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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里的素质教育――云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项目侧记

 

 

 

 

 

 

 

 

         作者按:教育是今年两会的热门话题,而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问题近年来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各方力量都在为其把脉,许多官方或非官方的国际机构在中国西部的农村地区投入大量资源,纷纷开展项目进行试点,希望走出可以推广的改变之路。

 

 

         3月29日至31日,英国救助儿童会和云南省教育厅民教处联合在思茅举办“实践中的素质教育”研讨会,对云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项目和西藏基础教育项目取得的经验,特别是那些适合少数民族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的中国西部农村前发达地区的经验进行分享和交流。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回来后根据项目的文字资料结合我的一些见闻感想整理成这篇文字,希望能与更多人分享,可我却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云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项目被英国救助儿童会全球评估报告列为最成功的教育项目之一,很难在这篇文字有限的篇幅内全面介绍它走过的五年历程和方方面面的经验。从我作为一个“外行人”的理解,“教育”最终意味着对所有人的潜能的发展。云南少数民族教育项目给我个人留下最深的感受是:通过参与项目,受益人尤其是教师和学生的潜能得到发掘,这应该是项目结束后留下的最大的财富。   

 

 

        我们乘坐的中巴离开公路,转进了山里,沿着半山腰处一条崎岖不平的红色土路随山的走势前进。继续又经过几十分钟的车程才到达目的地——普洱县同心乡漫海小学,路程比料想中的还要远。

 

 

        学校没有围墙,主要由建在山坡上的三排平房校舍和一块面积不大的平地操场组成。据说这所小学创办于解放初期,还曾在文革后1976至1981 的五年中办过三届附设初中班。漫海小学现有的166名学生来自学校附近山里的农家,说“附近”,其实并不近,车子进山的一路上没看到附近有聚居的村子,住家多散落在山谷里和山坡上,道路不便,因此,这些小到六、七岁,大不过十三、四岁的孩子中绝大多数都需要住校。  

 

 

        我坐在一年级教室最后一排的板凳上旁听了一节语文课。和许多引入参与式教学法的课堂一样,这里见到的不再是整齐划一的成行成列的桌椅布置,而是分成六组,课桌拼在一起,学生们围坐。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老师有条不紊地指导学生们学习《两只鸟蛋》这篇课文。整堂语文课看起来开放而有活力,老师努力通过各种活动帮助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式地学习。听过这堂语文课后,我试着回想自己小学一年级上语文课时的情景,可能因为时间久远了,细节已经记不清,但我却有一种感觉:作为学生,坐在这个课堂上的孩子们感受到的快乐也许比我当年要多。

 

 

        同心乡那柯里小学是我们之后参观的另一个项目学校。它地处交通便利的公路旁边,而且是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人民政府援助的希望小学,有着整齐的教学楼、综合楼和宿舍楼。我们参观的时候,学生餐厅正在施工中。这所小学是同心乡中心小学下设的一所村完小,有包括一个学前班在内的7 个教学班。学生254人,住校生比例很高,但住宿条件很紧张,学生们要两人(甚至三人)挤一张床铺。

 

 

        我在那柯里小学同样旁听了一堂一年级的语文课,这里的教室新整、豁亮。与之相比,漫海小学土木和砖木结构的教室条件差了许多,一年级教室的墙是土砖砌成的,屋顶是由一层瓦片搭起的,抬头能看到阳光从缝隙中透进教室,当然也可以想见下雨时的情景。据介绍,2003年2月加入云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项目的漫海小学的校舍有四分之三是危房。在其它许多国际机构的、中国政府的教育扶贫项目或者个人捐资助学的项目中,像漫海小学这样状况的校舍可能已不多见。云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项目一个不同于其它教育扶贫项目的特点就是,项目重点不在于校舍建设等硬件方面的改善,而在于包括在职教师培训、学校创收/勤工俭学、学生营养健康、全纳教育以及社区参与教育这五方面在内的能力建设和机制创新。     

 

 

 

 

 

“以学习者为中心” 

 

 

        在整个会议期间以及在与项目办工作人员,项目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交流的时候,“以学习者为中心”是我们听得最多的一种提法。“以学习者为中心”既是一种教育理念,也是可实际操作的教学方法,主要是利用提问、实物教具、游戏、小组工作等方法进行教学活动,让学生在宽松、和谐的氛围中通过动手、动脑获得知识。据了解,教育部正在推行的新课程标准中虽然没有使用“以学习者为中心”这样的提法,但也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引导者和组织者”。以我旁听的那一堂漫海小学一年级语文课为例,按照语文课的新课程标准,老师要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激发孩子们的合作、竞争意识,同时锻炼学生们的表达和组织能力,并要使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很好地统一,完成认识生字,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以及懂得鸟类是人类的朋友,有爱鸟的意识和情感等一系列教学目标。

