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利于全球气候进程的大局
“现在发展中国家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对发达国家保持一定压力是必要的，否则它们不会承担应尽的减排责任。现在国际舆论大谈中国和印度的责任，这是不对称的，这是历史责任，是发达国家造成的，它们不尽最大责任，我们认为这是不合适的。”
日前，由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举办的一个气候谈判工作坊上，中国政府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作上述表示。
“在谈判中妥协是必要的，但在根本问题上不能含糊、不能动摇。如果动摇了，实际上不利于整个全球气候进程的大局。”已经做了10年谈判工作的邹骥说。
邹骥认为，对外，在争取国际规则的形成、利益的分配、排放权益的分配上，要寸土必争；对内，要认真落实好节能减排工作，去储备我们的技术研发，去改变我们的政策。“坚持做好这两点，方向就是对的”。
在今年9月于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中国争取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
“胡锦涛主席这一表态是又往前走了一大步，过去谈判时是要谈很多条件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这次胡主席主动说了。”邹骥说。
但据邹骥透露，仅过了一天，就有西方国家气候大臣打电话过来，说他们算了算，你们的碳排放下降额度应该是多少多少。而在随后的巴塞罗那谈判中，也开始让中国报减排数。
邹骥认为，这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让了一步，他们就要求两步。他们自己的责任可以避实就虚，说得少一些，你的责任他们不会放过，这就是国际谈判的规律。实际上欧盟、美国的减排量远远达不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它们的要求。
中国全球气候谈判代表、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对此有类似感受：“发展中国家提出要资金、要技术，但发达国家不答理。一不想出钱，二不想出技术，要谈就总提要求、要发展中国家减排多少。这与《公约》精神背道而驰。”
“中国有些学者，甚至官员曾说，中国答应一个峰值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自己能做得到嘛！但我认为这种观点就是缺乏对国际谈判规律、国际利益分割规律、国际权益分配规律的认识。”邹骥表示。
邹骥认为，适应问题主要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因为他们最脆弱。它们的诉求是要求发达国家拿出资金、技术来帮助它们进行能力建设，帮助它们适应。
发展中国家要减排，为什么非要发达国家来援助呢？对此，邹骥表示，这还得回顾《公约》第七条，发展中国家所作的任何一个努力或者它们能够履行公约的程度，取决于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程度。这还是历史责任问题。
对于技术转让问题，中国希望在体制机制上落到实处。因为从1992年签署《公约》以来，技术转让进展非常缓慢。另外，中国希望建立多边的基金，首先希望发达国家用公有资金共建一个基金，再配合若干政策措施，撬动私营部门的基金，去影响资本市场、碳市场，以及技术市场，从而促进环境友好技术的研发、示范和转让。
“中国的这套技术转让建议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也是正确的方向。但这样的建议遭到冷遇，发达国家基本不愿意去谈。资金的问题也很类似，它们总讨论没有的钱花在哪儿，不谈这些钱从哪里来。我就跟它们说，这种做法就类似中国所说的‘水中捞月’、‘画饼充饥’。”邹骥说。
离哥本哈根谈判时间很近了，但邹骥感觉并没看到有实质性进展的迹象。“在这种问题上，均衡是非常脆弱、非常微妙的。”
“胡锦涛主席已经代表中国表态了，但对于国际媒体，在它们的价值观下、在它们的利益格局下和规则下，由他们来评判，不要寄望于他们去说公道话、为你说好话。中国的媒体要有自己的本位，有自己的声音。”邹骥说。
邹骥表示，中国国内切切实实在搞节能减排，并为此关闭很多万千瓦的小机组，有一些人为此下岗。在四万亿救市计划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投进去了。“哪个国家做到这一点了？！我们到那儿不是争自己不减排，不是争自己不关注全球气候，而是争自己的权益。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完全有理由采取一个非常强硬的态度。”
事实上，就在刚刚过去的11月26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
邹骥表示，对有些事情的讨论在大的背景下要平衡，如果讨论中国的碳强度，同时就要讨论美国、欧盟的碳强度；在讨论中国碳强度减少时，也应讨论中国的技术需求、资金需求。“报道要平衡，这才给世人一个全景。”
吕学都同时是联合国CDM（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候补委员。
