，个子不高，留个短发，或者是剃个光头，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男孩女孩都剃光头。我妹妹也不爱说话，整天跟在我后面太行哥哥、太行哥哥地叫，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时在一个保育院。到1945年的时候，我6岁了，该上小学了，才从保育院出来。后来我妈妈说幸亏我迁出来上小学了，要不也冲着我来了。
记者：那华北当时遇害的情况您知道吗?
刘太行：一天晚上，突然有个人说要看我妹妹，说是我爸爸的警卫员。第二天早晨就发现妹妹叫不起床来，最后才发现我的妹妹已经被勒死了。后来还在墙上发现了爬墙头的手印。发现了以后就赶快通知我的爸爸妈妈。那天晚上他们给我爸爸妈妈打了个电话，我爸爸妈妈去了，可人都已经死了。我妈妈站在那儿就哭了，我爸爸在那里浑身冒汗。我爸爸轻易不掉泪的，我从没见过他掉泪，他就浑身冒汗。当时正好是抗战，妹妹死了没多久，爸爸就接到任务去前线了。但是这个案子一直也没破，到最后也不知道妹妹是被谁杀死的。
后来爸爸患重病躺在床上，精神也已经非常不好，他对我妈妈说：“荣华啊，我对不起我大女儿啊，我没把她养大啊。”听了他说的话，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我爸爸自己都到那个时候了，病得快不行了，还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女儿。
他就是那样一个负责任的人。所以我想，我爸爸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他不仅对党的事业负责任，对下属负责任，对上司负责任，对家庭、孩子也是负责任的。
记者：那您父亲在子女面前一定是个慈祥和蔼的爸爸，平时对你们都是什么态度?
刘太行：我出生的时候父亲不在身边，而是在前线打仗。我还记得妹妹华北生下来以后就被送到延安去了，送到延安以后就一直见不到她。后来打仗的时候也不能一天一见，我的妈妈带着她，爸爸打仗也顾不上，只能是妈妈管她。1943年到了延安，也就是待在幼儿园，到1945年最多只有两年的时间和父母在一起。也不能天天在一起，在幼儿园只能礼拜六接回来。但是不管怎么讲，他作为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儿女是很负责任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爸爸对孩子们非常关爱。他住院时，礼拜天我们去看他，他先摸一摸孩子屁股，看长得怎么样，胖不胖，瘦不瘦，他都要说两句话。我去了以后，他首先说把太行的孩子抱过来我摸摸。但是后来他发现自己的手不受控制了，就跟我们讲现在我不摸了，因为我的手受不了控制，捏重了怕把孩子捏坏了，从那以后就不捏了。
记者：他那么疼爱孩子，有没有打过你们?您父亲学问的功底很深，对你们的教导一定也很严格吧?
刘太行：爸爸打我最多。我小时候脾气拗，他越说不行我就越是说行。我七八岁的时候，你说是红的我偏说是黑的，就老是把我爸爸惹得生气，他讲话我不听，他就动手打。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1949年，我们在无锡，去的那天有个小伙子在太湖淹死了。爸爸就告诉我们没有大人带着不许到太湖去，太危险。但是吃完午饭，我就带着两个妹妹去太湖玩，回来倒是没出事。结果妹妹告状了，爸爸怎么能不打我，这是最后一次挨打，那年我10岁。
我很喜欢找他讲故事，他的口才非常好。我们请教他问题他都非常认真，很耐心，也从来不发脾气。但是你不学，就不行了。比方说他让你学这本书，就先要把书背下来。我爸爸这人很认真的，到时候就得背。但是让你背你背不出来，他就会发脾气，发脾气就要打人。
很小的时候，他就让我们背书。背过《史记》的《鸿门宴》《刘邦本纪》《项羽本纪》，鲁迅的《社戏》《故乡》，还有《古文观止》里面很多东西。他自己也很能背，他背得比我背得好，我不用功。比如说《史记》里面的故事，《史记》里面是文言文，他用白话文讲出来，基本上不差。你让他背古文他也能给你背下来，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的古文功底是很深的。
记者：小平同志在一篇文章里面写道：“刘伯承的缺点只有一个，就是除了工作之外没有一点娱乐，对于时间太‘势利’了。”那您的记忆里父亲的娱乐真的很少吗?
