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城镇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命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长至2021年的64.72%（国家统计局，2022）。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一直是社会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与中国现代化早期大量基于村庄社区实地调研的城乡变迁研究（费孝通，2001/1939；杨懋春，2001/1945；费孝通、张之毅，2006/1945）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积极接纳了发展经济学中的二元结构模型。基于“中国存在深刻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一经验共识（王春光，1996：114-122；陆学艺，2006；孙立平，2007；温铁军等，2013），既有研究整体上形成了“城乡二元分析范式”，将中国的农村与城市呈现为具有不同内在属性与特定组织逻辑的两类社会总体，城镇化则表现为从一种社会总体向另一种社会总体的结构性转型。例如，孙立平教授（2004）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称为城乡分割的“断裂社会”，并以“社会结构转型”理论框架来讨论农村向城市的转变。借助城乡二元结构模型、社会结构转型理论等分析思路，这一理论范式孕育出许多影响深远的杰出研究。
然而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城乡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使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配置与互动不断增强，城乡关系由对立分割不断走向融合（刘守英、王一鸽，2018）。如今，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制度边界和社会边界日渐模糊，城乡互动更加紧密，对城乡二元分析范式提出了挑战，相关分析思路的局限也日益突显。所以有学者指出，如果不对提出城市—乡村二元性预设的时空经验背景进行检讨而直接用来描述社会现实，则常常会造成城乡研究的现实和理论、实践和政策之间的错位（朱晓阳，2018）。
面对城乡融合日益深化的时代背景，本文提出城镇化的社会空间分析框架，以揭示城乡二元分析范式所忽略的城镇化变迁内容。与城乡二元理论范式将农村、城市抽象为两个既定的社会总体不同，社会空间分析将城镇化中的村庄视为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社会空间⑷衔钦蚧乔榫承缘胤⑸谄渲械摹２⑶遥缁峥占涫咏窍碌某钦蚧膊皇桥┐逵氤鞘辛礁錾缁岱冻胫涞南咝宰唬窍绱逍院统鞘行缘闹钪稚缁岜碚鳎╮epresentations）在空间情境内交汇、共存、竞争、冲突等辩证过程的展开。在城乡互动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该分析框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城镇化的生动内容及其对城乡社会的意义。
本研究首先通过回顾文献，简要阐述脱胎于发展经济学的城乡二元理论框架如何成为中国城镇化研究的主导范式，并指出其方法论局限。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论述社会空间分析框架与城乡二元理论范式在认识论、方法论上的差异，以说明前者何以能够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在经验层面，本文通过考察一座郊区村庄在最近二十多年间的城镇化变迁，来呈现社会空间视角的重要优势。
（一）从“二元经济结构”到“城乡二元结构”
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Lewis，1954）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dual sector model）。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传统—现代”两种生产部门和劳动力市场的分野，二者遵循不同的组织运行逻辑。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学中的二元结构理论被引入国内，迅速成为城乡变迁研究的重要框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常常呈现为城市和乡村的分野，因而国内学界更加突出该命题中的城乡色彩，将其表述为“城乡二元结构”（折晓叶、艾云，2014）。不同于经典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的自由市场经济基础，“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安排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最重要的根源（陆学艺，2006）。这促使学者在经典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为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寻找更切适的描摹，例如孙立平教授指出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包含“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与“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两个层面（孙立平，2004：114-118）。这些研究构成了中国城乡二元分析范式的重要理论基础。
