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半年多的精心调查和编写，并在《福布斯》美国总部 “全球富豪榜”的调研团队帮助下，财经类杂志《福布斯》中文版与今年 5月份在中国大陆首次推出了“2004中国慈善榜”，记录了中国境内企业在2003年的慈善公益活动。该榜单完全以现金捐赠作为主要评价指标，广泛参照了海内外慈善机构、公益事业的受赠记录 。
先其一步的英国人胡润，提前两天也公布了一个“2004年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虽然胡润和《福布斯》在中国慈善人士(企业) 的确定上没有多少共同的语言，但在他们的榜单中还是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多家上市民营企业。而胡润跟《公益时报》的合作，也更加引起了一些NGO人士的关注。
虽然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富豪榜和慈善榜都已经渐渐落幕，但是观察和思考还不能停止。当然，对这些排名，各人有各人的角度和看法，除去对财富羡慕和仇视的外，有人可能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或慈善家的乐善好施，或操纵黑金的手，或中国卡耐基的找寻之路……换一个角度，当NGO人困惑于本土资源（尤其是资金）匮乏的时候，我们是否能把它看作开发本土活水之源这个奇妙之旅的起点呢？
选择温州1，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仅从这两个榜单来看，暂且不提谁是富豪，但在慈善榜上就有4位温州人入围。我们不能要求中国新兴的富豪阶层现在就能像美国富人那样选择创立基金会或者投资公益事业这样的“散财之道”，而且事实上，普通公众才是真正为慈善捐款的主力军。但是，作为富人，他们是否关注慈善，为什么选择慈善？这些捐款离中国NGO到底有多远……一系列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民营企业家的散财之道
温州的企业家喜欢捐款应该是有名的而且不乏大手笔。
据目前由市团委负责的温州希望工程实施办公室负责人蔡诠梅介绍说，现在他们每年筹资额都在5、6百万左右，全国希望工程最大的捐助方也是在温州。当地一位企业家林圣雄，是全国给希望工程捐助最多的个人，报出来的数字是截止到2003年为2592万。2
同样得到当地企业家大力支持的是正式成立于2002年的温州市慈善会。在短短的2年多来，就已经筹集到了5500万的启动资金，这些资助大部分来自当地企业和个人，市政府只是象征性地划拨了100万元。尽管企业家与普通市民捐赠的数额比例难以统计，但是至少可以从密密麻麻的创始人名单中，就能看出有多少企业加入了捐赠的行列。3陈小兰秘书长一席话也道出“在这些企业中至少有20个企业特别积极，只要慈善会有需要都会大力相助”。
他们为什么热衷于慈善？哪些途径是他们的“散财之道”呢？这里会不会孕育出中国的“福特基金会” 呢？
总体看来，企业家的捐赠很多是为了“响应政府号召 4”，选择的合作伙伴也多是希望工程和慈善会这两个极富政府色彩的组织。（作者按：在温州，希望工程办公室在业务上接受中国青基会的指导，行政上隶属于市团委。慈善会把自己定义为一个以赈灾救助，扶贫济困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但是与民政局的关系密切，秘书长是社会事务处的处长。）
有人说，民营企业赚的第一桶金是黑金。这个“原罪”之说使得很多民营企业家乐于用他们对社会的回报来反驳这一“指责”，或者是对这种说法进行有意识的“反讽”。其实事实上，一些有远见的民营企业者早就从原始积累时，因为对政策的不确定而采取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投资和消费方式中醒悟过来，他们在思考政策和整个社会稳定对私人（民营）经济发展带来的决定性影响，如何给民营企业“讨个说法”，而且认为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是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此正泰集团的南存辉有一个生动的比喻：“政治是天”。
第一个以民间资金为资本的融资公司创办人之一，同时也十分热衷于温州慈善会工作的孙国敬也基本持此态度。他认为“个人发财不是靠个人，而是靠社会环境，不要把企业做的阳光，而是在阳光下把企业做成。公司光赚钱不回报，形象就不好。”他还在他的企业章程中要求将盈利的10%用于公益事业。作为温州慈善会的理事，他把自己形容为“一个义务兵”。