刘太行：他的娱乐最多的是散步、爬山、到庙里看古迹，然后就是锻炼身体。其他的也没什么，他也不看电影，不会跳舞，也不唱歌——有时候听点音乐，《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什么的。
我爸爸从来不让做寿，因为什么?毛主席带头不过生日，你过什么生日啊?上边要给他过生日，他不同意，问他生日他也不说。后来他躺在床上不能动了，我们给他过生日都不给他讲。爸爸生日时，我们就到外边做点面条，放点牛肉，吃个牛肉面就是给爸爸过生日。我们就是在他病了以后才给他过生日的，以前从来没有给他过过生日。
记者：那后来您父亲住院以后，病情怎样?刘帅曾经表示——我死后，只要能在墓碑上刻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几个字就心满意足了，他对生死的看法是怎样的?
刘太行：他有个口头禅，路死路埋，沟死沟埋。就是说在路上死了，你就在路上把我埋掉，死在沟里就在沟里把我埋掉。这说明他在参加部队的时候就是这么想，对死就是这么个观点。
后来我妈妈给党中央写了封信，说：“根据伯承同志一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对我们的教导，为人民的事业要敢于斗争，勇于牺牲。永远同战士们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因此我要求把伯承同志的骨灰撒在祖国大地，撒在淮海、南京、大别山区、太行山区、大西南及故乡，撒在养育他的山河大地上，撒在他曾经与战士们的血和汗流在一起的地方，让他安息在与他血肉相连的人民群众之中。”
记者：那么刘帅对自己这一生有过什么评价吗?
刘太行：我爸爸从来不谈自己的历史，要讲也只是只言片语。比如我们小时候不好好读书，他就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再比如说淮海战役对他来讲应该是很光辉的事，我就去问他。结果呢，他根本不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打起仗来，我所想到的是多少白发苍苍的母亲找我要儿子，多少年轻的寡妇找我要丈夫，我心里很不安哪!我今天能够当元帅，有多少人在底下呀!”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得意洋洋地讲这个仗打得多么漂亮，那个仗打得怎样，我没见过。
我爸爸很反对我们学军事，他不让我们学军事，这大概是职业上的问题。我们家全是学技术的，我学的是导弹，我一个妹妹学发动机，两个妹妹是医生，小弟弟是学飞机的，还有一个弟弟是学制造电子器件的，没有一个学军事的。
爸爸的历史他自己也从来不跟我们讲，真的。除了他的只言片语，我就是听跟他一起工作的叔叔阿姨讲的，还有就是到当年的战场去看看，就是这么知道他的历史的。
他这一生匆匆走了90多年，从事业来讲我觉得算是比较辉煌。因为他本身是个农家子弟，通过奋斗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一直到最后这个新时代。但是他自己绝对有自己的认识，他说——我这种辉煌不是我个人的事，是整个社会的事。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
我爸爸今年诞辰100周年，我跟妈妈讲，这次到太行山去，就是为了纪念爸爸诞辰100周年。我要把这段路走一下，回来我准备把这段历史写下来。
刘伯承元帅是用兵如神的一代儒帅，他的一生兵戎倥偬，经历沙场无数，却对战争有着沉重的认识。他渴望和平，所以反对儿女学习军事;他痛恨杀戮，所以对曾经的胜利和辉煌绝口不提……
晚年的刘伯承双目失明，只能在黑暗中感受生命的无限高远。
1986年深秋，一架空军专机穿过飘浮的云雾，向祖国的西南飞行。飞机上坐着三位空军军官——他们是刘伯承元帅的儿子刘太行、刘太迟和女儿刘雁翎。
元帅在1986年10月7日离开人世，走完他94年的艰难历程，儿女们护送着父亲的骨灰盒，返回故里。在这段日子里，刘伯承元帅的儿女们从老辈的口中知道了家乡的习俗，知道了父亲的身世，知道了这片褐色土地的遗传密码。
对儿女们来说，父亲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