在城乡二元结构理论的影响下，中国的城镇化研究重点关注两个方面。第一，强调城市与农村作为两种社会范畴的差异和对比。例如，基于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对比，学界指出去农业化是中国农村转向城镇的重要内容。因此，相关研究尤其关注农村乡土工业的蓬勃发展（费孝通，2011：432-497）以及大量村庄中“半工半耕”的社会形态（黄宗智，2010：85），并指出这一转变带来了农村生产组织、社会分层结构、农民土地意识等方面的变革（刘玉照，2009；王春光等，2018）。此外，还有研究基于城市社会的原子化特征与农村社会的乡土性之间的对比，强调城镇化使中国农村逐渐由原初的熟人社会演变为“半熟人社会”（贺雪峰，2000）或“无主体熟人社会”（吴重庆，2002），村庄社区逐渐演变为“原子化村落”（吕方，2013）。第二，聚焦于农村在城镇化冲击下的持续衰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给乡村带来了强烈冲击（陆益龙，2013）。面对这个现实，田毅鹏（2011）指出农村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过疏化”。更多学者则将农村人口流失、土地闲置等现象称为“农村空心化”（徐勇，2000），并将之视为农村经济社会功能在城镇化下的整体退化（刘彦随等，2009）。特别是李培林（2002）基于羊城村的深入调研提出了“村落终结”命题，进一步启发了相关研究。在城乡二元理论范式的引导下，村落终结逐渐成为农村向城市转型的同义词，甚至是需要通过制度安排来努力实现的村庄宿命（谢志岿，2005）。
（二）城乡二元分析框架的拓展及其局限
不难看出，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不仅是对中国城乡社会现实的经验判断，而且已经成为指导经验研究的一种分析工具。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城乡二元分析框架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反思。例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Castells，1976）曾直接反驳了其中的沃思（Louis Wirth）式“城市性”假设。也有学者指出这种分析框架将城市和乡村过度简化成两个界限分明的聚落类型（Hugo et al.，2003），忽略了处于城乡之间的其他重要社会事实对城乡变迁的影响（张兆曙，2016）。此外，该分析框架中隐含的结构决定论也引发了学者的反思（陆益龙，2016；朱晓阳，2018）。基于此，国内学界结合中国现实对城乡二元理论框架进行了有益拓展，可概括为“城乡连续统”和“城乡变迁类型学”两种研究进路。
“城乡连续统”的解释路径将城市与农村视为理论连续统上的两个端点，认为现实中的城市和乡村总是位于连续统上的某一点。在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理论中，小城镇既属于城市的一部分，又是农村的多重功能中心，这个双重角色起到了勾连城市与乡村的重要作用（费孝通，1992：39-44）。社会学界此后还提出了“城乡结合部”概念，将之视为嵌于城乡连续统之上的城乡中介区或过渡区（折晓叶、陈婴婴，1997）。相关研究思路让人们看到中国农村除了同化为城市之外，还有通过社区水平上的城乡衔接而形成村落与城市的联合体的可能（毛丹，2010；刘守英、王一鸽，2018）。“城乡变迁类型学”的研究进路则致力于构造农村变迁的理想类型，以揭示中国农村多样的城镇化图景。王汉生等（1990）较早地使用了“工业化水平”和“集体化程度”两个维度的不同组合，架构出中国农村的四种变迁类型。李国庆（陆学艺主编，2001：26-32）则更进一步，着眼于农村宗族—家族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对比、市场影响与行政权力的对比，在两个层次上架构出八种城乡变迁理想类型。文军、吴越菲（2017）则从“有/无村民”和“有/无村落”两个维度对城镇化中的农村形态进行了再理论化。
这些拓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在过度简化城乡关系、结构决定论等方面的不足。然而在更深的层面上，这两种研究路径仍延续城乡二元分析框架的方法论，即将城市与乡村视为拥有内在差异的两类抽象总体，并将城市作为乡村的理论参照物，在二者的对比中进行结构层面的理论演绎。总体而言，城乡二元分析框架及其既有拓展呈现两个特点。第一，倾向于持有城市中心主义的研究视角（折晓叶、艾云，2014；文军、吴越菲，2017）。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以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等总体性概念之间的对比为基础，立足于每组范畴的前者来刻画以某种线性增长模式为主要表现的社会变迁轨迹。这种城市中心主义视角在相关拓展中也有延续：城乡连续统的概念化工作仍将城镇化视为乡村性与城市性“此消彼长”的线性转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供了一个更细化的过渡模型；而城乡变迁类型研究在分析维度的建构方面则主要以城市为参照标准来描绘变迁中农村的特征。在这种城市中心主义视角中，扩张中的城市占据主动地位，而农村则处于不断向城市靠拢的状态。第二，对变迁过程进行基于目的论预设的静态化处理。城乡二元分析框架在处理城镇化等过程性事实时通常将城市作为农村变迁的未来映射，着眼于农村向该预设状态的单向度递进。这种目的论预设在相关拓展中则表现为一种阶段论，即将不同城乡社会样态和类型视为城镇化在不同阶段上的代表。如此一来，城镇化不再是持续发生的动态绵延，而是预示着达致某种平衡状态的可能。这种截面式的处理割裂了城镇化本身的过程性。可见，城乡二元分析范式尽管孕育出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但也存在一定局限，而这些局限在面对中国城乡关系由二元分割逐渐走向互动融合的历史情境转换时则表现得愈加明显。
