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全球能源经济正经历从“碳氢分子到电子”的快速转变，即从化石燃料转变为可再生能源和低碳电力。那么，这一转型将对传统的石油出口国和当下的石油地缘政治带来何种影响？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于2019年8月14日发布题为《未来石油需求的地缘政治启示》（The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Future Oil Demand）的报告，试图解答上述问题。该报告研究了历史上的能源转型、当下的能源转型及其触发和强化因素、包括能源领域建制派在内的多方人士对能源转型的态度、当下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启示。报告认为，如果目前向可再生能源和低碳电力转型的速度超过能源领域建制派的预期，石油出口国和石油地缘政治都将蒙受相当严重的影响。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是一家英国智库，成立于1920年，总部设在英国首都伦敦。又据其所在建筑物名称，通常被成为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其使命为帮助政府和社会建设一个安全、繁荣和正义可持续的世界。
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2019年1月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8》（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全球顶级智库（美国和非美国）”分类排名中列第7位。
作者保罗•史蒂文斯（Paul Stevens），是英国邓迪大学（University of Dundee）荣休教授、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杰出研究员。研究专长包括国际石油市场、产油国发展、中东政治经济、发展中国家能源。
原报告正文计33页，除摘要外包括八个部分。以下是对该报告要点的摘译，除摘要之外的各小节标号与原报告不尽相同，原报告制图酌情选用。具体技术细节请参看原文。
发布该译文不代表我们认可原报告观点，请读者明察。
摘要
全球能源经济正经历着从“碳氢分子到电子”的快速转变，换句话说，从化石燃料转变为可再生能源和低碳电力。能源行业巨头和分析人士，也就是那些能源预测方面的“建制派”，严重低估了这一转变的速度和深度。一定程度上，这反映出既得利益集团主导着现有格局。相比之下，在化石燃料领域几无或毫无既得利益的金融部门则理解最新的进展，并正在着手实施转型。
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从木材向煤炭的转变，以及20世纪80年代法国大规模采用核能在内，以往的能源转型历史提供了分析这一趋势的有益背景。从市场巨变到技术变迁在内的各种因素触发了这样的转型，技术因素通常会强化转型。
今天，触发因素和强化因素清晰地呈现出相似的动态。当下的全球能源系统转型已经被触发，对气候变化的关切和对转向低碳经济紧迫性的认知是首当其冲的触发因素。在一些地区，城市空气质量日益受到关注，这已超越了气候变化范畴，成为推动政府政策转型的驱动因素。强化因素包括可再生能源价格下降和电动汽车快速渗透市场。下一次石油价格动荡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加上石油成品价格上涨与原油价格变动无关（有时这被称为“经合组织病”），都可能叠加到这些因素上。
如果向可再生能源和低碳电力转型的速度超过能源领域建制派的预期，石油出口国和石油地缘政治蒙受的影响将是相当严重的。例如，许多石油出口国未能减少对碳氢化合物收入的依赖并使其经济多样化，这将使它们在主要出口市场的石油和天然气需求减少时极易受到影响。中东和北非（MENA）地区国家尤其将暴露在风险之中，在这样一个蒙受2011年“阿拉伯之春”余波影响的地区，可能遭遇的后果包括，出现失败国家的几率会增加。该地区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暴动发生以来，显然一直未能根除这场运动的肇因。中东和北非地区政治和经济动荡加剧，也有可能给欧洲带来严重的移民问题。
过去120年来，石油地缘政治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的确，有些人认为，旨在获取和控制石油供应的地缘政治竞争制造了20世纪发生的大部分冲突。在当前的能源转型中，可再生能源的隐隐崛起很可能改变这一现状。可再生能源正被广泛使用和生产。目前，它们的供应既不受占据支配地位的化石燃料供应商议程的限制，也不受对战略性运输线路实际干扰的威胁的限制，用来贸易的资源通常沿着这些线路运输。
当然，可再生能源技术所需的某些矿物的供应确实受到一些限制，但这些限制与围绕石油供应的冲突很难相提并论，而且大多数这些限制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容易处置。因此，随着能源转型的进行，石油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将开始消退。
