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感是人们渴望稳定、安全的心理需求，是一种使人放心舒心、可以依靠和信任的事物或事件。有安全感，意味着身心健康和生活秩序不会受到干扰，意味着对身体状况和心理风险的有力把握，意味着对生命、生存、生涯、生活的有效掌控。然而，在我国快速发展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会面临诸多不安全感的诱因，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交通事故、信任危机、道德滑坡等。这些扑面而来的不安全信息，提醒人们正处于一个安全感有所缺失的社会，需要国家和政府予以高度关注与重视。人民日报曾刊文称“‘安全感缺失’似乎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并追问：“淡定都去哪儿了？”（刘阳，2014）面对这个不太安全的社会，提升国民的安全感是提高国民幸福感整体水平的有效途径（张倩红、马献忠，2015），也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对国民安全感缺失的原因进行分析与探讨，也就当然成为社会转型期中社会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安全感”这一概念，最初由心理学中精神分析学派提出。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个体生命早期是形成安全感的决定时期，成年后的许多心理障碍都与幼年时期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安全感有关（沈学武、耿德勤、赵长银，2002）。弗洛伊德关于安全感的论述，主要散见于他的焦虑学说中，他认为焦虑是由于安全感的缺失而导致的。婴儿出生时与母体的分离导致了最初的“出生焦虑”，这是此后一切焦虑的原型（弗洛伊德，2009）。如果在口唇期时，婴儿能够与母亲建立良好的母婴关系，则会获得安全感，并会持续到之后的生命过程中。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埃里克森，他比弗洛伊德更重视社会环境对人格形成的影响，但其提出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同样认可早期经历对安全感形成的作用。埃里克森认为，0—1岁（即弗洛伊德所说的“口唇期”）是安全感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婴儿的心理社会危机为基本信任对不信任，如果这一危机解决失败，婴儿则会认为世界充满了危险，导致安全感的缺失（王家军，2011）。另外的一些精神分析学派心理学家也都对安全感的内涵进行了理论探讨，虽然角度不同，但基本认为生命早期的母婴关系是影响安全感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认为，精神分析学派在安全感理论的建立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但其过于注重早期经历的倾向也受到后来研究者的抨击。
精神分析学派最早提出了“安全感”的概念，但最早对“安全感”进行定义并进行系统阐述的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马斯洛认为，心理安全感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特别是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的感觉”，这一定义也受到了后来研究者的广泛认可（安莉娟、丛中，2003；姚本先、汪海彬，2011）。在他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安全需要是最基本的心理需要，其重要性仅次于生理需要。与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相似，马斯洛同样认为安全感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马斯洛曾提出了心理健康的十条标准，第一条就是要“有足够的自我安全感”。另外，马斯洛还为安全感的测量做出了贡献，他曾编制了《安全感——不安全感问卷》（Maslow、Hirsh、Stein&Honigmann，1945），这一问卷直到现在仍被一些研究者修订使用（曹中平、黄月胜、杨元花，2010）。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国内有研究者认为，安全感是心理健康的基础，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制感（安莉娟、丛中，2003），并据此编制了《安全感量表》（丛中、安莉娟，2004）。
随着安全感研究的不断深入，“安全感”从一个完全的心理学概念开始逐渐拥有了社会学属性。社会学对于安全感的研究最初集中于公共安全领域（公安部“公众安全感指标研究与评价”课题组，1989；王智民、郭证，1992），国内的研究者通常将这种安全感称为“公众安全感”（国外通常称之为“犯罪恐惧感（fearofcrime）”，多数研究者视两者为同义词），即“居民对社会治安状况及自身安全感受的综合评价”（林荫茂，2007）。研究发现，公众安全感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因素是个体对自己受到犯罪侵害的风险知觉，另一个因素是对遭受犯罪侵害后果的评估（Hale，1996）。可以看到，公众安全感一方面是不同于客观安全状况的心理变量，个体是否拥有较高水平的安全感并不完全取决于所处环境的安全程度，另一方面，公众安全感也确实会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
而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进一步推进，居民对于安全的需要不仅仅停留在社会治安层面。在犯罪以外，如食品、环境、交通等领域均充斥着许多不安全因素。J·维尔认为在“不安全时代（insecuretimes）”中，对安全——不安全的区分应涵盖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五个领域，即个人、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Vail，1999）。国内有学者认为，提升居民的安全感应着力保障居民的经济安全、生活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心理安全（郭少华，2013）。另外，在管理学领域，国内外研究者对组织情境中的工作不安全感进行了大量研究（胡三嫚，2007），这也可以看作是安全感这一概念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由此可以看到，对于安全感的研究从心理学逐步扩展到犯罪学、社会学等领域，但心理学与社会学对安全感的定义似乎存在较大差异。心理学取向的安全感更加注重个人特质，强调幼年成长经历对安全感形成的影响，而社会学取向的安全感则更强调社会环境对个体安全感的作用。实际上，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也互相从对方领域的视角来看待安全感。如，新精神分析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弗洛姆，就从社会的角度对现代社会中人的安全感缺失进行了分析。弗洛姆认为，尽管现代化的过程提高了西方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却给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危机”与不安全感。因此，弗洛姆主张通过社会变革来提高现代人的安全感（许燕，2009）。而社会学家吉登斯则充分借鉴了埃里克森的理论，指出基本信任是形成“本体安全感（ontologicalsecurity）”的基础，而本体安全感则是自我认同的生长点（张廷赟，2010；赵潺潺、易海威，2009）。在现代化的“风险社会”中，本体安全感是一种内在的安全感（王俊秀，2008），是人能够应对外界风险与不安全的基础。
