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同时与俄罗斯和美国在防务合作领域维持着良好关系，其既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关键国家，与美、日、澳组成“四边安全对话”（QUAD），又与俄罗斯在军事安全领域维持着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近年来，印度不顾美国的反对从俄罗斯购买了S-400防空系统，还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在联瞎怖砘帷⒘瞎蠡帷⑷巳ɡ硎禄岬壬娑砦谖侍獾耐镀敝型镀ㄆ薄Ｓ泄鄣闳衔《榷远砺匏刮淦鞴└难现匾览凳瞧湮薹ǘ远砬坑驳闹匾颉５墙昀此孀庞∶拦叵档闹鸾プ呓∶兰涞木阂渤氏执蠓龀ぬ疲交骨┦鹆艘幌盗芯掳踩椋∶婪牢窈献魅找嫔罨Ｒ话闱榭鱿拢疃染汉献鞯墓以诰掳踩铰陨贤ǔＪ歉叨绕鹾系模欢∶涝谝恍┌踩樘馍系牧⒊∪从忻飨圆煌Ｍ保《扔攵砻乐涞木汉献骰咕哂幸欢ǖ幕コ庑浴Ｓ《榷远砉鹊木乱览挡⒉环厦拦睦妫《榷悦涝黾泳阂膊皇嵌砺匏顾旨摹Ｔ诖吮尘跋拢恍┪侍庳叫虢獯穑河《榷远碛攵悦谰河泻尾钜欤坑《扔攵砻懒焦恼逋饨还叵凳欠袷芫旱挠跋欤咳绾慰创涸谟《砗陀∶拦叵抵械淖饔茫课蠢从《扔攵砻懒焦木汉献髑魇迫绾危�
一、军购与国家间关系
讨论印美和印俄军购关系之前，需从理论层面理解是国家间的整体外交关系决定了军购合作，还是长期军购产生的相互依赖影响了国家间关系？首先，军购合作本身就是国家间友好关系的表现。一个国家很难从敌对国或敌对阵营获得武器装备，因为这会严重损害武器出口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斯皮德尔（Jennifer Spindel）认为，即使一些武器转让并不能明显改善国家间的力量平衡，武器转让也是衡量国家间关系的明确信号。国家间能够开展武器贸易本质上说明两国关系友好。同时，武器转让通常只在关系友好的国家之间发生。武切蒂奇（Srdjan Vucetic）和多哥（Atsushi Tago）关于美国战斗机对外销售的研究认为，战斗机的购入方大多是在美国安全和经济体系中较为重要的国家。从这个层面看，国家间关系以及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限定了国家进口武器装备的对象。
其次，军购合作也能对国家间关系发展产生影响。此类影响的第一个作用机制体现为武器出口国能够对武器进口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产生影响，出口国能够让进口国对自身产生依赖并在外交政策上倾向于自己。科万特（William Quandt）指出，武器购买国“关于军事行动或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政策很有可能受到武器供给国的影响”。卡特里娜（Christian Catrina）也认为，武器生产国可以通过武器转让来影响武器接收国。之所以出口国能够对进口国产生影响，原因有两点。其一，国家很难任意更换军购合作对象。武器出口与其他经济产品出口不同，军售市场不是一个自由买卖的市场，国家选择军购合作对象要受诸多因素限制。威尔拉德森（SpencerL.Willardson）和约翰逊（Richard AI Johnson）认为，大多数出口国家对武器销售都有严格监管，国家直接参与武器销售。其二，绝大多数国家无法自产所有维护自身安全所需的武器，少数几个大国又垄断着一些高科技装备的研发和制造，因此对于购买国来说可选的军购对象并不多。这也使美俄等军事大国通常都能依靠武器出口扩展自身影响力。卡弗利（Jonathan Caverley）和凯普斯坦（Ethan B.Kapstein）以美国的武器出口为例，指出美国的战略智慧在于更多地迎合出口市场，以扩大和巩固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力。正是武器进口国对武器出口国军事装备的依赖，让武器出口国能够对武器进口国产生影响。
然而，国家出口武器并不只是为了对特定国家施加影响力。对于武器出口的目的，研究武器转让的学者认为国家出口武器是为了权力、影响力以及经济利益。一些学者认为武器出口国可分为三类，即利用武器出口影响进口国行为的霸权型国家（hegemonic）、通过出口武器维持国内生产的工业型国家（industrial）、出口武器但避免卷入地方或国际冲突的约束型国家（restrictive）。然而，武器出口领域的霸权型国家很少，有学者认为也许只有苏联和美国是完全为了权力而出口武器的霸权型国家。可见，出口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以及国家利益的差异也能够影响国家出口武器的目的。
军购合作对国家间关系影响的第二个作用机制在于武器贸易对销售方也会产生影响。皮尔森（Frederic Pearson）认为，对于出口方来说，武器转让意味着销售国对购买国做出强有力的承诺。因此，销售国更有可能军事性地去干预购买国的事务，并且更有可能卷入购买国的战争。此外，由于维持国内武器生产以及获取经济利益也是国家出口武器的重要原因，因此出口国的国内利益集团很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出口国的对外政策。而俄美这样的武器出口大国显然都在利用武器出口来维持国内的武器生产。以美国为例，经济原因虽然不是所有武器出口行为的驱动因素，但确实是美国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压力来源之一。所以，长期军售合作的影响是双向的，军备出口国内部同样会出现变化。