当一个经济体的主要能源从一个转换到另一个时，能源转型就会发生。历史上，能源转型往往在一国之内发生，偶尔在区域中发生。然而，在全球化的今日世界，最新的能源转型很可能同时影响多个国家。
1865年至1900年间的美国和1973年至1987年间的法国，这两个例子可说明能源转型的基本要素。
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时，木材占美国初级能源消费的80%，煤炭占20%。到1900年，煤炭占75%，木材约占大约20%。因需求急剧增长，商用木材日益短缺，这成为能源转型的导火索。
我们可以看到，1973至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在法国引发了对能源供应安全的巨大担忧。作为应对措施，法国政府出台了一个战略性决定：增加核能在发电中的比重，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并增加电力在全社会的使用范围（这造成供热用电增加）。
从这些乃至其他许多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涉及当前能源转型的启示。
首先，任何转型都有触发因素。一旦触发因素被激活，各种强化因素就会发挥作用。通过市场调整相对价格、政府干预或两者合力作用，都可能带来这样的结果。
第二个启示是，转型的时间跨度可能有很大变化。例如，英国家庭取暖方式的转变——从木材到煤炭——历时200多年。相比之下，如上文所述，法国转向核能仅用了15年左右。
本文认为，当前的转型将比许多人认识到的要快得多，而且最近的证据和经验也表明，“能源转型的速度可能比通常认为的要快得多”。
第三个启示是，目前的转型也比许多人原先认为的要更复杂。
第四个启示是，能源转型模式是从低能量密度资源向高能量密度资源转变。正是石油的能量密度使其格外具有吸引力，特别对运输部门而言。这一点会让人怀疑当前转型的速度，这表明其进展可能比本文证据显示的要慢。
当前的能源转型势必从依赖碳氢分子的能量系统转向基于电子的能量系统。从图1可以看出，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虽然仍占主导地位，但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组合中正逐渐占据一席之地。
图1. 全球初级能源消费（1965-2017）。右上图例，从上至下：现代可再生能源、水力、核能、煤、天然气、石油。
2.1环境触发因素：气候变化和城市空气质量
当前能源转型的最初触发因素是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关切日益升级。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首度表达了这方面的关切，由这个会议起步的一个政策背景促成了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达成和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的召开。在巴黎召开的这次会议达成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巴黎协定》的基本目标是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此需要减少碳氢燃料的使用。
不过，在过去几年中，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第二种环境关切即对城市空气质量恶化和燃烧煤炭和柴油造成的颗粒物污染增加的关切，已成为呼唤系统变革的触发因素。在许多国家，这一关切正开始取代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担忧，成为摆脱煤炭和石油的主要驱动力。
2.2强化因素：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声称，自2009年底以来，太阳能光伏组件价格下降了80%左右，与此同时，风力涡轮机价格下降了30%至40%。相比传统火电，可再生能源还有两大优势。首先，它们作为国内能源，不需要人们像对待进口碳氢化合物燃料那样对国际供应安全保持最高度的关切。第二，它们为消费者提供了更方便的电力接口，而无法接入电网是许多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
另一个强化能源转型的因素是电动汽车的兴起。图2呈列了两大著名预测机构对未来电动汽车在汽车总量或“汽车保有量”（即一个地区拥有车辆的数量）中渗透率的估计。每一条线代表给定年份的单一预测，我们将同一预测者在不同年份预测集中在一张图表，以显示预测随时间的变化情况。过去十年间，电动车的渗透率被大大低估。
图2. 两大预测机构对全球电动车保有量的预测。右上图例，自上而下：彭博新能源金融（BNEF）2018、2017、2016；英国石油公司（BP）2018、2017、2016。
随着电池技术的更快速发展，电动汽车成本不断下降，电动汽车的快速普及前景看好。2010年至2016年间，电动汽车的电池成本下降了73%，预计还会进一步下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政府与汽车厂商不断利用政策开发电动汽车，并逐步淘汰内燃机。
