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许多家庭只许生一个孩子的国度，光是想一想子女可能会被拐卖，这情形就几乎令人不寒而栗。然而，一部新纪录片揭示的一切却清晰得让人心痛，拐卖儿童的事件在中国时有发生，频率之高让人震惊。
博主葛亚辉(Charlie Custer)说：“大多数外国人根本不知道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中国人也不知道，或者说他们略有所闻却想不到拐卖儿童的事件竟在如此大规模地上演。”葛亚辉和妻子Leia Li联合监制了影片《躯壳》("Living With Dead Hearts")，他同时也是该片的导演。
《躯壳》上周已在网上发布，影片内容既引人入胜，又让人不忍直视。该片拍摄耗费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其中有7,500美元（约合人民币46,000元）的出资是通过社交媒体募捐筹来的。从博主转行成为电影制作人的葛亚辉说，之所以要拍摄这样一部影片，是因为在中国，拐卖儿童问题由来已久──也是因为这一问题在中国国内已超越了政治分歧。
葛亚辉说：“我曾考虑过拍摄一部有关中国审查制度和政治异见的片子，但中国政府及该制度的捍卫者对此却有他们自己的道理。而拐卖儿童，则是这个国家所有人都认为不该发生的社会问题之一，至少从道义的角度来讲是这样。””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针对被拐儿童的买方市场正变得越来越大，每个被拐儿童的价钱已被推升至3万到8万元。被拐的孩子中有一些被卖到家庭，有一些被卖去结婚或卖淫，还有一些则进了乞讨团伙。
至于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孩子被拐卖，官方对此说法不一。今年6月，国家广播公司中国广播网报道，中国每年的失踪儿童不完全统计有20万人左右──这一数据在几天后就被警方的一名高级官员矢口否认。影片《躯壳》则估算约有7万儿童遭到拐卖。
葛亚辉说：“这些统计数字非常吓人，但它们仅仅只是数字，特别是对于国外的人来说。所以我们想制作一部影片，让这些人活生生地出现在你们面前，赋予这些统计数字更多的人性色彩。”
于是，首次担当导演的葛亚辉开始给曾报告过有儿童走失的家庭打了电话，并最终选取了三个家庭，他们的故事成了这部纪录片的主线。其中一个是刘力勤（音）的家庭，他是中国中部工业城市太原的一名工人，他的儿子在2010年4月和其他两个小伙伴在胡同里玩耍时被拐。刘力勤说：“在丢失孩子后的一个月里，我和她每天不知道白天、晚上，根本就分不清。”这个“她”指的是刘力勤的妻子，她在生完儿子后便在家乡按计生政策做了绝育手术，因为那个儿子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葛亚辉指出，关于拐卖儿童这个主题的纪录片已出了很多，但他说，许多片子的视角过于简单。“这些片子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独生子女政策。当然，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即便你明天就把独生子女政策取消，拐卖儿童的事情也不会彻底消失。”
葛亚辉说，他来中国的第一年是在北方城市哈尔滨度过的，他当时注意到街上有行乞的儿童，便和曾在当地做过警察的一位朋友说起了这件事。朋友告诉他，有些孩子很可能是被拐卖的。从那时起，他便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不论走到中国的哪一座城市，他都会记录下儿童被拐的相关消息。
他说：“这种事情到处都在发生。”
解决儿童被拐问题的大障碍之一就是地方官员与人贩子的沆瀣一气。葛亚辉说，在一些案例中，警察被人贩子买通。在另一些案例中，计生官员自己也会参与到人口买卖中去。
他说：“有些官员（从非独生子女家庭中）带走孩子，然后以每个500块钱的价格将他们卖给孤儿院。卖一千个孩子，就能赚上一大笔钱。”
葛亚辉还说，那些被拐儿童的父母大都很穷困，也没有读过多少书，所以常常不清楚自己的权利。
解决这一问题的另一个难处是寻找走失儿童所需的合作与坚持以及较低的寻亲成功率。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令警察感到气馁，阻碍他们投身于寻找被拐儿童的任务中去。
葛亚辉说：“我们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制作（这部影片），动之以情，来唤醒更多的良知。我们希望的是，有越多的人思考、参与进来，想出解决办法的机会可能就越大。”
他说，目前试行的最好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借助由中国公安部建成的全国DNA数据库。理论上说，这个平台能通过检测来确认对方是否为被拐卖儿童。问题是，很少有家长知晓这一平台或者愿意将自己的孩子注册入库。在有些案例中，警察还会对检测进行非法收费。他补充说，目前也不清楚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对生活在孤儿院和流浪街头的孩子进行大规模的DNA检测。
这部影片现在可以在网上免费观看，观众还可选择购买该片的DVD版或删节了部分剧情及导演评论的下载版。葛亚辉说，大约还有一周左右，《躯壳》的中文版就会上传到中文视频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