二、印美与印俄军购合作历程比较
国家间的军购合作受到国际格局以及国家间关系的限制，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家对军购合作对象的选择有限。但是，军购确实可对购买国和出售国产生影响，但要确认这种影响有多大以及具体作用机制如何，就需要对特定案例进行研究。同时，鉴于国家实力、规模以及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国家对武器出口国的依赖程度也有所不同。因此，比较印俄与印美军购合作关系，需要比较印度与俄美两国的军购合作历程。
（一）印俄军购合作关系的演变
印俄军购合作历史较长，始于冷战期间的印苏合作，冷战后军购合作则成为驱动和维持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印俄军购关系随着印苏／俄双边关系的发展与起伏可分为三个时期：冷战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冷战后的过渡时期（1991年至2000年）以及稳定发展时期（2000年以后至今）。
1．冷战时期
冷战时期特定的国际格局以及印苏两国在冷战中后期的战略利益趋同，使得苏联成为印度最主要的武器供给国。印苏军购关系始于1958年苏联将伊尔-14飞机赠予印度。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印苏防务关系迅速发展。1967年，印度首次向苏联订购武器装备。1971年，《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成为事实上的盟友。随后，由于印度1974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多个西方国家停止了在相关领域与印度的合作。在此背景下美国不可能向印度出口武器，从苏联军购成为印度的最佳选项。结果就是苏联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印度在武器生产方面得到的援助也比其他任何进口苏联武器装备的发展中国家多。印苏军购合作影响深远，印度在冷战后仍然依赖俄罗斯维持其军事运作。
1950～1990年，苏联是印度最大的武器进口来源国，印度从苏联进口的武器额占这一时期印度武器进口总额的65.06％，而同期内印度从美国的武器进口额只占0.9％。这一时期，印度军队大部分主力装备都来自苏联。1963～1991年，苏联向印度交付了各型米格-21战斗机148架、米格-29战斗机64架、各型T-72主战坦克1220辆、159型护卫舰10艘、1234型护卫舰3艘、61型驱逐舰5艘、641型潜艇8艘、877E潜艇8艘，1988年印度还向苏联租借了670型巡航导弹核潜艇。同时，苏联还给予了印度一些武器装备的生产许可，使印度能够在本土制造大量米格战斗机和步兵战车。据估计，1991年苏联解体时，印度70％的陆军装备、80％的空军装备以及85％的海军装备都来自苏联。
2．过渡时期
苏联解体后，由于中俄关系迅速回暖、印度对俄罗斯国家实力衰落的担心以及俄罗斯对印度的不重视等因素，两国整体外交关系回落。同时，俄罗斯军事制造业还出现了混乱。俄方宣布政府不再为已出售的俄制武器维护负有责任，私有企业却尚未准备好承担这些责任。这使印度对印俄军购合作的信任降低。这一时期，俄罗斯在军火市场上还受到了西方打压。印度于1991年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缺乏足够的资源投入军购。形势直到1996年以后才逐步改变，1996年印俄两国防长共同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1997年，印度防长访问俄罗斯，两国决定建立促进国防生产合作的印俄联合工作组，同时两项关于航空与舰艇装备建造的协议得以签署。叶利钦向印方保证，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为印度提供其国防安全“所需的一切”。
1991年后，印俄军购额出现明显回落。1993年，俄罗斯出口印度的武器额相比1988年时下跌了45％。但是在1992～2000年间，俄罗斯依然是印度最大的武器进口来源国，印度在这一时期进口武器总额的66.25％来自俄罗斯，从美国进口的武器总额只占0.06％。同期内，两国间很多武器交付都是由俄罗斯来兑现印苏之前达成的订单，交付速度十分缓慢。印度于1983年向苏联订购的3具Fregat-MA海空搜索雷达、1987年订购的7艘1241型导弹艇、1986年订购的3座AK-100舰炮等装备直到2001年才由俄罗斯交付完成。
3．稳定发展时期
2000年以后，印俄军购关系逐步稳定并持续发展。普京上台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逐渐趋于务实，将印度视为俄罗斯在亚洲的重要伙伴。2000年，印俄两国发表《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India-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2010年，两国又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享有特权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Special and Privileged Strategic Partnership）。同时，印俄之间还保持着年度国防部长之间的定期会晤机制，即“印俄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IRIGC-MTC）。俄罗斯是唯一与印度保有这一制度化合作机制的国家。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的现代化军备生产能力得以稳定，在军售市场上也逐步走出了美国的阴影。印度在经济发展上也取得了进展，防务开支随之增加，开始着力推进军事现代化，在多个关键的武器系统和军事硬件领域都十分依赖俄罗斯。