因此，安全感同时具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属性。有研究者认为，心理学取向的安全感是一种特质安全感，社会学取向的安全感是一种状态安全感，分别属于安全感的情感层次和情绪层次（姚本先、汪海彬，2011），从而实现了两种取向安全感的整合。以此为依据，对当前中国社会国民安全感缺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就应该从心理和社会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既要看到社会安全程度的客观性，又要重视个体对安全的主观体验，这样才能找到国民安全感缺失的心理与社会根源，从而找到提升国民安全感的途径与对策。
安全感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心理需要，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位居第二，仅次于生理需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如今却成为了稀缺品。其标志就是人们对事件和生活缺少掌控感，无可奈何，无能为力，只能听天由命。有一个夸张的段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到新开的菜馆吃顿地沟油炒的菜，来一盘避孕药催大的香辣鳝鱼，再来一盘臭水沟捞来的麻辣龙虾，还有个农药高残留的清炒菠菜，老板上一杯重金属超标100倍的春茶，再喝点含甲醛的啤酒。尽管这个段子存在夸张的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民众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而食品安全仅仅是各类危及民众安全感因素中的一种，国民在其它领域的安全感同样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因此，我们课题组在2015年1月18日至2月20日发放并回收了217356份网络调查问卷，以期对国民安全感的现状与特点进行调查。
网络调查结果表明，以1—5分来评定公众的安全感，1分为最低，5分为最高，217356名被调查者在8个项目上总体的安全感平均分为2.82，相对较低，且突破了及格底线（图1），这有力地说明了现阶段公众安全感的严重缺失。特别是食品安全、自然环境和隐私安全上的得分，远低于平均分，且存在着显著差异，表明了公众对于食品质量和环境污染等物质生活方面的巨大担忧，也包括个人隐私等精神层面的担忧，这实际上是对自己身心健康安全的关注和忧虑。
图1平均安全感水平（略）
（注：图表中数据均系2015年1月18日至2月20日217356份网络调查问卷结果整理而成，下同）
从这一调查结果，可以析出国民安全感缺失的三个原因。第一，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个体生理安全，国民食品安全感的缺失反映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重视，这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相符合。第二，与食品安全属于生理需要不同，隐私安全属于尊重需要，这是最高层次的缺失性需要，仅次于自我实现的需要。这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仅仅保障温饱、人身安全等低层次的需要已不能使人民满意，广大国民已经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有研究者认为，在社会发展的“温饱阶段”，人民的主要需要为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而“小康”是“温饱”与“富裕”中的过渡阶段，在“小康阶段”，人民的归属与爱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也必须得到满足（赵兵健，2012）。第三，国民安全感的缺失带有时代的印记。近段时期，人们对改善自然环境的呼声日益强烈，这必然与当前的自然环境恶化存在联系。可以看出，国民安全感的缺失现状既符合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又与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
安全感缺失，这是现代人都会有的感受与体验，其强烈程度与成长环境和现实生活环境有关。人们的内在动机、心理需求、心理预期和人格特点等心理因素，以及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等环境因素，特别是人口学变量都会影响人们安全感的满足程度。为此，我们课题组在对国民安全感现状进行调查的同时，还考察了不同人口学变量间安全感的差异，并对国民安全感缺失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一）年龄与安全感
不同年龄对安全感的感受和体验是不同的。网络调查表明，在家庭财产和人身安全方面，中年人安全感最高，老年人最低；在交通、医疗、食品、就业、隐私和自然环境安全方面，老年人安全感最高，中年人最低（图2）。相比于中年人和老年人，青年人在安全感的各个方面都居中，这说明青年人对现实生活中的安全感基本满意。相比于青年人和老年人，中年人在家庭财产和人身安全两方面安全感高，而在交通、医疗、食品、就业、隐私和自然环境安全等方面安全感较低，说明他们虽对个人和国家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但对目前自己所面临的现实安全环境显然不太满意，这可能也与中年人的生活压力有关；相比于青年人和中年人，老年人在家庭财产和人身安全两方面安全感较低，而在交通、医疗、食品、就业、隐私和自然环境安全等方面安全感较高，说明他们的感受正好与中年人相反，对目前自己所面临的现实安全环境基本满意，但对个人和国家未来发展表示了某种担忧。
图2年龄对安全感的影响（略）