城镇化的社会空间分析框架
事实上，城乡二元分析范式具有典型的“方法论城市主义”（methodological cityism）特征。美国社会学家尼尔·博任纳（Neil Brenner）将“方法论城市主义”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不加反思地将“城市”预设为一个有地域边界和独特社会学意涵的空间范畴，将之视为给定的、不证自明的分析单元；二是从整体意义上将“非城市”（non city）空间构想为与城市相对的他者，在城市与非城市的对比中考察城市化（Brenner，2019:13-14）。这种“笛卡尔式二元论”掩盖了在城市空间单元及其所谓普遍化过程之外更加多样化、非均衡、动态变化的社会空间表现（Brenner，2019：351-355）。此外，脱胎于发展经济学的城乡二元分析框架通常有较明显的现代化叙事。这使之倾向于将“城市—农村”与“现代—传统”这两个二元分析框架结合起来考察（Kipnis，2016：1），进而将城乡之间横向的“空间问题”演变成纵向的“发展问题”，在现代化理论的整体思路下描摹城镇化的线性转型。以上两个特征使这种分析范式往往聚焦于城市的崛起、农村的衰败等各个实体单元之间的对比。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之前，城乡关系一直是一个空间问题（张兆曙、王建，2017）。基于此，在当代社会理论空间转向（Crang & Thrift，2000）的启发下，本文尝试将“空间”带回中国城乡变迁的研究中，构建关于城镇化的社会空间分析框架。
在社会科学中，空间常被视为一种社会产物，深刻参与到社会变迁的过程与结构中（Lefebvre，1974）。实际上，已经有研究关注到空间在中国城乡变迁中的重要社会意义。在《江村经济》和《云南三村》中，费孝通先生有的放矢地选择了相对城市距离不同的四个村庄，考察了村庄与周边工商业城市的空间关系对村庄社会经济形态的影响（费孝通，2001/1939；费孝通、张之毅，2006/1945）。在最近的研究中，张兆曙、王建（2017）关注城乡之间不同空间序列和空间梯度上的乡村差异性，指出城乡之间的空间距离差异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城乡关系。白美妃（2021）则引入时空经验的视角，认为交通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弱化了城乡之间“距离的摩擦力”，使县域内城乡关系表现出一体化特征。这些研究通过发掘相对于城市的空间距离在城镇化变迁中的社会意义，尝试填补城乡二元结构模型中“城市”与“农村”两个理论单元之间的真空。
然而，社会空间视角在城镇化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不只在于距离和“区位”（position）所带来的空间差异性，更在于作为社会事实发生“情境”（context）的空间解释力。该视角最重要的优势之一就是能够弥补结构主义理论不注重时空背景的缺陷，因而所展开的分析往往有较明确的情境性（营立成，2017）。在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看来，这种“情境性”（contextuality）意味着每一个社会事实都是定位于某处（located）、处于特定情境中的（situated），被其他的情境事实（contextual facts）所包围，所以我们要在共时性分析中关注空间生态（Abbott，1997）。在研究城镇化时，我们除了要对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进行宏观的结构分析之外，还需要将相关社会事实置于特定的空间情境中来理解。在操作层面，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自然区域”（natural area）概念为我们提供了初步借鉴（Park，1925：6），启发我们将研究焦点放在一定的情境性生态区域中。以此为基础，社会空间分析可以沿着两条主要路径来展开。第一条路径是以情境性空间分析来理解社会事实的“过程性”。空间概念并非与时间性过程相对立，相反，空间的情境性诉求在社会事实的过程性呈现上具有良好的优势（Harvey，1996：263-264）。以社会空间分析展现社会事实的过程性，是在自然区域中引入事件发生的时间维度，论述其内部诸要素在具体嵌入情境中的更替趋势，并观照自然区域与更大空间范围内社会力量的互动过程。对于这一分析路径，阿伯特在芝加哥学派所使用的“区域”（area）概念基础上增加了代表时间性的“生涯历程”（career）概念，将这种空间情境性概括为“区域生涯”（area career）（Abbott，1997），强调时间更替和空间意义的交叠呈现。第二条路径是将空间视为一种“关系性”系统，通过考察弥散于其中的关系来探究研究对象的多重复杂性。空间由关系互动和相互作用而构成（Massey，2005：9），因而社会空间分析也将空间视为关系展开的场所，在其中有来自社会、经济、地理等多方面的力量，它们构成了分化对抗或相互依赖的关系。空间的这种关系主义操作化方式最终呈现为阿伯特（Abbott，1997）提出的“互动场域”（interactional field），其特点是内部每一种社会要素的运动都依赖于其他要素的运动，所以只能被视为整体来分析。实际上，围绕“过程性”与“关系性”来展开社会空间分析的思路，也贯穿于空间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的生产”（Lefebvre，1974）、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Harvey，1996）等理论中。通过这两种路径，社会空间视角能够有效实现研究的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策略。