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数据，2000～2022年，印度自俄武器进口额占印度这一时期武器进口总额的64.40％，年均进口TIV值达17.16亿，远高于1990～2000年期间的水平。其中2012年和2013年为印度进口俄方武器额最高的两年，TIV值分别为37.97亿和38.52亿，数额已超过冷战时期印度向苏联进口军备额最高年份1988年，当年进口额为32.34亿。这一时期，印俄军购合作不仅只是数额提升，印度获得俄罗斯许可证生产的武器装备类型也不断增多，两国的联合研发与联合生产合作也开始收获成果。2005年后，两国联合研发的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开始陆续装备部队。2005～2021年，俄罗斯陆续向印度交付了140架苏-30MKI战斗机，同时印度还获得了该型战斗机的生产许可证。2012年，印度从俄罗斯订购720套AL-31涡扇发动机用于制造苏-30MKI战斗机。
（二）印美军购合作关系的演变
印美军购合作历史相对较短，军购合作既是印美关系转变的重要表现，也是印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抓手。印美军购合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关系疏离的冷战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1991年）、尝试性合作时期（1991～2004年）以及迅速发展时期（2004年以后）。
1．关系疏离的冷战时期
整个冷战期间，印美关系比较疏离，两国之间只有十分少量的军购。这一时期，美国选择与巴基斯坦合作，因此印美关系难以得到发展。美国对于刚独立的印度缺乏兴趣甚至轻视并对印度的不结盟政策有所不满，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甚至称该政策“不道德”（immoral）。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印度接受了少量来自美国的军事援助，为应对中国两国开展了有限的合作，这也是美国首次将印度视为应对中国的力量。
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时美国对印度采取军事禁运，两国刚起步的军购合作随即中断。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时，美国再次对印巴采取军事禁运。70年代以后，印度倒向苏联并从苏联大量军购。而美国则因1974年印度首次进行核试验而对其进行制裁，暂停向印度出口核燃料，这开启了印美两国在核问题上长达30多年的争执。在这样的形势下，印美之间的任何军事合作都不可能。
1950～1991年，印度从美国进口武器装备总额只占其总进口额的0.87％，其中90％都发生在1963年以前。这一时期，印美军购中最大宗的几笔交易是两国于1952年交付完成的200辆二手M4谢尔曼坦克，1961～1963年交付完成的52架二手C-119运输机以及两架德哈维兰加拿大DHC-4驯鹿运输机。其中，1962年前后交付的运输机部分是美国在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对印援助。
2．尝试性合作时期
冷战结束后，印美军购合作由于印度核问题以及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等原因并未得到快速发展。此时的印军甚至认为寻求武器装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应对美国可能发起的进攻，而且大多数印度战略家认为美印在战略上是敌对的。1991年，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克劳德·基克莱特（Claude Kickleighter）访印，提议扩大美印之间的防务合作。随后，印美两军展开了一些交流活动和联合演习。然而，随着印巴分歧日益增大，美国担心为印巴两国过多提供武器装备会导致军备竞赛，但是美国也注意到了印度对先进军事技术装备的兴趣。
1998年，印度开展的核试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反对。美国因此终止了根据1995年《印美防务协议》展开的一些合作，暂停向印度提供国防物资与服务。但是，美国谴责印度核试的立场并没有持续很久，美国很快就对印度在新兴安全架构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进行了重新评估。核试之后，印度外长贾斯旺特·辛格（Jaswant Singh）和美国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的数轮对话极大地改善了印美两国对彼此的战略认知，两国关系得以逐步改善。