不同年龄群体在安全感上的差异不仅符合心理的发展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转型对人安全感的影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由于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总体上看，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在生活方式上的改变程度显然是不同的。老年人的认知趋于老化，信息加工的能力与速度有所降低（李川云、吴振云，2000），并表现为学习能力的下降，思想趋于保守，在接受新事物上落后于中年人和青年人。因此，老年人仍然非常担心较为传统的家庭财产和人身安全，而对其它新兴领域是否安全并不是很关心。而青年人对社会中新生事物的关注程度较高，对新的科学技术有较强的控制感，进而表现出适中的安全感；中年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力，在生活中存在着较大压力，一方面需要适应新的社会发展潮流，另一方面又不像青年人对新生事物那样精通，这也是中年人在交通、医疗、食品、就业、隐私和自然环境安全等方面存在较低水平安全感的原因。
（二）职业与安全感
不同职业、不同阶层在安全感方面有不同表现。在家庭财产、人身安全上，大学生和公务员最高，低保群体和北漂最低；在交通安全上，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最高，低保群体和农民工最低；在医疗安全上，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最高，北漂、低保群体和农民工最低；在食品安全上，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最高，北漂、企业员工和农民工最低；在就业安全上，公务员和知识分子最高，北漂和农民工最低；在隐私安全上，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农业劳动者最高，北漂和低保群体最低；在自然环境安全上，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最高，北漂和农民工最低（表1）。总体上看，大学生、公务员和知识分子安全感较高，北漂、低保群体和农民工安全感较低。这也符合实际情况，说明提高北漂、农民工等非体制内的弱势群体的安全感是国家和政府的当务之急。
表1职业对安全感的影响（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身份的弱化，“单位制”逐渐开始解体，社会所提供的“铁饭碗”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研究者认为，过度竞争是工作不安全感的一个维度（胡三嫚、李中斌，2010），当今社会中激烈的竞争是导致公众不安全感的一个重要原因（王一多、孟昭勤，2002）。在这种情形下，体制外的工作人员往往比体制内的工作人员有更大的竞争压力，从而体验到更大程度的不安全感（甘乐平，2003）。在当今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优先寻找体制内工作的倾向。弗洛姆认为，这是人们为了躲避不安全感而选择的“主动从众（automatonconformity）”。北漂、低保群体和农民工是体制外的弱势群体，除了没有“铁饭碗”的承诺以外，在经济上同样处于较为困难的水平，这两方面的压力共同导致了他们安全感的缺失。
图3教育程度对安全感的影响（略）
（三）教育程度与安全感
人们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安全感的表现特点。网络调查表明，从总体上看，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公众安全感的各个方面有逐步下降的发展趋势（图3），这与前人的研究相一致（王俊秀，2008）。具体来说，除家庭财产和人身安全外，在交通、医疗、食品、就业、隐私和自然环境安全方面，初中及以下交化程度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相比，文化程度越低安全感越高，文化程度越高安全感越低。在食品安全、隐私安全和自然环境安全方面的表现尤其明显。这可能与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数量，以及对安全感知识的认知、理解和掌握有关。根据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贝克，2004），知识水平对个体的风险认知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其风险认知水平也就越高，因此有着更低的安全感。
（四）经济收入与安全感
经济收入对安全感有不同影响，这颠覆了我们的传统认识。网络调查表明，随着经济收入的不断增加，人们的安全感并没有出现不断提高的发展趋势，而是各有千秋、各具特色（表2）。具体来说，月收入一千元以下的低保群体，他们的家庭财产、医疗安全、食品安全和隐私安全、自然环境安全最高，但人身安全和就业安全感最低；月收入一千至一万元的中等收入阶层，他们的人身安全、交通安全和就业安全随着收入增加而提高，食品安全和自然环境安全随收入增加而降低；月收入一万以上的高收入群体，他们并没有特殊的表现。
表2经济收入对安全感的影响（略）
之前的研究表明，经济收入与安全感之间是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的，经济收入越高的人，他们的安全感也就越高（李锋，2007）。我们的调查发现，最缺乏安全感的是月收入一千至三千元的低收入阶层，这体现了经济收入在安全感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部分人群在上述安全感的各个方面几乎都是最低的，这应该引起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值得注意的是，收入更少的低保群体的人身安全感和就业安全感最低，而其它领域安全感均处于较高水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类的心理需要确实是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逐步提升的。研究者认为，对于月收入一千元以下的群体而言，对外界的控制力较低，并且存在安于现状的心态，因此，他们除了对人身安全和就业安全过于关注之外，在其它领域并没有体验到较强的不安全感（徐勇、项继权，2008）。
三、发展与改革：影响国民安全感的双刃剑