与之相应，本文将从过程性与关系性这两个维度，尝试对城镇化展开社会空间视角的分析。在对城镇化的考察中，社会空间分析的要义在于摒弃将城市与乡村视为有明确边界的社会实体范畴，而关注乡村性与城市性的多种社会表征在同一个空间情境内的相遇和交汇关系，以及诸种要素沿时间流展开的动态互动过程。与城乡二元分析范式相比，社会空间分析能够缓和既有范式中作为变量载体或抽象总体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结构性紧张，进而呈现城镇化在一个边界时而锐化、时而模糊的村庄空间中的绵延展开。在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将有效弥补城乡二元分析范式中的城市中心主义、目的论预设、变迁过程静态化处理等不足，有助于揭示中国城镇化变迁的生动画卷。
本研究围绕一个城郊村庄在最近二十多年的城镇化变迁而展开。纳入研究的村庄是河北省的长仁村，它位于某城市郊区，距离市中心大约10公里。村庄面积为4.12平方公里，有户籍人口4600人左右。由于距离中心城市较近且房租便宜，长仁村如今还容纳了9000多名外来人口暂住于此。研究者在2020年9月、11月和2021年2月对长仁村的城镇化开展了田野调查，通过深度访谈、观察、调查问卷、查阅档案文献等方法收集了较丰富的研究材料。具体而言，研究者共对31人展开了访谈，包括11名村干部、2名退休干部、18名普通村民（年龄在29岁到78岁不等）。观察时则将重点放在村民及外来人口的生产生活状态、村落空间的使用、村庄内部的城乡社会表征等方面。本研究还对135户村民开展了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村民家庭结构、农业生产情况、收入结构、住房安排等。研究者还查阅了村史、族谱以及大量关于长仁村发展的重要事项的决议公示、会议记录、执行方案等档案文件。
“空间继替”：城镇化的过程性表达
社会空间分析的第一种操作化路径是在情境性空间中呈现社会事实的过程性展开。在社会空间视角看来，基于人口规模与密度、工业生产比例等结构性特征而界定的被称为“城市”的“事物”是一种被称为“城市化”的“过程”的结果（Harvey，1996：418-419）。因此，相比于城乡之间的范畴划分与结构分析，我们更应该关注城市（化）得以发生、趋向稳定或往复演变的动态过程（Brenner，2019：349）。在处理“城镇化”这样一个过程性概念时，社会空间分析将立足点落在时间更替与空间意义交叠的“区域生涯”上（Abbott，1997）。并且，社会空间视角下的过程不是某种“目的论时间性”（teleological temporality），即预设城镇化的结果规定性，而是一种“过渡时间性”（transitional temporality），关注结构之间潜在的漫长过渡以及过程的在地化展开（Hirschman，2021）。
芝加哥学派人类生态学也曾关注城市空间随时间而出现的更替过程，并将之概括为“入侵—继替”（invasion & succession）模式（McKenzie，1924）。受此启发，社会空间分析框架中的城镇化可以用“空间继替”作理论阐释。“空间继替”强调在城乡变迁中农村社会空间形态及其意义的演化更替，认为其中的前后相继与连续性构成了城镇化的本质过程。通过立足于变迁实际发生的空间情境，本文指出城市性不只是对某种社会范畴的性质概括，更是展开于动态变迁过程中的，而城镇化的过程性意义也由此彰显。在长仁村，以“空间继替”为过程性表达形式的城镇化主要展开于居住空间、生产空间与公共空间三个方面。
（一）居住空间继替：“主动上楼”与出租经济
根据村史记载，在长仁村六百多年的历史中，村民的居住格局长期是华北平原上常见的团状聚居形态，逐渐形成了占地约1.6平方千米的村落聚居区。然而，村民的居住模式在城镇化中经历了一次根本性变革。2007年，村集体在取得一定经济积累后，决定将村庄南侧的葡萄种植园改建为楼房住宅区。2009年6月，长仁村小区第一期楼房竣工，670户村民成为第一批入住楼房的居民，开启了长仁村村民居住楼房的时代。在此后的三年内，小区第二期、第三期楼房相继竣工，最终形成了有19栋楼的住宅区，共计1414套房屋。由于小区建设用地为长仁村自身的集体土地，因此小区中的绝大部分楼房都由本村村民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标准购买入住。虽然这些楼房是“小产权房”，但是“对于世世代代居住在平房里边的村民而言，能上楼居住，那绝对是让长仁村的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访谈记录20200912HJS）。
值得注意的是，长仁村村民入住楼房与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农民上楼”现象有所不同。已有研究常常将“农民上楼”视为一种被动城镇化（吴莹，2017），强调这一现象是地方政府在土地指标“增减挂钩”政策压力下推动的（周飞舟、王绍琛，2015）。然而，长仁村的“农民上楼”是在未遭遇政府征地的情况下村庄主动谋求的居住条件改善措施。由于不需满足地方政府的土地置换目标，村民可以完整保留原来的宅基地。结果，原村落中的房屋在村民搬出后很快就迎来了第二波使用者，被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租用。除了居住之外，一些租户也将这些住宅改作加工厂房，拓展了村庄的空间意义。因此，“主动上楼”在实现居住空间转移的同时，也给村民的“出租经济”制造了空间。问卷调查显示，89%的农户将旧宅出租给了外来人口，占旧宅处理方式的绝对主流。在2019年，长仁村每户家庭的房租收入平均为2.76万元，占家庭总收入的31%。出租经济的重要性也体现在村民对村庄空间价值的认知变迁上。村民郝得福一家在入住楼房后，将自家位于村庄中心地带的院落分租给了三户外来人口居住。在调研中，他在谈到旧宅的处置方式时感叹道：
以前村里宅基地最好的位置都是村里靠中心的地方，比较清静，也比较安全，靠着村边的地方都是户里最不愿意要的；但是现在整个反过来了，挨着村边的房子可沾光大了……为什么呀，挨着马路好出租啊！（访谈记录20201109HDF）
简而言之，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在村落中的“一进一出”实现了居住空间的继替，构成了长仁村城镇化中最真实可感的变迁过程。伴随这场继替的发生，村庄的空间意义也发生了改变，在日常生活空间之上被赋予了更加多元的空间价值。不论是本地村民入住楼房后对原住宅空间的经济化开发，还是外来务工群体迁移至此展开的居住生活，都构成了长仁村城镇化过程的重要内容。
（二）生产空间继替：生计村外化与流动自耕农