这一时期，美印之间的军购也很少。1991～2004年两国间的军售额TIV值只有600万，占同期印度军购总额的0.03％。两国军购虽少，但也有一些成功的项目。1993～1994年，印度向美国购买了宝石路激光制导炸弹；2002～2003年，印度订购了TPQ-37炮位侦测雷达；2004年，印度订购了LM-2500燃气轮机用于维克兰特号航空母舰。
3．迅速发展时期
进入21世纪以后，印美防务关系得到了极大发展。2004年，印美关系迎来了最大的转变，两国签署了《下一步战略伙伴关系倡议》（Next Stepsin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itiative）。2005年两国签署《新防务合作框架协议》（New India-US Framework Agreement on Defence）。同年，两国达成《印美民用核能合作协议》（U.S.-India Civil Nuclear Agreement）的框架，2008年正式签署该协议，标志着美国接受印度成为一个事实上的有核国家，印美关系中最大的障碍被移除。随后，印美两国陆续签署了《后勤交流协议备忘录》（LEMOA）、《通讯兼容与安全协议》（COMCASA）和《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
同时，印度在美国军售政策中的地位也迅速提升。2016年，美国给予印度“主要防务伙伴”地位（MajorDefence Partner），2018年给予“战略贸易许可-1地位”（Authorisation-1 status）使印度成为继日本和韩国之后第三个拥有该地位的亚洲国家。这些措施为印美之间的军购打开了空间。
印美两国间的军购数额在这一时期迅速增长。简氏防务研究显示，2009年印度从美国进口了价值2.37亿美元的装备，而至2013年印度向美国进口的军事装备价值激增至19亿美元，成为美国最大的军火购买国， 2013年印度的海外军备采购预算有一半流入美国。以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TIV值计算，2004—2022年印度从美国的军备进口TIV总值已达49.49亿，虽然只占同期印度武器进口总值的9.1％，但却是1950—2004年印度对美军购总额的8.7倍。可以看出，印美军购合作的发展速度十分迅猛。2020年，印度对美军购额进一步跃升至34亿美元。2022年5月，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为印度提供5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以促进印度对美军购。如果该计划达成，印度将成为继以色列和埃及之后美国类似军事援助的最大接受国。未来，随着印美战略合作加强，两国在军购方面合作将进一步加深。
三、印俄与印美军购合作特点比较
军售与军购本质上是一种军事能力转移。同时，国家之间的军购合作并不只是简单的销售交易，合作还可涉及本地组装和许可生产安排、技术转让、共同研发新系统以及企业合资。因此，要理解印度对美俄两国军购的特点与发展趋势，就需对印俄与印美军购合作的规模、价值、军购清单、对军事能力提升的影响、技术转移、合作中的问题以及合作的阶段特点进行比较（见表1）。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一）军购规模与成本比较
一是从军购规模看，俄罗斯对印军售规模远大于美国对印军售。但是，美国对印军售的总量增长十分迅速，增速远超其他对印军售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俄罗斯一直是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因此，有印度学者认为印俄军事关系的核心问题就是印度对俄罗斯武器装备进口的过度依赖。至2015年，印度79％的战斗机中队和96％的主战坦克都是苏联设计或制造的。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转让数据库的数据，如果以TIV值来衡量，冷战结束以来对印武器出口排名前三的国家为俄罗斯、法国和美国。其中，来自俄罗斯的进口额占印度冷战后进口武器总额的65.38％（见图1）。
图1 冷战后印度的武器进口来源国（1992～2021年）数据来源：笔者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武器转让数据库（SIPRI ArmsTransfers Database）的“武器进口与出口TIV值统计表”（Importer／exporter TIV tables）中相关数据计算和制作。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armstransfers
美国对印军售激增则是从2006年开始的。从武器交易额来看，印美两国的国防贸易在2008年时仅为10亿美元，而至2019年时已达180亿美元。2013～2017年，美国对印武器出口总额与之前五年相比增加了550％以上，以交易金额计算美国已成为印度的第二大武器供给国。以TIV值来衡量，印度从美国进口的武器总量虽然只占冷战结束以来武器进口总额的7.05％，但是2006年以来美国对印年增长速度远高于俄、法两国（见图2和图3）。2013～2016年，美印之间达成了13项军购协议，金额价值2889.5亿卢比，远远超出同期内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军购规模，也超过同期内印俄之间的军购额。