英国石油公司（BP）预测，每新增1亿部蓄电池电动车，将使石油需求每天减少140万桶，这个减少量占2017年能源总消费量的1.5%。
2.3“经合组织病”与石油产品价格上涨
“经合组织病”是指因70年代油价暴涨，经合组织各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制定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增加石油产品销售税，提高消费者端最终产品价格，从而鼓励消费者减少石油的使用。尽管这些税收旨在减少石油消费，但其背后还有另外一重动机：对石油产品征税是政府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
“经合组织病”现象必然引发这样的疑问：取消石油产品补贴——实际上是提高价格——是否也将抑制消费。自2014年以来，许多国家政府利用原油价格下跌的机会取消了高额补贴，而高额补贴是这些国家价格政策的突出特点。如果碳定价成为一项严肃的政策选择，提高了石油产品价格的某个进程也可能得到强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强化能源转型的诸多因素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例如，汽油和柴油成本上升将刺激电动汽车技术的进一步升级。类似的情形是，使用可再生能源供电的电网的电气化推动了对蓄电池的需求，而庞大的电动车保有量可以提供这样的需求。电动汽车电池技术的改进，使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可以用于电网。强化因素清单仍然可以列下去。
3.被夸大的长期石油需求
就本文而言，“能源建制派”（energy establishment）一词适用于国际能源署、欧佩克秘书处、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IA）和从事能源供应、需求和市场发展预测业务的其他许多机构。这个词包括定期发布能源预测的大型国际组织。这些建制派的普遍看法是，未来石油需求将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图3展示了国际能源署的一个典型预测。能源建制派的其他成员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图3. 国际能源署分部门石油消耗量预测。左轴：百万桶/日。右侧图例，从上至下：道路交通、航空和海运、工业及石化产业、建筑与电力、其他。
能源分析人士中存在一种倾向，即忘记价格变动与石油需求变化之间的时间差。石油需求被称为“衍生需求”。没有人想要一桶汽油或一袋煤。能源消费者需要能源服务：光、热和工作。要提供这些服务，需要使用耗能设备。因此，影响能源消费的是一个分为三个阶段的过程。
首先是是否购买使用能源的家电或设施。虽然家电的价格是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消费者的收入。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购买了更多的家电。第二个选择是买什么样的家电。这里有两个问题：应该选用何种燃料作为家电的动力，以及应该选择高能效还是低能效家电。更节能的家电往往购买价格更高。因此，需要在家电的初始价格与因效能更高而节省的运行成本之间做平衡。一旦家电的库存固定，决定燃料需求过程中的第三也是最后一个选择就是该家电的利用效能了。
4.1能源建制派
图4.各机构预测2015至2035年能源消费增长份额。机构名称缩写，自左至右：英国石油公司、国际能源署、能源信息署（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美国）、能源经济研究所（日本）、IHS Markit（英国）、PIRA能源集团（美国）、埃克森美孚（美国）、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左轴：年增长率。右上图例，从上至下：其他能源；石油、天然气和煤。
图4.各机构预测2015至2035年能源消费增长份额。机构名称缩写，自左至右：英国石油公司、国际能源署、能源信息署（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美国）、能源经济研究所（日本）、IHS Markit（英国）、PIRA能源集团（美国）、埃克森美孚（美国）、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左轴：年增长率。右上图例，从上至下：其他能源；石油、天然气和煤。
图4显示了“能源建制派”的预测选择。图4中引用的所有机构仍认为碳氢化合物将继续主导初始能源结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它们是正确的，事实上碳氢化合物将继续占主导地位。
不过，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一是“预测者集群”现象。重大趋势性变化难于预测。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任务，预测也很难识别趋势中会严重破坏预测准确性的具体不连续性因素。因此，采取传统智慧，做“如果你错了，其他人也错了”的预测是安全的。