为此，在温州富人投资慈善事业不胜枚举，但是，他们共同的特色就是乐于跟政府或者政府背景的组织合作。这当然是绝对的双赢或多赢，因为不管是资助方还是受益者及慈善组织都或多或少的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但是，这样大方的“慈善”对草根的非政府组织来说，毕竟太遥远了。
能够了解到这些中国“大款”的想法可能是草根组织可以开始行动的第一步。而今年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出台，恐怕也能给NGO一点点获得本土资源的希望，尽管希望渺茫或者前途未明。
其实这个条例出台也得到一些民营企业者的关注。孙国敬就在第一时间向浙江省民政厅申报用200万注册一个从事民营企业研究的基金会。“我可能是浙江打算成立基金会的第一人”。当问及他为什么不创办像福特基金会那样的组织时，他也很坦率说没有想好。不过他也认为给政府摊派的扶贫和慈善捐款都属于不自觉的行为，“应该把慈善转变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同时他也认为政府的扶贫方式不健康，一方面会催生腐败，另一方面也养了懒汉。“慈善要交给社会去做，温州人应该有这个探索的责任。”
向公益迈进
说到这个探索的责任，正泰集团的新闻发言人廖毅也深为赞同，并且说正泰在逐步“创新慈善方式”。 其实社会再发展也会有弱势群体，甚至是加剧了贫富差距，造成更多的社会不公正。在温州这个较富裕的地区也是如此。如蔡诠梅所说，这里贫富差距相当大，富人最多只占1/3。可能出于对家乡的回报并“树立务实的诚信的民营企业形象”（廖辉），正泰集团从2003年初号召成立了“乐清县民营企业扶贫基金总会”。在成立时，除了正泰出资2千万以外，当日总共募集了3个亿。目前这个基金已接近5个亿，首批会员单位就有156个（会员单位要求年产值在5百万以上，现在不到这个指标的也可以参加）。目前这个基金由乐清县民政局负责日常工作，南存辉任为会长。
另外一个由南存辉任会长的是乐清市民营企业扶贫济困总会，这也是全国首家民营企业扶贫组织，正泰又出资了2000万。据廖辉介绍，正泰集团先后为希望工程、扶贫济困等社会公益事业捐资6000多万元。这仅仅是正泰，其实在温州，近年来捐款超过千万的企业不胜枚举，如德力西5、红蜻蜓、奥康集团等等。
但是，问题出现了。
首先，作为企业无法判断谁最需要支持。因为“作为企业主要工作还是生产经营”（廖辉），孙国敬也引用了韩国三星总裁的话认为“商人对国家最大的贡献是赚钱。”为此尽管逐步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家还是不可能投入精力，也没有专业技能去寻找适当和最需要的公益组织合作。“我们不求回报，但是只能通过第三方做社会公益，目前就是找慈善会和一些基金会”，廖毅也不乏无奈。
这就直接引发出第二个主要问题，“钱，如何监督，我们也很担心。”任何企业的盈利都是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换取的，对于精明的温州企业家来说，这么大笔的“经济投资”是否能够收获最大的“社会效益”当然也是十分关心的。廖毅为此还举了一个例子。
“温州企业家曾受邀去贵州紫金考察贫困情况，当地接待的各级人员比我们去的人还多，尽管当时就带去现金360万要捐赠给地方，但是对这些钱是否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我还是很怀疑也很担心。”
廖晖说，作为企业我们认为关注公益事业是应该全社会都应该做，关注社会人人有责，只有大家都关心，才有希望。
今年是正泰20周年纪念，以往都是热热闹闹。今年觉得花几百万请明星表演庆祝的话，不如关注社会，关注需要人群。除了请人民大学和全国工商联等一些教授请来做民营企业发展研究外，并计划拿出一百万用于河南艾滋病患者的救治。后来在工商联启发下，正泰等27家民营企业发起设立“中华红丝带基金会”6。正泰出资3千万，希望在上蔡建立一个红丝带家园。“我们把钱交给工商联之后，就没有再过问了。我们应该信任上级领导单位”。但是在对一位工商联工作人员电话采访中，说到资金并没有全部到位，而且工作刚刚开始，正在和卫生部和民政部交涉。“现在不能开展活动，否则就是违法了”便匆匆挂了电话。
将来的民间基金会组织是一个趋势。青基会的徐永光这样预测。廖毅也说，希望通过正泰的行动，让更多的人关注社会公益。
不过目前的状况，企业，尤其中国的企业还没有理解如何投入社会公益，他们所作的捐赠更多是由慈善理想支撑的。如果企业能把慈善的意义从因为与政府合作而获得肯定上升到把慈善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才是从慈善到公益的转变。但是，这条道路的漫长和崎岖，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媒体的宣传，最重要的是NGO通过自己的影响和实际行动获得公信，增长与企业合作的能力。