图2 冷战后俄美法三国对印军售情况比较数据来源：笔者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武器转让数据库的“武器进口与出口TIV值统计表”中相关数据计算和制作。
图3 2006年后俄美法三国对印军售的年增长率比较数据来源：笔者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武器转让数据库的“武器进口与出口TIV值统计表”中相关数据计算和制作。
二是印度对俄军购相比对美军购有成本优势。冷战时期，苏联从不要求印度在收货之后就立即支付货款，也不要求印度以任何硬通货形式进行支付。1960～1990年期间，苏联向印度出售的价值350亿美元军备都没有要求印度立即支付，并且印方可以优惠的利率用印度卢比支付。因此，印度认为苏联武器具有成本效益。冷战后这一优惠虽然取消，但综合考虑包括维护和服务在内的整个使用周期成本，俄制武器依然有优势，俄罗斯对印出售的武器价格相比西方国家同类装备的价格要低30％～35％。近年，印度逐步从以色列、法国和美国等国获得了多样化的武器采购渠道，但这反而使得印度在面对俄罗斯时的议价能力进一步增强。
（二）军购的武器种类与军事能力提升比较
一是俄罗斯对印军售限制较少，出口装备类型较多；而美国对印军售受其自身出口管制政策约束，对特定类别的装备出口有所限制。印度对俄军购不但有大量海陆空三军主战装备，还有S-400防空系统、“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以及阿库拉级核动力攻击型潜艇这样的主战武器和战略武器出售或租借项目，其中很多先进装备有效填补了印军在一些领域的空白。在印美军购中，C-17运输机、P-8I海上侦察机、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是军购中最具代表性和成交额较高的几项先进装备，但是印美之间尚未达成一些最先进的武器或战略武器的购买协议。
近年来，美国对印军售限制逐步减少。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利用行政权于2017年批准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向印度出售22架海上卫士无人机（MQ-9B Sea Guardian UAS），使印度成为第一个从美国购买此类无人机的非北约国家。根据导弹技术控制制度（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MTCR），该型无人机被归类为类别I，要求MTCR成员国应“特别克制”出口此类装备。因此，奥巴马政府曾39次暂停向印度出售此类无人机系统。2023年6月莫迪访美后，印度最终确认向美国采购31架通用原子公司MQ-9B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的计划。MQ-9B将在印度组装，美方提出MQ-9B中使用8～9％的印度本土制造的零部件，而印方则希望增加至15％～20％。在2023年2月的班加罗尔航展上，美国首次将F-35、F-16、F／A-18战斗机以及B-1B轰炸机带到印度，成为该航展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代表团。目前，波音公司的F／A-18已进入印度海军的第二艘航空母舰舰载机的招标竞争，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专门为印度设计的F-16升级版也正在向印度空军推销。未来，美国极有可能向印度出售更先进的武器装备。
二是印度从俄罗斯和美国购买的装备类型不同。印度从俄美都获取了大量不同种类的飞机，但印美军购中各类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占比较高；而印俄军购中比重较高的是坦克、战斗机、防空系统。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数据库中记录的军购交易金额，本文根据每一笔交易的内容对武器类别进行分类发现：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对印更多是出售坦克、战斗机、防空系统；而美国则更多出售重型运输机、反潜机、反潜直升机（见图4）。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很多，从供给方来说，主要是由于美俄武器制造业优势不同；从购买方来说，则是由于印度长期使用俄制装备造成的对俄特定武器种类的路径依赖。
三是印美军购客观上促进了印军海上作战能力的提升，印俄军购则促进了印军陆上作战能力提升。本文使用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数据库数据，根据交易武器能够提高印度军队的陆上作战能力、海上作战能力、防空能力、空运和力量投送能力进行归类。例如，同样是导弹，舰载导弹被归类为海上作战能力，防空导弹被归类为防空能力；同样是雷达，装备战斗机的被归类为空战能力，装备海军舰艇的被归类为海上作战能力。通过研究，本文发现印俄军购中侧重陆上作战和空中作战能力的装备购买，而印美军购则比较重视提升印军力量投送和海上作战能力。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同样在于俄、美两国国防工业侧重点不同以及印度在国防采购上的偏好。