安全感是一种主观的心理变量，但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从个体心理的角度来看，安全感是人获得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途径；从宏观的社会层面来看，国民安全感的缺失将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重大隐患。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安全感的变迁也必然要被打上社会转型的烙印。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转型持续进行、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的形势下，紧紧把握时代脉络，在“社会变革的波涛起伏之中”探析国民安全感缺失的原因是社会心理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以现代化和市场化为主要特点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必经阶段。在发展的过程中，国民在一些领域的安全感获得了提升，如我们的调查发现，家庭财产的安全感相比于其他安全感处于最高水平，这表明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与人均收入的增加使公众不再为经济安全过度担忧。但在另一些领域，社会转型的过程却使国民安全感水平降低。例如，经济的增长也使我国的自然环境进一步恶化，导致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安全感不足，这是经济发展导致国民安全感降低的直接体现。另外，经济的增长也使人们所关注的安全领域发生了转移，人们在精神层面上的需要越来越强烈。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个人的隐私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而对隐私安全的关注正体现了人们的需要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渐从物质向精神层面发展。
贝克认为，随着现代化过程的不断推进，人类社会正在逐渐步入一个“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充满了矛盾与不确定性（徐勇、项继权，2008），由此形成的不安全感正是风险社会的核心特征（贝克，2004）。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范围内大部分国家可能都要经历现代化过程所引发的安全感缺失。然而，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与西方国家又有许多不同。最根本地，中国三十多年的社会转型是在不断的改革过程中进行的，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与体制改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经济体制的变革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最根本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体制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直到如今这一市场化的过程仍在持续进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中的经济资源被重新分配，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引下，国民的收入差距被逐渐拉大，社会流动机会减少，这是导致国民不安全感的一个重要诱因（卢汉龙，1996）。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从“决定性”向“交易性”的转变（李路路，2008），利益冲突的解决从体制内部转移到了市场环境中。尽管我国已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但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却还没有得到完善（宋宝安、王一，2010），这使得在改革过程中获利较少的群体，甚至如下岗工人等利失群体无法从体制的变革中获得安全感。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外，中国的社会转型同样伴随着强烈的政治体制改革。随着二元户籍制度和人事管理制度的逐渐松动，居民的政治身份终身制得到打破。在这一中央集权弱化的过程中，公民的个体自主性得到提高。现代化的过程使中国社会开始步入“个体化社会”，社会和个体双重碎片化（王力平，2013）的现象使得风险与安全成为了个体化的（阮明阳，2010）。也就是说，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在制造并承担着社会风险，并构建着自己的“本体性安全”。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所带来的自由使人感到孤独，并引发人的不安全感，进而导致了个体躲避自由的倾向（俞伯灵，2003）。在我们的调查中，体制外的“打工”人员相比体制内工作人员而言有着更高程度的“自由”，并表现出了较高程度的不安全感。这表明，尽管政治身份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减弱，但仍在影响着公众的安全感。
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并行的是人们思想意识的变迁。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的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大体看来，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三种价值观类型，即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及传统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魏晓笛，2002）。各种价值观之间的碰撞导致了当前社会中的道德失衡，而西方价值观尤其给我国社会带来了强烈冲击。例如，在我国当前社会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拜金主义倾向（史少博，2010），一些人过于看重物质的价值，在追求物质利益的过程中丧失了对精神价值的肯定。有学者认为，物质主义是一种满足安全感需要的策略，但由于其不能满足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最终使个体感到更深刻的不安全感（李原、李朝霞，2012）。所以，当前社会中对物质的过度追求也是导致国民安全感缺失的重要原因。
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让国民具有充足的安全感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而发展与改革过程又都对国民安全感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社会的发展满足了国民部分的安全感，但也使国民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安全需要；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的过程给了人们更多的自由，但也带给人们更多的迷茫。如何在“风险社会”中保持安全感、如何在个体化的社会中获取“积极的自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而如何将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如何保障因改革而被边缘化的群体的切身利益，则是国家和政府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四、提升国民安全感的对策与建议
