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NGO领域，“能力建设”这个越来越高频的词汇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作为国际组织和本土NGO的契合点，作为中国NGO现阶段的切实需要，它的内涵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得到了诠释和丰富。由于它的实践性，人们对它的理解也许永远没有定论。有鉴于此，本期的开放式论坛只试图在众说纷纭之中，通过参加者的观察、研究和实践为大家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思路。他们是独立发表看法（包括后面的文章摘要），不代表中国发展简报的观点。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本期论坛发言人：
杨 团 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汪永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绿家园志愿者发起人之一
陈 琨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
张利伟 南京爱德基金会秘书长助理
张菊芳 美国PACT高级项目官员
你认为NGO能力建设都包括哪些内容？
□杨团：能力建设首先是对组织整体而言，各类组织都需要能力建设，NGO 也不例外。共通的有：规划决策能力、协调、公关及信息沟通能力、组织能力、内部管理能力、评估与监督能力等。对于不同种类的NGO，组织与内部管理的要求不同，例如基金会（公共筹款组织）重在筹款和资金分配，服务机构重在内部管理。慈善组织重在筹款与项目组织，信息咨询中心等支持机构重在评估与监督。
□汪永晨：我认为NGO能力建设最主要的是开拓思路，要训练提出创造性思维的能力。现在中国NGO在做的事基本是落后几年，项目缺少活力。当然能出好点子的人，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培养出来的，需要综合素质，但是在这方面的能力建设应该放在首位。
再者，应学会制定游戏规则，再好的项目，如果没有好的监督和评估机制同样难以生存。当然，找钱的能力也是在培训的范畴之中。
此外，还有团队精神的培育及组织建设的意识与能力。
□陈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能力建设是NGO工作的核心。尤其目前中国的 NGO应该把重点放在能力建设上。能力建设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出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能力建设。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NGO正处于成长壮大的过程，尤其需要进行能力建设。另一方面，NGO的重要理念是来源于社会，同时服务社会。因此，能力建设还包括对NGO的社会服务对象的能力提高。比如说在扶贫领域，不是帮助对方解决一时的困难，而要帮助对方建立起造血的功能。实际上，不只是NGO，在其他很多领域，比如21世纪日程，可持续发展等，都广泛地包括能力建设的内容。通过人员培训，考察，建立规章制度，人员结构改善等内部的能力建设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NGO要通过实践和服务、与社会人群，包括政府、企业、公众等的接触，通过提高服务对象的能力来提高自身能力，一言以蔽之，应该通过双向交流来提高能力，而不是单向地，自我封闭地进行能力建设。
□张利伟：或许不同的机构和组织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我个人认为，NGO 的能力建设是一种发展途径，可能涉及一个组织的机构建设和从事项目工作能力的内容。机构能力建设是指一个组织的完整的制度建设（如董事会或理事会）以及执行机构（如秘书处等）及其对社会需求不断做出适时应变的能力；项目能力方面包含项目的规划、设计、实施、评估能力及其配合项目实施的相关财务、人事、研究宣传能力。总之，我认为能力建设是综合的，不单单指某一个方面。
□张菊芳：组织能力建设是一个组织建立管理体系和在组织内外建立学习网络的过程。
□杨团：规划决策能力最差，其次评估与监督能力也很差，这两者相互关联。没有评估与监督，就不知道自己的规划与决策效果如何，助长盲目自大情绪，不想改变现状。此外，内部管理最差的是财务与人事管理。
□汪永晨：准确地说，中国NGO在能力建设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开展。只有少数一些组织的个别人参加过国外组织的一些培训，中国自己的培训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也许有，但我不知道）所以问题不是薄弱，而是没有。
我翻看了由清华大学出版的《中国NGO研究-以个案为中心》，两本书有25个中国的民间组织，从小标题看，没有一个组织把能力建设列为一项工作，可以想象在这方面的欠缺。这恐怕与中国NGO现在还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或靠境外基金扶持有关。能找到基金的，就能生存，否则就不能开辟自己的特长和挖掘自身潜力，难以生存。应该说，这也是缺乏能力培训的结果。一个组织的成长，自然不能只凭热情。而现在中国很多NGO的组织者是在凭热情发展着自己的组织。
□陈琨：能力建设首要的是加强NGO的领导层的能力建设。没有领袖，一个组织就没有一切。没有列宁，就没有苏联，没有叶利钦，就没有俄罗斯。中国NGO目前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就是领袖。领袖首先要有非常清楚的组织的目标；第二要有远见，知道未来的前景；第三是要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最后是要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基础，包括服务对象和能够动员的社会力量，并了解对你开展工作可能构成障碍的人。领袖还一个重要使命是组织的能力建设。个人在组织的创办过程中常常起决定性的关键作用，但长期来看，如果公众只认识某一个人而不认可这个组织的使命，它将难以继后，是组织建设不成熟的表现。中国NGO的第二个薄弱环节是组织的目的与使命的不确定性，形成一些组织的机会主义倾向。可能不是出自本意，而由于客观因素造成的原因。有几个方面：现阶段政策环境和体制的制约；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能力不足等。这些因素使NGO可能要为生存而疲于奔命，甚至做出违心举动，从而也影响到NGO的独立性。第三是NGO横向联系太少，缺乏开放性。也有一些NGO出于竞争的目的，垄断信息，不愿意共享。
□张利伟：我认为最薄弱的是制度建设，组织机构的制度化和项目管理工作的制度化和科学化。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建设好NGO的董事会或理事会，能够对NGO的发展指明方向，对具体项目工作提出要求，使之成为一个制度。由于中国的特色，国内的绝大部分NGO的董事会是名誉性的，很少涉及机构发展和规划及项目的工作。如果这样做了，董事会也能起到监督的作用，建立起执行层面的问责制，以利于项目工作的展开。
项目管理工作的制度化也是国内NGO较薄弱的方面，爱德多年来一直注重这方面的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很多国内的NGO已由原来的小而单一的项目机构发展成为较大的机构，项目工作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题目。管理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有利于项目的可持续性，这是许多国内NGO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
□张菊芳：薄弱环节是领导意识、国家政策、以及NGO 整个部门的气氛。
在能力建设方面，中国NGO的优势是什么? 它们具备何种能力?
