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3月召开的第12届全国人大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了他第十份也是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当他宣读完报告全文时，与会的三千名代表向他报以热烈掌声；这不仅仅是出于例行礼节，更对温家宝作为中国国家政府领导人所取得成就的赞誉与致敬
然而自那以后，对温家宝领导能力——尤其对其国家经济管理能力——的评价就出现了极大分化。支持者们坚持认为是他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向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转型，而反对者们则指责他未能兑现实现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承诺。如今随着温家宝的继任者李克强开始尝试推动深层次体制改革，对前者政策决策的理解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温家宝最具争议的经济政策就是其政府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所实施的4万亿人民币（约合5860亿美元）刺激计划。虽然该政策成功维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也因此受到了广泛指责，认为这是最终导致了货币过度扩张的一次过激反应。
事实上，当时出现的银行贷款高速增长令中国的M2（衡量货币供应的广义数值）大幅飙升，从2008年相当于GDP的150%上升到如今的约200%（超过100万亿人民币）。对中国经济大规模注入流动性不但催生了大量地产泡沫和过剩产能，也导致负债增加，地方政府和企业负债状况尤为严峻。
在过去一年半以来，李克强领导下的中国政府都在着手通过深度调整中国行业结构，压低过剩产能，限制贷款数量，严控影子银行部门以及遏制房地产投资来应对上述挑战。虽然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功，但也付出了牺牲经济增长的代价。即便目前7%的经济增长令人满意，却也远低于2008年前所取得的双位数增长。
考虑到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以及长期的人口构成变化趋势所导致的劳动力供应下降——2008年前的增长率必将无法重现。但对于李克强来说，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而非不可持续的信贷驱动型增长模式——才是国家实现高收入阶段的关键，因此降速也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对温家宝刺激政策的评估不应仅局限于增长与改革之间的权衡。因为该政策同时也帮助扩大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并借助稳健的国际收支状况，巨额外汇储备和稳定的货币增强了自身外部金融实力，最终为李克强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创造了空间。
与此同时，世界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资产相对价格的转换。随着发达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导致资产价格下跌和汇率下行，中国的国际购买力反而有所增强。这些再与温家宝的刺激政策相结合，就大大强化了中国的投资和金融实力。
像新西兰或者秘鲁这些无法依赖发达国家实施出口的国家都与中国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同时当发达国家削减自身对外投资规模之时，中国开始逐步向全球经济注入急需的资本。
事实上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始寻求改善对华双边关系以获取中国资本。举个例子，当牙买加在1999年遭遇货币汇率急跌，失业率飙升以及由政府负债问题引发的严重银行风险时，其传统贸易伙伴美国和英国都拒绝出手相助，于是牙买加政府转而向中国求援，后者则提供了1.38亿美元贷款协助重振经济。
预计到明年，中国的年对外投资额将达到1000亿美元，与其投资流入额逐渐靠拢。相信不用多久，中国就能实现从商品净出口国向资本净出口国的历史性转型。
但中国的对外金融举措并不会止步于此。在2009至2010年间中国也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了巨额投资——中国人民银行在2009年宣布将购买高达32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种准货币），相当于约500亿美元货币。在同一时期，中国签署了多项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提供了多笔政策性贷款和特别资助，并对区域性投资基金进行了注资。
在未来几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将进一步加深。全国人大已经讨论拿出一部分外汇储备去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样一个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将致力于增强发展中国家采购中国商品的能力，也能推动一个更广泛的发展议程。一些中国央行官员甚至提出要建立一个超主权财富基金来执行发展中国家投资。
中国的持续发展需要其不断扩大对外援助的能力和影响力。全球金融危机极大加速了这一进程，迫使中国领导人自发地通过经济结构转型去寻求实现该进程。在这个意义上，温家宝其实是为李克强创造了一个宝贵的开端。
作者介绍：
张军，1963年生。经济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兼任上海市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世界经济文汇》主编，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香港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安徽大学兼职教授，华东理工大学兼职教授、陕西财经学院客座教授和南京经济学院客座教授等。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经济学季刊》（CCER）等多个全国学术刊物的学术编委和丛书的主编或副主编。
自1994年开始，他开始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工业转轨，学术足迹遍步国内、欧美和亚洲各地。他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中国社会科学》以及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East Asian Review 等国内外经济学刊物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论文，并出版了《工业改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分析》等数部著作。他还翻译和主持翻译了《公共选择》、《法和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市场的微观结构》等8部著作，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