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在重建家园的同时得到稳定的收入、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吃到本地种植的四季蔬菜……一年多后，震后的青海玉树尽管还是遍地帐篷，但是人们的生产生活却在发生着变化。9月27日，加多宝集团携手中国扶贫基金会建立的玉树农畜产品综合交易市场在玉树结古镇启动，建成后的市场将采用合作社的形式经营，收益将平均分配给结古镇5个村的1000户贫困或失地农民。同时，收益的20%将设立玉树州扶贫基金，用于帮助玉树其他贫困村脱贫致富。这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当地启动的又一重建项目。记者随中国扶贫基金会走进震后一年的玉树，探访当地灾后重建情况。
重建重在发展当地产业
玉树藏族自治州位于青海南部，境内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气候寒冷。去年4月14日，玉树发生7.1级强烈地震，造成2698人遇难，大量房屋倒塌。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一样迅速启动了灾害响应预案，加多宝集团也在第一时间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1.1亿元，用于玉树地震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
地震发生两天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王军就与同事和专家组成灾后评估小组赴灾区，选择灾后重建工作的项目。
通过调研，评估小组发现重建过程中，不仅运输车奇缺，而且地震震塌了当地仅有的几个蔬菜大棚，当地人民的后勤保障成了问题。“救人和建房子不是我们的强项，把当地的产业持续发展起来，才是我们的任务。”王军说。
一年多来，中国扶贫基金会先后在玉树灾区实施玉树州机关幼儿园项目、甘达村运输队项目、东风村蔬菜大棚项目等，并筹建了德达村奶业基地项目、玉树州农畜产品综合交易市场等项目。
年入1000到月入3000
甘达村位于地震重灾区玉树结古镇，全村200户1017人，房屋在地震中全部倒塌，造成数十人死亡，上百人受伤。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小组在调研中得知，甘达村有驾照的村民很多，玉树灾后重建对工程车的需求又很大，在与加多宝集团沟通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决定在甘达村实施加多宝甘达运输队项目。
37岁的索昂才仁是结古镇甘达村村民，地震前，他在一所学校当炊事员，是全家6口人的经济支柱，一年的收入仅为1000元。今年3月，索昂才仁得知村里要建运输队后，向村长申请，“我以前开过车，也有大车驾照，开运输车绝对没问题。”索昂才仁凭借自己的丰富经验得到了这个机会。“我每天早上出门，晚上回家，过上了上班族的日子，每个月还有3000元的固定收入。”
村民仁松家中上有年迈老人，下有年纪尚小的小孩，全家的主要来源全靠采挖冬虫夏草。“往年，挖完虫草就没什么事，出去喝酒，打打麻将，进入冬天，还需要跟别人借钱维系生活，到了春季挖完虫草后就得赶紧还债。”仁松说，村里的合作社建立了运输队，他也成了运输队的司机，每天早上起来像公务员一样上班，晚上下班回家，心里感到特别充实。他计划用挖虫草的收入装修一下新房、增添一些家电，他自己每个月3000元的工资，就可以满足日常需要，这样下来，自己一年还能有两万左右的结余。“如果合作社和运输队能够一直办下去，干个五年左右，我打算在结古镇买个房子。”仁松笑着说。
就在几天前，村民享受到了运输队带来的第一次分红，每人发放了200元现金，年底前，合作社还将给村民发放粮油等生活物资。“让每个村民都得到运输队带来的福利。” 合作社理事长巴桑扎西说。
蔬菜大棚让当地人吃上新鲜菜
