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冠冲击下的超高赤字率和超级债务货币化
新冠病毒正在全球肆虐，并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大规模的稳定和刺激经济的方案。美国政府于三月下旬出台了史上最大规模应对方案，数额达2万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10%，并且意犹未尽，又于四月下旬追加了近5千亿美元。美国不少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认为，未来将需要进一步的救助和刺激措施。日本也推出了史上最大规模应对方案，总额原本为108万亿，但四月下旬又升格到117万亿日元，不过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20%多而不是10%。欧洲各国也有类似方案，如西班牙的方案也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英、法、德、意等国方案的规模都不小。我国的应对方案相对温和，但也发行了抗疫特别国债，并动用了央行对企业发放再贷款这样非同寻常的货币工具。
如此多的宏大方案，需要投入巨额资金，钱从哪里来？我国政府债务还算适中，但许多国家的政府早已债台高筑，所以只能是增加赤字，大发国债，而央行又进行相应的货币操作，所以最终是钱从央行来。美国财长在四月下旬宣布，美国2020财年的赤字率将达到18%。美联储自2008年之后经历了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虽在2017年至2019年间一度主动收缩资产负债表，但后来不了了之，而美国新冠疫情爆发后，很快又转向无限量的货币宽松政策，大量持有国债，资产负债表在一个月内就膨胀了2.3亿美元，到四月底已超过6.6万亿美元，预计下半年会达到10万亿美元左右，这样的速度和规模令人瞠目结舌。要知道，美联储在2008年之后近十年的扩表规模大约为3万多亿美元，2020年之前近两年的缩表规模大约为5千美元。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及央行正在采取类似政策。在法国，政府宣称2020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9%。在德国，第二季的发债规模将比原计划增加三分之一左右。在意大利，政府不仅要大量发行长期债券，还大声呼吁欧盟发行专门的联合债券——“新冠债券”，而分析人士认为这最终会让欧洲央行为成员国债务买单。在日本，央行宣布撤销购买国债的上限，并显著增加购买企业债券和商业票据的规模。显然，这些主要经济体，正在实行超高赤字率，以及超级债务货币化。
过去十几年里，其实已经有不少国家大步迈进在债务货币化的道路上，许多人对这个问题逐渐变得麻木，而新冠冲击似乎使更多人对近来的超高赤字和超级债务货币化方案不以为意，反而认为这才是扶危济困所必须的方案。诚然，抗疫、救助、刺激经济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令人担忧的是，一两个国家带头迈出超高赤字率和超级债务货币化的步伐，其他国家很容易竞相跟进并放胆加码，形成逐底竞赛局面。新冠病毒蔓延，难道可以为进一步大踏步放宽财政纪律和货币节制洞开方便之门吗？难道这样做真的不会转化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或市场巨震等问题吗？难道政府真的不用理会与企业破产类似的风险吗？
二、新巫毒经济学政策的传染性或强于凯恩斯主义政策
也许有些国家的政府会略觉迟疑和为难。但是，经济学界却已经有人给政府提供了摆脱迟疑和为难的一个现成的崭新理论，这就是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货币起源于债权债务关系并对其进行记账，由于政府垄断了主权货币发行，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来还债，所以政府不可能对以本币计价的债务违约，主权政府在主权货币制度下不会破产。这与完全不同于主流货币理论所强调的央行独立论、赤字有害论。这个理论在过去一两年里已经得到了一些政治人物的热捧，如美国就有国议员强调，应该采用现代货币理论以增加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公共开支，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曾要求就现代货币理论在美国运用的可行性举行听证会，美国民主党总统初选竞争者桑德斯也对这个理论青睐有加。1929年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而新冠疫情冲击波之下，现代货币理论是否会开启新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并一步一步成为经济学理论的“正派名门”？这值得认真观察。由于支持这一理论的不少人物都强调，可以以此途径大力增加医疗卫生支出、改进全民医疗卫生服务，可以预料，在新冠疫情时期以及后疫情时期，这一理论及其所倡导的政策有可能获得或明或暗的更大支持。