城镇化在长仁村的空间继替过程也表现在生产空间方面。长期以来，长仁村都是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等作物的传统农村，曾有辉煌的农业生产历史。村史资料显示，该村在1965年曾被评为“河北省棉花丰产先进村”，时任村干部还在此次表彰大会上受到了国务院总理的接见。在1975年和1978年，长仁村还获得当地政府授予的“农业战线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可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村民都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来源。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村民的生产活动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周边城市的辐射作用下，村民逐渐离开农业，前往城市谋求生计。到了2020年，村外务工经商已经成为长仁村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有55.5%的家庭以此为首要收入来源，而只有2.2%的家庭仍主要依赖农业维持生计，务农在村民生计结构中的重要性已今非昔比。与这一变化相呼应的是，位于村落南端连接村外的最重要道路曾经一直被称为“丰产路”，表达对农业丰收的祈愿，但在十多年前则被改名为寓意商业兴旺的“商贸路”。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长仁村已经成为一座脱离农业的村庄。长仁村目前仍有3200亩耕地，这些耕地并没有随着村民生计远离农业而被抛荒，而是大多转给了外地来的“流动自耕农”耕种。这些来自偏远农村的农民正是看中了长仁村邻近城市的地理区位，自发迁移至此来租种闲置土地，并将农产品直接售往城市菜市场以获利谋生。调研发现，第一户流动自耕农在1999年便来到长仁村租地种植蔬菜，而到目前为止该村已汇集了300余户流动自耕农。他们租种着长仁村超过一半的耕地，居住在田地尽头自行搭建的简易房中，形成了固定的聚居区。流动自耕农为长仁村带来了一些更深刻的转变。一方面，由于流动自耕农在农业生产中更强的市场导向性，长仁村从以往的产粮大村转变为以生产周期短、利润率高的时蔬瓜果为主的村落，直接供应中心城市的市民需求。另一方面，与长仁村本地农民相比，这些流动农民有更专业的种植技术、更精致的资本投入结构，因此他们的到来使当地的农业生产主体从以往的“身份农民”转型为“职业农民”（曹东勃，2013；吴海琳、陆兵哲，2018）。显然，在上述这些转变的背后，城镇化是一支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
简而言之，长仁村村民的生产活动逐渐向村外转移，而村中的农业生产空间则由“离乡不离土”的流动自耕农重新激活。在这场继替过程中，农业生产空间并没有萎缩，但村民生计与城市生产部门之间、村中的农业生产与城市消费需求之间的相依契合都愈发紧密，这无疑彰显着城镇化力量在这座村庄中的不断积累。因此至少在长仁村，城镇化不是农村“去农业化”的单向度变迁所能简单概括的。城镇化在社会变迁的前后相继中有更加微妙复杂的实质性内容，而其中的有机连续则构成了城镇化的过程性。
（三）公共空间继替：从村民广场到市政公园
公共空间继替也是长仁村城镇化过程的重要部分。在村民入住楼房小区之前，长仁村最重要的公共空间是位于村落中心的村民广场。这是一座大约两千平方米的小广场，位于村委会驻地北侧。以往在每年夏秋季节的夜晚，广场上都会放映几场露天电影。72岁的村民刘长胜向研究者描述了十几年前广场电影活动的受欢迎程度。
只要一听到大队广播“今天晚上大队有电影”，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拿着小马扎就过来了。你在家里看电视也是看，但是在大队这一块儿看看电影，大人们能一块儿说说闲话，小孩们就在广场上到处跑啊跑啊。（访谈记录20201118LCS）
在广场旁边还建有一座戏台。每逢传统节日，村里都会请戏班为村民演唱广受喜爱的河北梆子；村民家中要办红白喜事，也可以借用这一戏台，请戏班演上几天大戏。可见，这片广场区域长期是长仁村最主要的公共空间。然而，在大部分村民入住村庄南侧的楼房小区后，这个广场如今已经被外来务工人员用作公共停车场，而广场旁的戏台也被村民个人承包下来改造成了仓库，用于临时存放货物。总之，如今对这一空间的工具性利用已经完全覆盖了这个村民广场一直以来作为村庄公共空间的社会与文化属性。
与此同时，长仁村有新的公共空间被开辟出来。在村庄的东侧曾有一片面积约250亩的荒地，属村集体所有。2008年，当地政府启动了一项涉及城市北部多个乡镇的生态整治工程，将这片土地涵盖在内。一年之后，在长仁村这片土地及周边部分耕地的基础上，一座占地28.1公顷的市政公园建设竣工，并被命名为“长仁公园”。村主任为我们讲述了这座公园给村民观念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转变。
修村东那个公园，当时老百姓都说这就把地给毁了，用来休闲了那可不行。我当时就说，政府投了9996万修这个公园，这是政府为我们在投钱……老百姓开始就是觉得不行，但是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公园应该是2009年建成的，你看看，现在村民逢年过节星期天，都去那儿耍去了。（访谈记录20200902HJS）
可见，长仁村村民起初并不接受在本村的宝贵土地之上建设休闲公园，认为这是对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然而在建成后，这座作为城市生态工程建设的公园逐渐成了村民休闲的重要公共空间，而“逛公园”这个曾经在村民眼里专属于“城里人”的休闲活动，如今也成了村民的日常消遣方式之一。显然，公共空间继替为村民带来的观念变迁和生活方式转变也是城镇化的重要内容。