现代社会中，世界各国都在千方百计地保护财产安全，维护人身安全，保证交通安全，加强医疗安全，提高食品安全，促进就业安全，保障隐私安全，重视自然环境安全，并以政策、法律、条例、规范和制度等形式固定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类正日益面临不安全感的威胁和胁迫，正在不断寻求更高层次的安全感。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其既具有世界风险社会的普遍特点，又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肖瑛，2012）。有鉴于此，这里提出以下几条对策与建议。
国家和政府要树立大安全观。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国家安全固然重要，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但事涉民生的财产、人身、交通、医疗、食品、就业、隐私和自然环境安全也不可忽视，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目前，我国公众的安全感形势十分严峻，已突破了及格底线（均分2.82），这会严重影响国家安全。因此，国家和政府必须树立大安全观，正确处理国家安全和公众安全的辩证关系，进一步认识到公众安全感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把公众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重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又要兼顾公众安全，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一方面统筹兼顾，协调各方面、各部门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要釆取各种措施，不断改善民生，加强社会保障，营造安定的生活氛围，让公众少一些生活无力感与无奈感，多一些稳定感与控制感，务实提高公众的安全感。
国家和政府要加强公众安全感的顶层设计。提高公众安全感，关键在于相关的政策法规和制度建设。国家和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时，要根据公众的年龄、职业和经济收入等特点，注意点面结合，有的放矢。对老年人，要设法提高他们的家庭财产和人身安全感，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靠；对中年人，要切实提高他们的交通、医疗、食品、就业、隐私和自然环境安全感，使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提高；对青年人，要加强提高就业、隐私和自然环境安全感的力度，使他们能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特别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知识分子在公众安全感方面的示范作用，重视北漂、农民工和低保群体的安全感，政策上有倾斜，解决问题上有重点，引导他们积极追求较高水平的安全需要；同时各级政府也要切实为他们排忧解难，适当缩小贫富差距，遏制弱势心理的蔓延，帮助他们走出生活困境。国家和政府要加强相关政策、措施的顶层设计，大力发展经济，着力改善民生，进一步完善财产、人身、交通、医疗、食品、就业、隐私和自然环境安全的法律规范，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需要；以壮士断臂式的英勇，加强违法违规的惩治力度，强化岗位责任制和问责制度，建立长效的安全责任追究；努力体现和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提升公众的安全感、群众的满意度和人民的幸福感，切实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社会舆论要坚持正确的安全感导向。要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在财产、人身、交通、医疗、食品、就业、隐私和自然环境安全的监督作用，引导北漂、大学生等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群体有明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规划，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以自我实现和幸福人生为目标，建立生活的秩序、找到生活的节奏，追求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安全感的均衡。社会舆论和主流媒体要使公众意识到，人在情感上找不到安全感的时候，便会追求物质上的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人，更易被流言谣言打动，更易把自己的权利和命运交给他人，更易对周围的人和事持怀疑否定态度，也更易陷入不安全的恶特性循环中。同时，社会舆论还要积极引导公众正确认识自己，自我认同与自我接纳，建立合理的自我评价体系，减少与避免与他人的无谓比较，追求内心的安全与充实；社会用充满爱的联结和支持系统，构筑合理、持续和稳定的安全堡垒，公众则用发展的观点看待自己的各种安全需要，并积极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毫无疑问，对国家和政府来说，安全感是实现“四个全面”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物质基础；对个人来说，安全感则是人生幸福和快乐生活的心理基础。可以说，安全感源自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源自人民群众的心理需要。因此，我们必须从社会和心理两个层面共同着手，切实提升国民的安全感。“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从这个角度看，提升国民安全感本身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筑牢的心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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