对于CDM的前景，吕学都表示，各方对利用市场机制（CDM、排放贸易等）以较低的成本完成减排义务，原则上没有异议；对改革CDM以提高效率，没有原则异议。未来将需要继续就CDM的改革和发展进行谈判，重点是提高CDM执行效率和可预见性。
同时中国也在拿出资金推进这项工作，“比如我们已经为非洲、亚太做过两次CDM培训班，把中国的经验和教训告诉它们，‘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国还派了专家到非洲教它们如何做CDM。”吕学都说。
NGO如何作为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地区气候变化高级顾问Goerild Heggelund表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中，非政府组织（NGO）是重要角色。
来自绿色和平美国办公室的Kyle Ash表示，绿色和平的力量没法与美国能源企业相比，但如果与美国其他关注环境的NGO联合在一起，还是能够有一定影响力的，能够推动节能减排工作往前走。而且美国能源企业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一些企业想要取得积极改变。当然，在NGO之间对有些问题也有分歧。
Kyle认为，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意识比美国还要高。其实大部分美国公众对气候变化不是太了解，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非常受大众传媒的影响，一些领导人不会出来说这些问题，传媒也不能很好地传达这种思想。
Kyle表示，在美国国会中，他们通常都不会用“全球变暖”或者“气候变化”这样的词汇，他们通常只会说一些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诸如就业问题等，所以要推动美国公众达到一定的认识水平、推动政治上层往前走，还需要做大量工作。
让Kyle感到遗憾的是，大部分否认全球变暖的科学家在美国，有些科学家在非常大声地表达这样的观点。这其中也存在一些利益集团，不希望全球变暖成为主流话题。
气候组织中国区政策研究项目总监喻捷表示，不是不允许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但随着升温，森林病虫害能够更快更大规模地摧毁大片森林，还有时常发生的森林大火，这都无法实现自然适应。
喻捷提到碳泄漏问题的争议。有一种说法是，发达国家存在向发展中国家的碳泄漏。但也有纪录片显示，一间德国工厂被中国人完全拆走，并把这么便宜的有污染的东西又搬到中国生产，而中国人为此卖力地干活，似乎让人不可思议。但对中国人来说，相比那些更小更破旧的设备，这已经是更先进、更节能的设备了；而且市场在中国，以前可能是进口，但现在是在中国生产、在中国消费，因而相比还是节能的。
“越早行动，能源和社会转型就越平缓一些；否则，要艰难得多，付出的代价更大。如果哥本哈根峰会达不成协定，以后更难。”喻捷说。
由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绿家园志愿者、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绿色和平、乐施会、行动援助等7家民间组织牵头组成的“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小组”也联合发布了《2009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简称《立场》）。《立场》由7家核心机构牵头起草，由近40家机构参与讨论、修改，并最终联合署名。此立场代表了部分中国民间机构对于气候变化议题的认识和立场，同时也表达了对于哥本哈根峰会的期望。
《立场》的协调员机构——自然之友调研部负责人张伯驹说：“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公益组织，我们期望大会能成功达成有力协议来遏制全球变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脆弱国家和人群的生存权利。”
在国际谈判层面，他们希望哥本哈根峰会期间能达成一个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尊重环境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协议，并且能以公平的视角，惠及贫困国家和弱势人群；在国内政策建议上，希望中国政府积极寻求低碳发展模式。《立场》同时呼吁中国政府鼓励并保障公众和民间组织参与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过程的监督。
中国NGO可以作什么样的努力才有利于中国的谈判，或怎样推动国际谈判趋向公平公正发展？
对此，邹骥表示，应去努力反映事实、尊重事实，并尽可能学习，让自己在某些问题上更职业化，在一些专题上有自己研究的专长、掌握更多事实，这样，工作才更便利、更有效，无论是建设性地给政府提建议，还是在国际上表达意见，都会取得很好效果。
“胡锦涛主席在纽约的讲话就是我们庄严的宣誓。总体讲，我感到气候变化在最近一两年已为更多人所重视。中国需要NGO，我们遇到的很多NGO同事也都非常开放，他们中一些人与有关部门无论个人或机构层面都有很多交流；包括国际NGO，在会议期间，与我们代表团的领导、政府官员的代表都有很多交流。”邹骥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