总之，在居住空间与生产空间的继替之后，村民的公共空间也从以村落文化为中心的村民广场转移到隶属于城市生态工程的市政公园。在这场空间继替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来自城市与农村的多重力量的介入和互动，以及农民观念上的冲突与转变。其中所表现出的城镇化变迁是在各种机会结构的突生性与事件意义的多重性中展开的，而非预设城镇化终点的某种“目的论时间性”中的线性转型。正是在这种情境性片段的连续过渡之中，农民生活方式和观念层面的嬗变才得以充分展开，并构成了城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
社会空间力量的交汇共存：城镇化村庄的整体图景
社会空间分析的第二条实现路径是将空间视为由关系构成的“互动场域”，通过对共存关系性的考察来呈现研究对象的整体图景。在空间社会学家看来，空间的本质即为社会关系（Lefebvre，1974：152）。空间的关系主义特征使空间不仅是形式化的地点，更是一种内部网络和关系性系统，因此应该“关系性地思考空间”（thinking space relationally）（Massey，2004）。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关系主义的空间情境性聚焦于空间内部以及与外界各要素之间的共存与互动，以呈现分析对象的多元复合性，打破线性叙事的迷思。在这种“互动场域”中，分析单位的边界是相互约束的，内部的每一种社会力量的运动都依赖于其他社会力量的运动，因此单独讨论其中的任何一种要素都没有意义，这要求我们将互动场域作为整体来展开论述（Abbott，1997）。
具体到城镇化而言，社会空间视角拒绝像城乡二元分析范式那样将变迁中的农村以抽象总体或特征化范畴纳入分析，而是将农村视为由要素流动与关系网络构成的多元空间，认为其内部充满了多重社会空间力量的互动关系。与此同时，社会空间视角下的村庄也并非边界清晰的实体，或城市之外的某种非城市（the non urban）整体性存在，而是处于城乡互动网络之中的一种“关系性区域”，是与城市交互关联的开放性社会空间组织（Roy，2016）。因此，社会空间分析思路致力于通过呈现城市性与乡村性的诸种社会表征在具体空间场域中的交汇、共存与互动关系来勾勒出农村在城镇化影响下的整体变迁图景。
（一）别墅区的入驻与“马赛克式”村庄空间
对于长仁村而言，城镇化为其带来的结果不仅仅是成为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的过渡空间。在长仁村与城市的互动过程中，一些更加深刻的城市社会组织逻辑也深入到这座村庄的变迁中，因城市性、乡村性的多种社会表征在同一场域内的相遇、共存，其空间属性变得多元化并充满异质性。通过将城镇化变迁中的村庄视为一种“互动场域”，并考察其内部多重社会事实之间关系的形成与展开方式，我们可以更充分地理解城镇化对农村的意义。
2005年，长仁村将村庄东侧400亩土地的开发使用权转让给了一家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几年之后，一个含有280余栋别墅的低密度住宅区“云湖御墅”在这个普通农村旁边拔地而起，横亘于村庄与市政公园之间。这是一个以独栋别墅为主、兼有联排别墅的高档住宅小区，户型面积在651~915平方米不等。由于紧邻风景秀丽的公园，且周围配套设施日臻完善，小区的高档别墅吸引着来自城市的富裕市民，开盘后不到三年即告售罄。根据“云湖御墅”的售房广告，该房地产项目的设计理念被命名为“新都市自然主义”。这一宣传话语既反映出该别墅区以都市富裕阶层为主要销售目标群体，也流露出将该住宅区项目与一墙之隔的破旧村庄在意象维度实现“脱域”的努力。伴随着别墅区居民的增加，在别墅区东侧的长仁公园旁，一座滑雪场也在2011年建成开放。而在滑雪场周边，农家院餐厅、采摘园等其他消费娱乐设施也日渐丰富，改变了此处原有的田野风貌。如今，在周末和节假日，中心城市的市民经常驱车来到长仁公园或滑雪场游玩，长仁村以休闲消费目的地的角色进入了市民的视野。
市政公园的落成、高档住宅区的入驻、滑雪场等娱乐设施的建设……长仁村中发生的这些社会变迁使村庄内部充满了城市性、乡村性各种社会表征之间的交织互动关系。一方面，村庄内部的不同社会空间形态之间显然存在区隔关系。从城乡景观来看，马路一侧门禁式别墅区院墙之内洋溢着欧式风情的彩窗屋檐与栏杆雕饰，跟马路另一侧平房村落中村民为扩展出租面积所作的私搭乱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从居住成员来看，别墅区中的居民主要是来自城市的中高收入群体，与本地村民在生活水平上有显著差距。甚至有村民告诉研究者，河北省某位著名国家运动员、奥运会冠军就在这座别墅区里买了一栋别墅（访谈记录20201031HXZ）。不论这是真实信息还是无端听闻，都反映出别墅区居民与当地村民之间的巨大分隔和异质性。但是另一方面，城市与乡村之间更为内在的相互依赖关系也展开于其中。城市性的拓展依赖农村提供的土地，这使长仁村在卷入城镇化的过程中也在逐渐转变为城市资本通过土地升值来实现积累的空间（Harvey，2000）。反过来，长仁村的自我革新也依赖于城市性要素的在地化展开。事实上，长仁村在自主建设楼房小区以实现村民上楼居住时，项目资金的很大一部分正是来自于向“云湖御墅”项目开发商转让土地的收入。此外，在长仁公园、滑雪场等建成后，逛公园早已成为本地村民的日常休闲活动，而到滑雪场滑雪也在村中逐渐流行起来，作为村民的一项冬季娱乐活动融入并改变着本地农民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长仁村中不同城乡要素之间的分隔并不意味着这些城市性表征完全外生于乡村，或者与村庄之间是割裂的；相反，这些社会事实深刻卷入到了农村变迁的内在逻辑当中。在城镇化中，来自城市与乡村的各维度社会事实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变迁过程展开于其上的关系网络。
所以从整体意义上来看，在长仁村的城镇化变迁中，除了因外来务工人口涌入而成为过渡地带之外，中产阶层郊区化、市民消费活动的本地展开、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等更具有城市性的社会表征也成为社会变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这里演变为同时容纳当地村民、外来务工人员、城市中产阶层、流动自耕农等群体的多元混合郊区地带（variegated suburbia）（Mace，2013：58-73）。这也生动体现在村庄空间布局的变化中。基于村民访谈资料和历史卫星地图，我们可以绘制出长仁村在1998年和2021年的社会空间形态（详见图1和图2）。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到，经过二十多年的演变，如今的长仁村中除了原有的村落与耕地之外，还点缀着村民自建楼房小区、市政公园、流动自耕农的简易房聚居区、别墅住宅区、滑雪场等多种社会空间要素。可以说，城镇化使长仁村最终形成了一个汇聚多种城乡要素、内部异质性极高的社会空间形态，而这种城乡社会表征交汇共存而形成的“马赛克式空间”则构成了这座变迁之中的村庄的整体实在性。