图4 俄美对印军售武器种类与估计金额比较（1994～2021年）数据来源：笔者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武器转让数据库的“贸易登记表”（Trade Registers）中相关数据计算制作。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armstransfers。
图5 俄美对印军售的军事能力提升对比（1994～2021）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武器转让数据库的“贸易登记表”中相关数据计算制作。
（三）军购产生的技术合作比较
印度从俄罗斯获得的军事技术转移更多，而印美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成效相对较小。多年来，俄罗斯愿意与印度分享先进军事技术并与印度合资进行军备研发，两国投入了相当的时间、资金、精力、技术以及外交努力来维系这种合作关系。苏联和俄罗斯对印度的国防工业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使印度建立了组装米格-21、米格-23／27的工厂，使印度具备维修和生产一些主战坦克的能力。同时，印俄之间还有联合研发项目，如布拉莫斯导弹的联合研发。俄罗斯还协助印度开发了第一艘印度自制的核潜艇“歼敌者”（INS Arihant），在该艇反应堆的小型化方面提供了重要帮助。
美国虽然也在积极促成对印军事技术转移，但目前实际收效相对较小。当前，美国给予印度“主要防务伙伴”地位能够让美国根据国内规定与印度进行研发合作，允许印度国内的企业实体参加联合研发项目，并让两国合作研发的产品在两国生产制造，此外还允许美国政府从与美国合作的印度厂家采购共同研发的装备。2012年，印美两国国防部签署了《印美防务技术与贸易倡议》（Defence Trade and Technology Initiative，DTTI），旨在使两国的工业和科技能力能够被充分利用以促进国防方面的联合研发与制造。在该倡议下，两国建立了七个工作组来寻找符合两国利益的合作项目，其中包括航母、情报、监视与侦察、喷气式发动机的生化防护以及空军和海军的系统。2023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期间，印美两国正式提出要“推动建立下一代防务伙伴关系”，两国将在国防工业合作、建立美印国防加速生态系统、军事技术转让等方面加强合作。可以看出，两国政府正有意进一步加深和拓展在军事技术转移和联合研发方面的合作。
未来美印也许能够在军事技术领域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印美防务合作更加侧重军购，合资和技术转移方面则缺乏成效。印度塔塔集团与波音、洛克希德·马丁以及西科斯基等美国企业开展了数个制造飞机部件的合资项目。然而，除了塔塔先进材料有限公司的尾翼制造可以被归类为军需项目，没有其他制造项目可以被称为纯粹的国防项目。美国对印武器技术转移收效则更小。由于受限于严格的指导原则，在技术保密、知识产权保护、操作规定方面都有严格限制，这些因素限制了美国对印度的军事技术转移。除了M-777超轻型榴弹炮的协议能够使印度国防工业受益之外，印美之间的武器协议大多只是单纯的武器装备交易，并不涉及武器制造本土化方面的内容。由于印度与美国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相比其与俄罗斯、英国、法国等传统军购伙伴之间的合作起步要晚一些，因此印度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似乎更有成效。印度与这些国家都曾达成战斗机、潜艇等更高级别的生产许可协议，印度国防企业可从原材料阶段开始进行这些装备的制造。
印度军购协议附带的补偿政策（offset policy）也是印美军事技术转移的一个途径。从2005年开始，印度国防部出台了一项补偿政策作为《国防采购程序》（Defence Procurement Procedures）的一部分，规定印度武器进口额中的至少30％应当返还给印度的国防产业实体。至2017年12月，印度对外军购中累计的补偿义务合同总价累计112亿美元，其中45亿美元被计算为美国企业的补偿义务。然而，很多美国企业提供的补偿项目都没有给印度企业带来附加值。其他国家的补偿政策通常明确规定采购国想要从出口方那里获取什么，但是印度的政策却让出口方的企业自由选择他们愿意提供什么。结果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军火企业都没有选择纯防务项目来补偿印度的实体。
（四）军购中的矛盾比较
印俄军购合作也存在一些矛盾。首先，印度时常抱怨武器系统不合格或俄罗斯方面对军购合同义务没有切实履行。最典型的例子是俄罗斯翻新苏联制“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航空母舰并将其出售给印度，不仅翻新延迟近六年，而且价格比最初合同签订时高出了两倍。印度认为，问题不只在于生产方面，俄罗斯的态度、技术官僚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等都是问题。印方甚至认为建造航母的资源被俄方挪用。在零备件供应方面，印度也对延迟交付、价格修正、成本超支、要求提前付款或签订新的或长期合同表示不满，印度甚至认为这是利用印度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故意为之。其次，印度对印俄之间的技术转让限制不满，一些印度国防部官员声称苏-30MKI项目许可生产并没有达成实际的技术转让。