团结力量大
大家都知道，NGO的发展一定要来源于广泛的社会需求。
在温州，行业协会是一种非常活跃的民间组织。尽管这些行业协会与提供社会服务和公益性质的组织有很大差别，但是同为民间自发的组织，两者还是有些共通之处，也可以相互借鉴。本文选择温州服装商会为例，一是因为服装商会跟那些因为政府机构职能转换后，由部级部委撤销转型过来对行业进行管理的行业协会的性质不同，完全是当地服装企业自发组织的。二是，商会采用的理事会管理方式和对相对松散的会员单位的有效管理也可能会让一些草根的NGO借鉴。
在温州，97%以上都是民营企业，他们大多是从个人或者私人股份制企业转化来的，原来就缺乏政府的管理。但是随着这些企业的发展，有时候需要和政府对话，单个企业的力量就显得越来越微弱。回顾温州服装商会的历史，就是因为当地几个服装企业想建立服装街时需要与政府谈判，就在1994年由市工商联牵头，11家企业发起，为了维护行业和企业的利益成立了服装商会。后来逐步出现一些行业共同的问题，如市场、质量、名声、品牌，发觉更需要一个共同联合起来活动的组织来进行行业内协调，组织共同的活动，扩大行业的影响。
其实这有些类似NGO间的合作与分享。很多机构，不论是从事环保还是妇女，儿童或者残疾人权益的组织都会存在共同的目的和使命，需要技术和经验以及信息的交流，甚至可以整合起来作为一个共同体跟相关的政府部门对话解决问题，提高NGO组织的影响力，并有利于推动草根组织的合法化进程。
早在2002年，国际助残就曾经牵头近20家残疾人组织成立了“金台平台”，（见《中国发展简报》中文刊总14期，2003年春季刊）但是因为多方意见不统一，这个平台没有发挥出效益也就不了了之。另外一个例子是社会性别与发展（GAD）网络，这是在香港乐施会的推动和资助下于1999年成立的，大约有来自北京、云南和陕西多家妇女行动组织形成网络，每年召开年会，进行交流与分享。现在这个网络涉及到全国20个省市。这对促进有着共同或者相近使命的NGO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而且不可缺少的。
但是，事实上，金台平台已经销声匿迹，GAD网络的影响力也没法发挥出最大的效益。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这原因之一恐怕是缺乏对这个既实又虚的新网络组织的认识和有效管理。因为各个组织都有自己清晰的工作目标和日常事务，而这个新组织是否能提供各成员组织需要的服务呢？这点上，新兴的网络组织跟商会的角色有些类似之处——沟通信息、提供公共服务。
在我们对10多家温州服装商会的会员企业的小问卷中得到的答案是，“觉得会长负责的理事会制度最有工作效率”。据服装商会会长陈敏介绍，商会成员企业有1100多家，理事会成员有172人，正副会长23人，一年最少召开两次理事会。理事会很民主，大家都很积极，很多意见都是由理事会决定的。会长也是在会员中选举，采用匿名的方法产生。另外，当选的会长需要辞去在企业的职务，要全职投入商会的工作。根据章程会长每届任期3年，最多连任2届。
陈敏说，他希望能够把商会办成一个行业的公共服务机构，为所有需要的企业服务。其实对NGO来说，有这样一个网络不仅能够促进本领域工作的发展，而且能够为其他领域的NGO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先不考虑这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仅仅在我们工作的社区里，就会涉及到贫困、教育、儿童、环境、妇女、残疾等各种问题，我们很多项目也多是综合发展的，这当然需要各行各业的“专家”的意见和培训。一个类似“行业协会”的组织，可能会促进本领域的发展和影响力，并且有利于公民社会的综合和平衡发展，团结起来的组织，也会增加与政府对话的筹码。
环保先行者
我想很多人都会认为在温州这样重商重利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纯公益的NGO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事实上，温州也和其他很多城市一样，有一些人首先开始关注环保问题。其实，片面的社会发展观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污染，在这些发达的中小城市尤为明显。当我在温州采访，路过扶贫开发区的时候，一股刺鼻的化学制剂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温州很多皮革和电器企业都会对空气和水产生严重的污染。