（二）从“城乡结合部”到“后生产主义乡村”
诸如长仁村这样受到城市发展直接影响的村庄实际上不乏来自学界的关注。长期以来，社会学界倾向于将这种位于城市边缘、深受城镇化影响的乡村地域空间概念化为“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然而，这些分析概念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是其中的“城乡二分”理论预设。城市与农村的范畴化抽象与动态混合的城乡社会现实之间的背离引发了学者的兴趣，使研究重点放在了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现象所体现出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这些社会空间形态因而被认为是嵌入城市但具有“村社特质”的新型社区，与本质主义的城市内涵形成强烈对比（蓝宇蕴、张汝立，2005）。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也通常暗含“村落终结”的规范性预设（谢志岿，2005）。第二是其中暗含的单向度的城乡关系模式。相关研究指出，城镇化浪潮使外来务工人口在城市周边农村中逐渐聚集，进而对农村的人口结构与社会组织带来了重大变化（周大鸣、高崇，2001）。不难看出，相关研究突出以城市为中心的向心力，在阐述城镇化的重要影响时集中于城市对其外部对象的吸引。而在有关外部要素向城市靠拢的方向性预设中，隐含着与城乡二元分析范式中相似的目的论预设与线性转型观。
然而，随着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逐渐深化，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不再仅仅是社会经济要素由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诸如城市资本下乡、农民返乡创业、城市生活方式加速扩散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城乡社会经济要素流动的重要方面。正如列斐伏尔（Lefebvre，1970：24-26）所指出的，城市化是内爆—外爆（implosion explosion）的辩证过程，除了人口、生产资料、经济活动、基础设施等向城市高密度聚集而带来的社会空间“内爆”之外，还包括城市社会空间过程和组织逻辑在更广泛的空间上扩展延伸的“外爆”过程。特别是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抹除了城市与农村作为实体范畴的边界，以统一的逻辑整合了城乡社会空间网络。最终，城市性、乡村性的多种社会表征在变迁中的村庄交汇共存。
对此，社会空间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农村的城镇化变迁。从社会空间分析框架来看，与其说长仁村变成了我们传统意象中的“城乡结合部”，不如说它整体转变为了各种城乡社会表征杂糅的“后生产主义乡村”（post productivist countryside）。在其中，农业生产逐渐让位于更为多元价值的（polyvalent）农村景象和管理结构，农村的发展日益依托于更加开放的关系网络，特别是日益面向来自城市、地区甚至全球的外部非农业需求来提供服务（Marsden，1998；Halfacree，2006）。作为长仁村城镇化形态的整体概括，“后生产主义”不仅意味着它与传统农业生产型村庄的远离，而且揭示出其日益凸显的“城市消费主义”维度，即这座村庄与城市消费部门的深刻关联。在城镇化的影响下，长仁村部分地成为城市休闲和娱乐消费产业的全新生长空间，来自村庄以外的主体在这个村庄场域内完成了城市资本再生产，同时拓展了这座村庄的社会空间意义。有研究将诸如此类的城市社会经济要素向农村的扩散现象纳入“逆城市化”理论中讨论，将之解读为人口、产业等要素从城市中心向郊区或农村的转移。与之相比，社会空间视角中的“后生产主义乡村”重点并不在于城乡之间社会经济要素在形式上的“转移”，而在于城镇化的社会空间过程与组织逻辑在实质上的拓展。这让我们看到，长仁村仍是一座村庄，甚至某些乡村性特征被进一步增强（如农家院餐饮、采摘园以及乡下自然风光），但与此同时，这座村庄无疑更加深刻地参与到了城市的社会空间过程之中。这构成了城镇化中的一种辩证逻辑：乡村通过变得“更加乡村”来变得“更加城市”。
城镇化中诸如此类的辩证逻辑正是关系维度的社会空间分析所擅长揭示的内容。正是该研究视角下城乡社会表征在情境性空间内的互动交织，呈现出村庄在城镇化变革中的多元性、复合性；也正是通过考察城乡社会空间力量既分隔又依赖的相互关系，我们看到城镇化不是乡村性下降、城市性上升的线性转型，也不仅仅是人口、产业等要素在分布比例层面的形式转移，而是城乡社会空间力量动态关系所构成的辩证逻辑及其在社会现实中的展开。最终，在“后生产主义”的长仁村中，多层次的城市性与乡村性社会表征是交汇、共存、杂糅的，这为我们揭示出一座村庄在城镇化影响下衍生出的多元社会意义。
“范畴—结构”与“空间—情境”：理论比较与反思
长仁村多重社会空间在二十多年间的继替演化呈现出城镇化的过程性，让我们看到农村在其中不是基于“此消彼长”逻辑而被城市“化”掉的剩余范畴。此外，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村民对旧宅的改建出租与各种消费娱乐设施的建成、城市中产阶层别墅区的落地，在长仁村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可见，长仁村的城镇化不是由“农村”到“城市”（或至多经由“城乡结合部”这一中间环节）的线性结构转型，而是在多种城乡社会表征动态交汇和多元拼凑的空间图景中，缔结出了复杂而微妙的社会变迁链条。阕涸谡飧雒嘌恿刺踔械脑蚴桥┐逋恋匾庖彐颖洹⑴┟裆罘绞奖浠⒋遄氤鞘辛涤⒔裘艿壬谌荨�
社会空间视角为我们带来的上述洞察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城镇化的理解。通过将社会空间分析框架与城乡二元分析范式进行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前者的重要意义。在认识论层面，城乡二元分析范式具有突出的范畴化思维（categorical thinking）（Emirbayer，1997），即关注社会范畴之间的边界和对比，并聚焦于范畴之间的差异所蕴含的解释潜力，而对范畴的内部容纳物则作特征化或同质化的压缩处理。由此，该分析范式的特点表现为基于各范畴的抽象属性而进行比较性的结构分析，并发展出相关操作化框架，诸如强调概念区分的理论模型、此消彼长的线性转型模式、理想类型与阶段划分，等等。与之相比，社会空间分析则将社会事实放回其所展开的具体时空情境中进行考察。一方面，卷入城镇化浪潮的农村不被视为一种理论概念或抽象总体，而是作为社会事实发生的情境性空间被纳入研究视野；另一方面，城镇化也不再被视为“乡村”与“城市”两个社会范畴之间的线性转型，而成为来自城市与乡村的多种社会空间力量与社会表征在情境性空间内的交汇、竞争、往复、共存等辩证过程。如此一来，对城镇化的社会空间分析一方面有助于突破以城市为中心的目的论预设及其基础上的现代化线性增长模型，另一方面也能够避免对社会变迁过程的静态化处理，捕捉中国城乡变革的生动性与动态性。
从社会学理论的总体发展脉络来看，本文的社会空间分析框架还有更进一步的理论意涵。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主流的社会学分析由脱胎于芝加哥学派的情境主义范式（contextualist paradigm）逐渐转向聚焦于抽象概念的变量范式（variables paradigm）（Abbott，1997）。变量范式下的研究不再以地域空间为核心分析层次（刘能，2014），这使社会学探究社会事实的方法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对抽离时空背景的结构性概念进行分析，而非在一个特定的时空情境中呈现并理解社会事实。显然，脱胎于发展经济学的城乡二元分析框架属于典型的变量范式：其中的城市与乡村、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是抽离于具体时空情境而拥有独立属性的抽象单元，并在城市主义、发展主义、城乡消长关系律等预设演绎下展开对社会现实的分析。而本文提出城镇化的社会空间分析范式实际上是在盛行于今的变量范式解释思路之外尝试找回情境主义范式的分析视野，以丰富中国城镇化的研究思路。正如上文所见，社会空间分析框架立足于变迁空间中具体的社会事实和社会行动，借助过程性、关系性等分析面向，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诸如城乡范畴化对比、单向度变迁和目的论预设、城市中心主义、现代化的线性转型模式、对社会过程的静态化处理等研究局限，是对城乡二元分析范式的有益补充（见表1）。
结论与讨论
自从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被引入中国以来，城乡二元分析范式就长期主导着学界对城镇化与城乡变迁的研究。然而在城乡互动日益活跃的今天，该分析范式的局限日益突显。对此，本文提出城镇化的社会空间分析框架。在长仁村的案例中，城镇化所带来的不仅是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线性转型，更表现为居住、生产、公共生活等多个维度的空间继替过程，最终使该村庄在城乡社会空间力量交汇共存中演变为汇聚多层次城乡社会表征的后生产主义乡村。
相比于城乡二元分析框架，社会空间分析范式不以抽象的社会范畴划分为理论基础，也不以抽离时空要素的变量范式作理论解释，而是认为不同的范畴概念是在空间情境中过程性和关系性地展开的。在这种认识论下，处于变革中的乡村不是预先给定的实体范畴，而是城镇化过程展开于其中的一个动态矩阵或基质（matrix）。因此，城镇化在这里不是由乡村向城市的线性结构转型或总体转换，而是发生于城市性与乡村性的诸种社会表征在村庄的情境性空间中长期往复的辩证过程。社会空间研究范式借助过程性和关系性的情境化策略来呈现城镇化的动态绵延，缓和了城乡二元分析中被预设为变量载体或抽象总体的城市与乡村之间在理论上的结构性紧张，因而能够在中国城乡融合逐渐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发挥较强的解释力，丰富中国的城镇化研究。
在经验层面，虽然本文是围绕一座郊区村庄的城镇化变迁来展开社会空间分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空间分析框架须依赖城市郊区的特定区位才成立。显然，当代中国的城镇化不是基于城乡之间的空间区位依序展开的，而是具有抽离于城乡相对距离的一面。这不仅可以表现为偏远地区的农村有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并引发乡村社会的重大转变，也可以表现为远离城市的农村以“撤村并居”的形式，卷入地方政府在土地指标约束下展开的辖区城市开发进程（郑风田、丁冬，2013）。可以说，如今即使是在地理上不与城市相接的中国偏远农村中，城镇化同样在场。这彰显出当代中国城市与乡村在多层次时空维度上的深刻交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变迁过程。我们应该以这些社会现实为立足点，关注社会过程实际发生的背景与情境，避免对理论模型的机械套用。如果我们立足于变迁中村庄的空间情境性，将分散在城乡二元结构模型所框定的抽象范畴之外的髦殖窍缟缁岜碚骱蜕缁峥占淞α磕扇胙芯渴右埃⑻骄克窃谏缁嵯质抵屑烫嬗牍泊娴谋缰す蹋蚩梢远灾泄某钦蚧捌湎质狄夂竦酶畹睦斫狻４诱飧鲆庖迳侠此担缁峥占浞治龇妒娇梢砸越瞎惴旱睦砺酆途槭视眯园镏颐且愿犹质档姆绞嚼斫庵泄某钦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