印美军购之间同样也面临一些矛盾。首先，印度对美军购的信任程度还有待提高。印度认为俄罗斯的武器供给更具稳定性，俄罗斯从不在军售方面对印实施制裁和武器禁运。而美国则在1965年和1971年印巴战争期间停止对印军售。1974年和1998年，美国又因印度开展核试验对印实施制裁。相较而言，印度1974年核试验之后，苏联还为印度的核反应堆提供了重水。其次，印美两国都认为军购合作与预期存在差距。美方认为印度在其“中型多用途战斗机采购计划”中没有选择美国厂商，印美核协议未得到完全落实，这两点让美国对两国之间的军购合作有所失望。而印度则对印美军购中的军事技术转移不多表示失望，认为美国没有兑现其对两国关系的承诺。再者，在印美两国的国内政治中都存在对两国军购关系的质疑。
印度内部有意见认为印美军购合作进展太快以至于损害了印度的“战略自主”。而美国国会由于印度在一些国际议题上不愿跟随美国、在一些国防采购项目上不倾向美国，因此对两国之间的军购合作表示疑虑。特朗普执政末期，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作为及穆斯林政策还曾引起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对美印军售的批评。同时，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军购交易也是矛盾之一，美国对巴的任何军售都有可能引起印度的不满。最后，美国的对外军售制度与印度的对外国防采购制度存在着明显的不匹配。美方抱怨在印度现行的国防采购政策下，美国企业没有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两国在联合生产研发、军售补偿、私人部门参与、对军工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官僚系统沟通等方面都存在着操作层面的困难。
（五）军购关系发展阶段比较
比较印俄和印美军购合作特点并结合印度与俄美两国军购合作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两对军购关系发展历程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共性有两方面：其一，印度与俄美两国的整体关系起伏决定了他们之间军购合作的密切程度；其二，军购在印俄和印美关系中都是十分重要的合作内容，军购对于维持和促进这两对双边关系都有重要作用。
同时，这两对军购关系的差异也十分明显。首先，印俄军购关系比印美军购关系成熟。当前，虽然印美军购合作迅速发展深化，但两国军购合作起步晚于印俄军购。国家间的军购与军售在具体合作过程中涉及两国官僚机构、私人部门以及军队之间的协商与沟通，也涉及各自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调，还需要两国军备出口制度与军备进口制度进行磨合。印俄军购关系由于合作历程较长，其面临的问题更多是军购中对成本、交付时间以及质量方面等具体合作内容的分歧与不满；但印美军购关系所面临的矛盾与分歧则涉及两国军购合作的互信培养、制度对接与协调、机构间交流等。其次，印度与俄美两国军购合作关系发展阶段差异也是造成俄美对印军售装备类型差异的部分原因。虽然美国近年来一直有意提升对印军售级别，但是与印俄军购关系相比，印美军购关系依然处于发展磨合阶段。对于印度而言，将美国完全视为可靠的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转移的来源国尚需时日；而对于美国而言，也尚未将印度视为一个能够完全跟随美国战略的伙伴。
四、结论
印度与俄美两国的整体外交关系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军购合作，而军购合作对印度与这两国之间的关系有一定影响，但影响较为有限。作为军售方，俄美两国都根据自身利益适时调整对印军售策略。作为军购方，印度根据自身外交战略和安全需求做出军购选择，并一直期望以军购促进军事技术转移。未来一定时期内，印度持续对俄军事依赖与印美军事合作迅速发展这两个趋势将持续并存。
（一）印度与俄美两国的整体外交关系决定了军购合作
首先，密切的军购合作关系在特定时期可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长期的军购也的确会造成对军售来源国的依赖，但是这种依赖并不足以让印度这样的国家大幅改变自己既定的对外政策。印度是具有一定体量的大国，对武器出口国的依赖性并不像一些小国那样强。很多关于武器进口国对出口国依赖性的研究都以中小国家为主要案例，印度与这类国家有明显区别。
其次，军购合作只是印度与俄美双边关系以及防务合作关系的一部分。印度与他国的情报、指挥与控制方面的合作、先进战略和战术思想的交流、联合训练与演习、联合行动等都是防务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印度这样亟待优化国防结构体系的国家来说，军购之外的这些合作也许更为重要。