□杨团：协调、公关及信息沟通能力较强，这是环境造成的。筹款能力也不弱，项目组织能力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汪永晨：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国外有可借鉴的经验；民间组织的参与者有热情，有求知的欲望，可以得到国外同行的资助；政府开始认识到了民间组织的作用；没有过于死板的条条框框，可以根据自身特点自由发展。
□陈琨：第一个优势是，中国NGO善意或温和的居多。除政治性的NGO外，近年来对NGO的社会氛围是宽容的。中国的NGO大多与政府保持默契的关系，无论所谓草根还是其他组织很少有起来代表公众的利益与政府对立，鲜见环境NGO有力地组织披露政府环保部门管理中的政府腐败，影响环境政策正确执行情况。常常并不是由政府而是NGO自己为自己划定了禁区。与政府的这种默契为NGO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一些NGO直接见环保局的最高领导不是一件很费力的事。反过来讲，这也反映出NGO的弱势，缺乏NGO的独立性，它们应该在专业上有很深的造诣，必须知道问题的解决方式。比如在环境执法问题上，很多场合NGO和政府表现出一致性，都认为执法不力是首要的问题，但是很少有人去批评政府立法过程中的问题。在制定法律时是否充分听取了公众意见，有没有公众参与，公众参与的程度能否影响立法。只有参与了立法，才能有公众的自觉执行。发动公众参与，介入参与的过程，是非政府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中国 NGO的第二个优势是，它们（尤其是新生的NGO）能够得到国际支持。目前中国的NGO理论大部分来自国外，“第三力量”，“能力建设”，“NGO”这些概念都是外来词。比较活跃的一些中国NGO与国外联系广泛，在语言交流上不存在障碍，很容易得到国际合作的项目，这可能是一种优势，使它们在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得以生存。但是它们中的一些在某种程度上了解中国的事可能还没有了解世界的事情多，反过来说，这可能又是薄弱之处。优势与薄弱部分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有些可以相互转换。
□张菊芳：许多发展起来的NGO 本身已经强烈地感受到组织能力建设的必要；一些新的NGO在组织发展的初期已经意识到能力建设对本组织长远发展的重要性；一些倡导和实施能力建设的机构已经产生；具有一批人员富有NGO运作经验的能力建设专业人员。
中国NGO需要动员的最重要的本土资源是什么?