玉树地震除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外，还致使结古镇为数不多的蔬菜大棚几乎全部倒塌。“高原上很难种出蔬菜，震前，当地村民仅种些青稞和马铃薯自给自足，大部分蔬菜供应要靠西宁长途运输，遇到恶劣天气，蔬菜几天供不上，价格就会飞涨。”中国扶贫基金会玉树灾后重建办公室项目处处长陈济沧说，在与当地政府和加多宝集团协商后，基金会决定为结古镇重建“菜篮子”工程——援建蔬菜大棚。
去年6月，蔬菜大棚基地项目在玉树县结古镇东风村开工建设，总投资698.13万元，在73座大棚中东风村自种30栋，租种43栋。“蔬菜种植中需要耕地杀虫，藏族有不杀生的习俗，所以自种大棚也是雇请内地汉族种植，租种主要是内地汉族给东风村村民交付一定租金后租用大棚种植蔬菜。”
安徽人杨涛之前在青海其他地区种菜，听说了这个项目后，带着父亲和老婆找到了东风村，租下了13个大棚。如果长势顺利，三个多月就能收获一棚蔬菜，一个大棚一年能种3茬菜，平均产量能达一万斤。
除了外地人，蔬菜大棚也给当地村民增创，一方面，大棚租给外地人，一个大棚一年能够有2000元租金收入；另一方面雇人种植的大棚收益也在3000到5000元。根据目前模式估算，一年蔬菜大棚可为东风村增收20万元左右。“我们全村800多口人，现在年收入平均能达到3500元以上。”东风村村支书达杰说。
新婚小伙弃蜜月奔灾区
去年6月7日，陈济沧刚刚领完结婚证，14天后，作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玉树灾后重建办公室项目处处长，他奔赴玉树，从去年长驻至今，和媳妇在一起的时间仅40多天。
执行项目时，让陈济沧最头疼的除了语言，就是如何改变当地村民旧有的观念，接受新的合作理念。贫困村德达村共有35户，183人，在玉树地震中不少房屋受损，但由于不是震中，得到的援助很少。在前期调研时，陈济沧就跑了两三次，得知德达村草场宽裕、产草量高，适宜种植饲草料，可以开展生态养殖业。通过与当地扶贫办和基金会协商后，陈济沧决定为村民建立合作社，配备拖拉机和农机具，哪知却遭到了村民的反对，他们认为应该每户配备一台，不愿意与别人合作共用。这让陈济沧很头疼，他找来当地志愿者扎西帮忙劝说村民，“我们帮他们分析，如果给你一台拖拉机，油钱等费用能否负担得起？一年里，拖拉机是不是大部分时间要闲置？”通过四五次的劝说，村民们终于接受了7户买一台拖拉机，然后订立使用制度。
而在甘达村就顺畅得多，由于甘达村以前接触过NGO组织，这次也愿意接受NGO的帮助。重建办在确定甘达村的运输项目后，陈济沧选出了20多个能开大车的村民，又与村民、村干部座谈协商买什么车，并成立包括村干部、村中德高望重的意见领袖、村民选举的代表在内的项目小组开采购评议会，最终确定了方案。“我们给他们的资金是分三期打的，我们定期下去了解情况，等项目走上正轨后，再把最后一笔款结算给他们，如果有一点点不符合要求，我们都会等他们完全改正过来再结算。”陈济沧说。
扶贫需要可持续模式
在玉树地震发生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韩俊魁作为评估组成员也随中国扶贫基金会走访灾区，了解情况。他认为，从中国扶贫基金会队伍上说，在玉树地震后，很多机构已经陆续撤走了，他们在高海拔地区能坚持这么长时间，脚踏实地深入基层做项目，比较难能可贵。
从项目创新来说，玉树结古镇地方不大，又是少数民族地区比较特殊，之前在救援方面，他们大部分资金投向硬件建设，比较容易操作。此次，扶贫基金会围绕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做一些产业扶贫开发模式的探索，包括社区的动员参与、基层的社区组织老百姓的参与。他们把大部分资金投入到一个模式的搭建，包括运输队、蔬菜大棚、农贸市场等，侧重于用股份的方式把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一些基层的架构理念注入进去，这也和国家的扶贫政策相吻合，便于建立可持续性的机制。从长期来看，这样的可持续模式是未来的探索方向，不再注重于当前需求的满足，而是要提升老百姓本身的能力建设，“这样的模式比单单盖房子等硬件建设难得多，投入后未必能见到效果，甚至会有项目失败的风险，但这正是公益机构的价值所在，需要泥石流、高海拔、平原、雪灾等各个不同地区模式的探索，从灾后重建主流上说，这样的模式是急需要我们去探索的，扶贫基金会这样的创新性是需要鼓励和提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