在温州，有两个比较活跃的环保组织，一个是绿眼睛，另外一个就是绿色志愿者协会。陈璋是这个协会的发起人和秘书长，曾在温州乐清电视台做环保节目，反映当地的环境问题。2002年9月在乐清民政局登记成立了绿色志愿者协会，主要开展青少年环境教育和对当地污染企业进行监督。协会主要是走进学校，在校园里开展活动，举办讲座和摄影展，在第一年就发展了7千多会员，会员以学生为主，也有企业和学校作为团体会员加入。“创建928国际绿色志愿者日”全国行活动队是陈璋当前的主要活动，已经从北京开始向河北迈进。
尽管都在当地开展环保教育和宣传活动，绿眼睛和志愿者协会存在很大差异。绿眼睛较早接触了国际和国内的其它环保组织，在资金和技术上都得到了支持。而志愿者协会则孤军奋战，主要的经费来源于当地一家电器企业的资助。但是陈璋认为他目前与这家企业的合作不是很成功，“（他们）是搞公司的，想法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也不会太理解我们的活动。尽管我们现在的流动宣传车和大部分经费7都来自他们，但是这个合作的基础一部分是这个公司老板对我很信任，大部分还是希望我们流动车为他们企业做宣传。这是我不太愿意做的，以后我可能会寻找其他资金途径，恐怕我会自己办盈利的环保企业，等有钱了再做这个协会。”
绿眼睛的方明和似乎早就看到了这点，“绿眼睛没有跟任何企业合作，尽管经费特别紧张，跟企业合作也比较担心，一旦发生冲突就不好解决，希望通过自己办产业解决资金问题，因为光靠赞助还是不会稳定。我们与政府的合作更多一些。”
尽管政府大多会支持这些公益组织开展活动，但是，作为主管的民政部门官员并不见得十分了解什么是NGO，尤其是在地方上的官员缺乏对非政府组织的认识渠道。当问及温州民间组织情况的时候，民间组织管理处的负责人说在民政局注册的大部分是与温州的行业产业有关系的行业性协会和群众康体活动相关的组织如游泳协会等。民办非企业也被理解为民间资金投入办立的学校和职业培训。我甚至在去年公布通过年检的民办非企业的名单里找到很多美容美发学校的名字。这些以赢利为目的的机构偏偏注册为非营利，享受到了免税的优惠。
不过这位负责人也提到，如果由民间兴办公益事业，只要在合法的范围内，政府的态度会比较开放。那么地方民政部门的“启蒙课”由谁来上？除了NGO通过自己的作为加大影响力和多与政府沟通外，政府内部的“学习”恐怕更为重要。
一些敏锐的温州地方官员从去年开始接触到北京的NGO之后，着手进行了一些个人化的调查和了解，已经认识到非政府组织即将对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发挥更重大的作用。但是顾虑仍然存在，目前这个观望和亟待增加了解的过程，不知道将有多久。不过，这位官员也承认，应该让民政部门和更高的领导层更多更准确地看待这些中国的民间组织和在中国的国际组织的实际情况。
注释：
1.温州地处浙江东南沿海，是浙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全市现辖3区2市6县，总面积11783平方公里，总人口700万人。2003 年全市生产总值1220．3亿元，财政总收入151．8亿元。
2.《温州希望工程十年》第63页
3.捐款20万元或以上的单位或个人就可以作为理事会成员
4.在对温州服装商会会员企业的9份有效问卷中，有四家企业选择参加公益活动是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一家企业没做答，四家企业选择自愿。而且全部都认为基础教育最应该资助，其次为环境保护、工人保障和基础卫生。
5.德力西已累计向社会捐资达6500余万元（其中包括为中华红丝带基金会认捐的1千万）。(《德力西报》)
6.中华红丝带基金会是由中国工商联和二十余家民营企业共同发起的，旨在动员全社会力量，特别是动员广大民营企业家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控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与中国政府密切合作，重点支持和促进偏远贫困地区的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这个基金会将在河南上蔡建立中华红丝带家园，占地30亩，预计建成后可以接收6至9岁的艾滋病致孤儿童60至80人。
7.陈璋的行走路线基本都根据这家公司在全国的办事处，因为他需要使用并住在当地办事处的办公室。这家公司的名称不仅在流动车的显著位置并出现在各种媒体报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