□杨团：志愿者资源。尤其是志愿者中的专家资源，只要是他们真正能够在组织中发挥作用，就可能逐步改变现状。
□汪永晨：有这方面经验的人组织起来，设立专项资金，有计划的对现存NGO组织者进行培训。我们正在民政部下属的公益事业委员会推动这件事，力图得到官方的支持，这样便于在特定的系统内部展开，然后推广、拓宽。
□陈琨：如果中国的NGO资源不能本土化，将不能持续发展。中国NGO不能脱离中国自己的国情，自己的文化、政治体制。NGO不只是为组织群体内部的人群服务，而要为社会，至少也要为特定的社区和社会群体服务。最重要的本土资源，第一是政府，政府正在改善管理（良政），下放权力，第三部门的兴起和政府的改革不矛盾，具有很多的一致性。NGO应积极调动政府能够支持的资源。第二个资源是企业。现在的企业界中有许多比较开明的企业家。但中国和西方不同。许多西方NGO注重与企业保持距离。比如环保组织，不愿意被认为是大公司借以提高环保知名度而掩盖其不足的工具。而中国的NGO，一般比较愿意得到企业的支持。此外，政府资助的项目花费的是纳税人的钱，对于人员开支的费用有许多严格的规定，而企业支持的资金在使用上一般比较灵活。从经费来源上，中国 NGO应该更倾向于从企业寻求资源。第三是本土社会大众的资源，包括志愿者资源。此外，我还想强调奉献精神，如果想赚钱，就先不要做NGO，可以先赚了钱再做。
□张利伟：中国NGO需要动员的最重要的本土资源首先是公民的公益意识或者叫做公共精神。不可否认，我国有乐善好施的传统，但这从来没有形成一种社会氛围。中国不缺乏公益意识或公共精神，早在“诗经”里，就记载了一句农夫的祷语：“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精神就消逝了。为此，十八世纪的一位名叫明恩溥美国人就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评论说，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张菊芳：许多组织的背景复杂，能力建设不易开展；一些领导对能力建设重要性的认识程度是该组织能否进行能力建设的制约因素；能力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个组织能否持续开展能力建设工作受许多因素的影响。
你是否参加过国际NGO举办的能力建设培训，你对这些培训有什么看法？对中国NGO而言，国外NGO有哪些可资借鉴的地方?同时，又有哪些它们试图推广的经验在目前不合国情？
□杨团：参加过。国外NGO能力培训的规范化、规则化值得学习，另外，在筹款方法上也有诸多启发，但是总体而言整个设计不适合中国，中国需要开发自己的体系。国外NGO在理事会管理（少数好）、筹款方法（大都不错）、项目设计（部分好）、志愿者组织（部分好）、评估与监督（少数好）均有可资借鉴之处。但是都不适宜照搬推广。
□汪永晨：我没有参加过有关能力建设的培训，只是自己平时喜欢读这方面的文章，也有与外国同行进行交流的机会。去年在南非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上，听了半天有关讲座，受益匪浅，回来很想与其他NGO组织者分享，但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如果《中国发展简报》愿意做这样的培训，我可以贡献自己的感受。
在与国外NGO的交流中，发现他们接待其他组织的人到自己的组织来学习访问。这样便于相互了解和经验互补。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的NGO中似乎还没出现。其原因可能在于他们的NGO多是专职的，而我们大多是业余在做，在这方面受到制约。但我觉得这很必要。大家的起点差不多，经验往往是个人智慧的体现，相互交流不但能使你植根于自己的组织，还使你在别的组织也有开花结果的可能，甚至会长出奇花异草。现在是资源一方面严重匮乏，一方面浪费极大。
国外在资金的筹集上有不少成功的经验，所以可能专门讲怎么找钱，而中国很多渠道是不通或不许的。上街募捐就不行，彩票也不行，减免税也没起步。在这种情况下，筹集资金方面的能力建设，对中国NGO来说，面临更大的挑战。
□陈琨：能力建设不能光靠培训。国际组织的培训，尤其是外国专家对于中国的情况了解不够，往往只能介绍一些基本概念，在理解上也不深，在内容上很难有帮助，真正解决问题还是不够。培训主要是学到一些方法，许多与中国的传统方法不同。国际组织在中国开展比较广泛的培训时，最好选在中国做项目的专家，最好没有语言障碍，通过翻译，效果会损失很多。更好的是培养一批本土的“二传手”来做培训。他们本身就是实践者，同时消化了国际经验，可以通过他们对其他的组织进行培训。“二传手”应该具备和同行分享信息和经验的精神。
□张菊芳：我在美国学习了NGO管理硕士学位的课程，其中的内容对我目前从事的能力建设的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还在2000年邀请了美国的两位NGO 能力建设的专家对中国的20多个NGO 进行了能力建设的培训，当然，我自己也收益很大。
能力建设最重要的方面是员工和人才的建设, 你对此观点怎么看?
□杨团：不是。如果没有好的规划与决策，以及内部管理，员工的能力和潜在能力将受到压制。
□汪永晨：我完全同意人是第一重要的。所以我无论何时何地都在宣扬，我们最缺的不是钱，而是人。有了有头脑的人，钱就不是制约的要素，而只是整体活动的一个方面。绿家园志愿者成立７年来，从外部得到的基金也有５万美元左右。我们的活动都是志愿者自费参加。所开展的活动已影响到近４万公众。
□陈琨：这是对的，没有人就没有一切。其中，领袖或者说主导组织的一群人的素质最为重要，现在很多NGO存在老化问题，这对NGO是个威胁。其次，人才建设应该有一个好的制度和民主化的决策程序；第三，组织要有明确的目的，透明，增强员工信赖。
□张利伟：我想我对这种理解不能苟同。这在我对能力建设的定义的理解上反映出来了。
□张菊芳：人才的资源的利用只是能力建设中的一部分内容，一个组织的发展并不仅仅与这两个方面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