现代货币理论似乎已经在一些国家得到实行，表面上还没有出现主流货币理论认为会出现的问题，使得一些国外学者和政客对于实行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更加振振有词。例如，美国的年度财政赤字早已远超同年GDP的3％，联邦政府债务余额已经超过同年GDP；日本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就表现出财政赤字货币化倾向，在日本央行的支持下，该国公共债务水平达到GDP的大约2.5倍。但是，美国和日本的利率都很低，特别是政府借债利率非常低，此外它们的通胀率也很低。所以现代货币理论倡导者往往以日美为例来说明这个理论的可行性。不过有意思的是，可能是由于这个理论显得过于激进，一些决策者至少在口头上对其持否定态度，例如，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和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在2019年就表示，实行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会会严重削弱财政纪律，有很大风险，日本无意成为实验这一理论的平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他不会实施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美国国内也有不少人抨击这一理论，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借用三十余年前用于里根减税政策的“巫毒经济学”这个词汇，把现代货币理论及其倡导的政策称为新巫毒经济学（new voodoo economics）。
现代货币理论的头面人物并不理会这些猛烈抨击和贬义称呼，反而认为，这个理论必将从受到嘲笑和反对而逐步被认可和全面接受。客观地讲，现代货币理论对货币本质的阐述确有独到和深刻之处，对恶性通胀的解释也有更多视角，数字货币出现的确会改变人们对货币和货币政策的传统认识，它未来是否会成为主流学派也还需要观察，因为一些学者还在继续修订和发展这个理论。但是，只要全面分析过去的事实，这个理论所描绘的高额赤字货币化无害论是不成立的。绝大多数支持现代货币理论的学者都把日本作为这方面的一个正面典型。的确，日本没有受到通胀困扰，但日本经历了剧烈的汇率波动，这无论对于经济增长来说，还是对于国民购买力和财富水平来说，都属于严重的风险因素。此外，在2020年之前的十年里，日本证券市场的价格水平显著上升，也构成重大风险隐患；房地产价格上升幅度也不小，尽管这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恢复性上涨，但无疑也是一种货币现象。日本在过去十几年的历史也表明，现代货币理论在促进增长方面并没有发挥积极作用。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日本低增长和低通胀的根源，是过去十多二十年里生产率增速以及实际工资增速过低。此外，日本还存在其特殊的人口结构所导致的问题。一些研究还表明，日本长期实现超低利率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客观上帮助了大量低效企业和僵尸企业维持生命，阻碍了企业部门的重组和生产率提升，这意味着过于宽松的宏观政策不仅带来总量维度的问题，也导致了市场扭曲这样的微观维度的问题。
的确，同样陷入财政赤字攀升和政府债务货币化的美国，也没有出现严重通胀和政府债务危机，而且其增长表现比日本和欧元区要好得多。但是不要忘记，美国在目前情况下尚可以例外，其他所有国家都不可能效仿，这是因为，美联储在较大程度上被许多国家视为实际上的世界央行，这些国家需要美联储发行的美元，甚至在面临全球重大危机和风险时反而会抢存美元，即使美国经济也陷入这个危机和风险中。从世界央行的角度来看，美联储目前的资产负债表仍然不算膨胀得很厉害。但是，是否有一天，其他国家不再将美联储视为世界央行，或者不是唯一的世界央行，那么美元就麻烦了。从这个角度而言，哈耶克主张货币发行的竞争化，有一定道理。
对于其他高收入国家而言，绝不会如此安然无恙。虽然有一些学者认为，高收入国家哪怕赤字高企，也不会那么轻易出现严重的政府债务危机。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欧猪国家”的政府债务危机不应该被忘记，它们的政府债务不断堆积所造成的结构性问题到现在也难以有效化解，而且有些国家的通货膨胀也较严重。一些经济学家提醒，虽然一段时间以来市场利率很低，但金融市场具有很强的易变性，不知道哪一天，市场情绪发生突然变化，政府借债利率急剧上升，那将带来风暴。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全球化环境中，它们的金融市场或多或少具有开放性，至少会受到全球金融市场的传染，它们的主权债务违约等方面的风险绝不容忽视，过高的赤字率，过度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所酿成的苦果会只会由它们自己而不是由发达国家吞食，尽管吞食时间是未来而不是现在。