对国际组织而言，它们的处境也十分艰难。考虑到它们对利益攸关方的依赖，它们很难公开预测称，对它们主要产品的需求会严重下降。
然而，其他许多组织对市场前景持截然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更支持本文立场的观点是，从碳氢化合物向其它能源的转型将比能源建制派预期的要更迅速、更深入。
下面提供一些示例。
4.2金融界
与已有的能源预测机构相比，金融界似乎远为支持能源迅速转型。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它不是现况中的同样既得利益者。世界经济论坛（WEF）也认为，“在新技术机遇、政策转变和能源消费变化的推动下，世界能源体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变”。越来越多的融资经理努力将“转型风险”纳入投资管理框架和金融稳定监管中。
4.3咨询机构
一些咨询机构对转型速度和深度的看法更为激进。从图2可以看出，彭博新能源金融对电动汽车的普及率远比其他预测者乐观。一段时间以来，麦肯锡也持更为积极的立场。因此：“……全球范围内，能源系统正在经历重大而快速的变化”。
4.4其他
“撤资运动”游说金融投资者避免投资于生产或使用碳氢化合物的公司，极大影响了投资者注意在当前转型期所面临的风险。从美国开始的这场运动的传播令人印象深刻。
4.5学术界
全球性压力也遍及世界各地的大学校园，这样的压力令本文作者回想起了 20世纪70年代的反越战运动和80年代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学童开始举行“罢工日”活动，来表达他们对政府缺乏政策行动的沮丧。
一个显而易见的启示是，碳氢化合物市场将开始萎缩，随之而来的是生产商应得收入下降。图5列出了燃料出口占商品出口总额25%以上的国家，总计25个。这些国家应对市场衰退挑战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政治稳定性，图5也包括了这些国家的数据（+表示政治不稳定，-表示政治稳定）。
图5. 燃料出口的脆弱性与政治稳定（2017）。右上图例，绿色方块代表燃料出口占总出口商品的百分比，浅色方块代表政治稳定性（-表示稳定，+表示不稳定）。每一组绿色方块和浅色方块代表一个国家，自左至右为：伊拉克、尼日利亚、安哥拉、阿尔尼利亚、科威特、阿塞拜疆、文莱、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伊朗、哈萨克斯坦、安曼、挪威、巴林、哥伦比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俄罗斯、苏里南、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澳大利亚、蒙古、萨摩亚、莫桑比克、缅甸。
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上述25个国家中，有8个在中东和北非地区，而根据来源数据，其中只有两个国家即卡塔尔和阿曼可以被视为政治稳定国家。综合来看，在上列25个国家中，有15个国家的出口都依赖燃料，占各自出口的25%以上，而且政治不稳定。这些国家储量总和加起来约占全球已探明石油储量的52%。
如果国内石油消费量上升，而产量下降，这将加速石油出口收入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石油部门为非石油部门提供资金的能力会下降，从而给有关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许多目前依赖石油的国家可能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并因此导致国内局势动荡。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数据，2017年，全球石油出口的55%仅来自8个国家，而全球天然气出口的60%来自7个国家，全球煤炭出口大部分来自5个国家。这影响到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从产业政策到能源政策的外交和国内政策的方方面面。
现代可再生能源和低碳电力可被小规模输送，使电力供应分散化，不受掌控市场的供应商的任何潜在控制。因此，这种转型不可能形成“电子自主”政策，也不可能催生电子能源供应的卡特尔化。
能源地缘政治自身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在转型过程中，就中短期而言，能源地缘政治将继续受到那些曾在20世纪初以来叱诧风云的同类问题支配。
新的地缘政治大有可能兴起，取代与碳氢化合物相关的能源地缘政治旧范式。围绕关键金属，特别是钴的供应，很可能出现问题。有关各种规划中的电力互联项目[如中国计划中的全球超级电网]的竞争，可能催生与目前发生在油气管道领域的冲突类似的冲突。另一个真正的威胁是，在非能源问题引发的冲突中，对电力系统发起的网络攻击可能被用作武器。
（本文由赵舒婷摘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