再者，印度对外政策以整体国家利益为基础。印度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拒绝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统一立场，原因并不在于印度对俄武器依赖。决定印度对俄政策的是印度的国家利益以及以此为基础制定的对外战略。当前，印度希望与俄美都保持良好关系以进行“规范性对冲”。印度追求的是在俄美之间寻求平衡，在不符合自身利益的问题上必然不会跟随美国。
（二）俄美作为军售方根据自身利益进行对印军售
对于苏联而言，印度是其第三世界政策的“稳定锚”，打造与印度的关系不仅使其可与南亚地区最大国家建立联系，也意味着打开了与英联邦国家和不结盟运动国家建立联系的大门，还能为其在与亚非国家建立关系时获得尊重。因此，苏联重视印度，为印度提供了规模庞大的武器装备，并为印度的国防工业建设提供了重要帮助。冷战后初期，俄罗斯对外军售的目的更多是侧重经济收益，因此在保护自身核心军事技术的前提下，愿意向印度出售各种武器装备。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印俄关系逐步提升，对印军售又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对印军售同样根据自身利益来调整。在冷战以及冷战后一段时期，印度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敌对阵营”的国家或一个不重要的国家。美国近年来对印度军售激增，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在军事上期望印度未来能够成为在“印太”地区与美国一道遏制中国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期望印度减少对俄罗斯的军事依赖，使印度成为一个更为可靠的战略伙伴。正是基于这两点考虑，美国既可以对印俄之间的军购合作表示一定程度的宽容，同时又急于拓展和加深印美之间的军购合作。
（三）印度作为军购方根据自身利益做出军购选择
印度对俄美两国的军购除了获取先进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之外，也是印度调整其与这两个大国外交关系的一种手段。首先，在对俄武器过度依赖的问题上，印度多年以来一直强调武器进口来源的“多元化”。一方面，这是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调整与俄罗斯的关系，避免与俄过度走近。“多元化”的逻辑与印度“战略自主”和当前的“多向结盟”外交思想都是一致的。
其次，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进口国，印度的军购对象选择也是一种外交政策工具。一些庞大军购项目的合作对象选择往往意味着印度要与该国维持数年稳定的外交和防务合作关系。2004年后，随着印美关系的改善，印度大量增加对美武器进口，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为了以此加速和稳固印美关系。同时，印度也通过军购选择来平衡其与俄美之间的关系，它可同时向俄美两国订购大量的武器或者既不选俄也不选美。2012年，印度在126架多用途战斗机的招标中最终选择法国达索公司的“阵风”战斗机就是一个例子。未来，通过观察印度的军购动向可对印度的外交政策变化进行研判。
（四）印度对军事技术转移的期望难以靠军购合作实现
印度对俄美两国都有技术转让程度不足的抱怨，原因主要在于印度的军购和国防生产政策。印度推行的国防生产本土化战略一直期望在军购过程中实现技术转移，对技术转移抱有过高的期望。但俄美作为军售大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技术转移都有自己的底线。未来，印度也许能够在与俄美两国的军购合作中获取一些先进技术并实现部分武器装备的国产化，但这类技术转移合作的实际成效能否符合印度的期待依然值得怀疑。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印度在国际军购市场上确实享有相较之前更为有利的地位，未来印度极有可能同时从美国和俄罗斯获取更多、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因此，未来印度与俄美两国的军事技术转移合作值得继续研究和关注。
（五）印度对俄军事依赖与印美军事合作迅速发展并存
在短期和中期内，印度与他国的军购有两个事实将继续并存：其一，鉴于印军中庞大的俄制武器装备存量以及多项军事技术合作项目依然在进行，印度对俄军事依赖会继续存在。印军中俄制武器装备的含量依旧很高，俄方供给的航母、核潜艇、先进防空系统等一些战略级装备美国短期内不能替代。其二，鉴于印度在美国战略规划中十分重要，印美军购合作也将继续深化发展。这两个事实在短期内同时存在也许会导致印度与俄美两国关系出现矛盾，但不太可能严重颠覆印度与俄美的关系。短期内印度的军购只会在俄美之间进行调整，而不可能完全以美制武器替代俄制武器。
印美军购能够继续深化和发展的最大动力在于印度是美国当前对外战略中不可缺失的一环，印美之间有很多共同利益。近年来，印度虽然在一些国际重大问题上拒绝跟随美国，但美国对此给出的对策是继续扩大对印军售以加强印度对美国的依赖。在这样的政策逻辑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印美军购的规模和深度必然还会得以扩大和提高。同时，印度还会继续从法国、英国和以色列等国进口装备，以实现武器来源的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