现代货币理论比凯恩斯主义走的远得多，传染性或许更强。在新冠冲击波之下，如果所谓的新巫毒经济学真的成为各国竞相接受的全球性政策，后果难以预想。笔者曾反复审视一些国家较长时期里的储蓄率、通胀率、利率、汇率和经济增长率这“五率”之间的变动关系，也阅读了不少研究文献，但总是难以找到可描绘的确切规律，换句话说，理论家与其声称能够预测有关政策的未来结局，还不如敬畏对未来结局的不可知。反而是普通老百姓，也不搬弄什么理论，但懂得这样的简单道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新冠冲击使许多国家的经济和民生陷入巨大困局，人们对当前生计的担忧、企业对当前脱困的期盼，会让位于对债务政策远期副作用的思虑，所以政府很容易采用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即使政府并不使用现代货币理论这一词汇。更麻烦的是，这个理论被一两个、两三个国家所大胆采用，其他国家很可能会纷纷跟随，最后真的会像病毒那样具有很强的传染性，那就坐实新巫毒经济学这个贬义称呼了。在暂时还没有出现债务危机和严重通胀的情况下，政府增加债务和将债务货币化的胆子会变得越来越大，国家之间还可能竞相加码，将全球经济政策带向逐底竞赛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不知通向何方。再加上国家之间可能强化“以邻为壑”思维，并在失业率高升、市场动荡、民怨堆积的情况下推出转移视线和相互“比狠”的政策，各国的货币、汇率、民生、金融市场、产业体系、国家治理都可能陷入剧烈摩擦和调整之中，从而使未来的全球局面和全球化规则充满巨大不确定性。
三、结构性改革才是根本途径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虽然政府的赤字率和债务率不算太高，但也需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我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也不小，曾长期高于美联储资产表，而我国GDP规模并不如美国。我国的资本账户离真正开放还比较远，我国央行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被其他许多国家视为世界央行。从增长趋势看，我国经济增速的边际放缓总体而言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如果斜率较大，将很不利于对财政预期和对货币预期的改善。我国政府的确有很多资产，譬如国有土地及国有股权，但是，这些资产的价值最终还是取决于它们未来所能创造的产出，而不是现在的市场交易价格。
所以，现代货币理论所倡导的政策即使难以避免地在全球蔓延开来，也希望它不要蔓延得太猛烈，更不要伤害到我国的长期发展。这个理论的创立者将中国也列为实践现代货币理论的典型，这明显属于罔顾事实的夸夸其谈。一些学者可能会认为我国产能过剩严重，而且快速形成产能的能力很强，所以不应担心以CPI衡量的通胀问题。但是，如果将我国的资产价格，特别是房产价格纳入考虑之中，就会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图画，而放任房价高涨、非实体部门急剧膨胀、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剧烈波动，不但会伤害近期发展也会带来远期风险。这个理论还声称，政府部门的赤字，实际上等于非政府部门的盈余，即使赤字再多，整个经济并没有出现亏空，当通胀率过高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税收或消减支出而抽走多余货币。显然，这个理论忘记了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是很难进行财富转移的，而我国的宏观税负已经不低。诚然，在当前情境中，抗击新冠病毒，纾解民生困难，稳定和提振经济，改善卫生体系，的确需要钱，而且基础设施适度超前建设也确有必要，所以政府增加债务完全可以理解，但正如孔子所言，“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抗疫，还是发展经济，需要从事艰辛细致程度远甚于发放货币的大量工作，例如，追踪和切断传染链以控制疫情，接通供应链的断点，帮助贫困群体脱贫，都不知比拧动货币阀门艰辛多少，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试图以货币大放水的方法来回避那些艰辛细致工作，实际上是一种偷懒政策。从根本上来讲，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要保持较好的经济增长率、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较稳健的交易市场，要增加公共开支以强化医疗卫生体系和改善民众福利，最终还是要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其背后是大量人口来从事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的经济活动并获得回报，而别无讨巧的他途。实现这一点，需要攻坚克难地推进结构性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