 

 

        同新课程改革一样,项目的目标之一也是让孩子们掌握在一个不断发展的、瞬息万变的世界上生存所必须具备的各种生活技能。从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式,到现在的“学生是主体”,“老师的教要服务于学生的学”,教师的角色和工作方式都需要转变,教师也需要不断学习和培训以适应这种需要。

 

 

        教师进修学校是基层教师获得在职培训的重要基地。据了解,近年来,这里的老师们在教师进修学校完成小学教师合格学历培训和第一轮的继续教育培训之后,虽然在教育观念和教育教学理论方面比以往有所提高,但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化和课程改革的推进,他们仍然感到较难适应新的要求。

 

 

        云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项目对教师的在职培训内容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和方法。在教师培训时,平日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们变成了“学生”,他们的“学习”效果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培训的方式――改变以往传统单一的教师培训集中上大课、听讲座、讲道理、记笔记的方式,“参与式”的、“以学习者为中心” 的培训模式自然是最恰当的选择。虽然,作为成人的教师在培训班上作“学生”时,与他们平日在自己的课堂上要面对的儿童学生相比,在认知心理和学习规律方面会有所不同,但这种“换位”还是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教师体会“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精义所在。

 

 

        与传统培训教材不同,云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项目参与式教师集中培训的整套培训教材,是根据学校教师的需要,由一个个精心设计的活动组成的1。培训中的大量教学资源来源于受训教师,又服务于受训教师。每一轮培训的内容都不尽相同,督导员在前一轮培训的实践基础上,经过反思、总结以及根据老师们反映的问题来对教材进行适当的调整,不断完善培训教材。这种边实践、边总结的方式保证了培训教材的参与性、灵活性和大众性。

 

 

      “有利于激发教师参与培训的兴趣,促进教师培训的全员互动,提高教师培训的质量”,“它使教师培训更为人性,与国家课程改革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参加培训的老师这样评价教师培训。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方法的教师培训表现出“以普通教师为中心”。以普洱县为例,11个乡镇中的6个乡镇学校,从校长到普通教师都有机会参加培训。培训要求教师们通过讨论、角色扮演、图画、倾听别人观点、陈述别人观点、反馈等方式参与学习。培训结束后,学校以集体备课、互听互评、自我反思的方式进行教学实践,教师们找出问题,一起探讨解决的办法共同分享成果和资源。

 

 

        教师们尝到了亲自参与的甜头,直接获得了参与式教学的操作技巧和经验,但参与式教学的实践也并不是一路坦途,同样会遇到问题和挑战。比如,大理州巍山县项目办主任杨锡伟就指出,参与式教学如果只注重形式而忽略实质,将会导致课堂上学生的气氛活跃和师生互动只停留在表面的热闹,如果小组合作学习急于求成,教师觉得该开始合作学习了,即使学生没有进入状态,也要迅速加入小组合作学习,教师觉得该结束而汇报成果了,即使学生正处于一种很好的探究状态,探究也必须嘎然而止,等等,这些问题如果把握不好,参与式教学就会走了样,效果不尽人意。杨锡伟的体会是在运用参与式教学的过程中要从实际出发,将参与式教学与传统的优秀教法相结合,用他自己的话――“不断摸索实践,走一条适合我们当地实际的创新之路”。

 

 

        通过“参与式教师培训”,教师们发展了能力,提高了自身的业务素质,校长们的管理意识和方式也日渐民主。创新精神在很多一线教师、教育研究人员和教育管理人员身上“闪光”。项目的最大成果之一,同时也是留给当地的最大财富之一,就是培养了一批参与式培训的本土专家――以普洱县为例,“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支县级培训者队伍和几支乡级督导员队伍,支持项目的后续工作”,云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项目普洱项目办的主任周祖琼这样介绍说。她本人就是这五年中脱颖而出的当地人才之一。

 

 

  

 

 

创收

 

 

        思茅地区普洱县的政和小学在2002年获得资金支持,建立了自己的茶园,在此后两年多的运作中,茶园雇用了附近的贫困村民大约四十人,由他们分片管理茶园,同时通过向学校出售鲜叶增加家庭收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子女在政和小学上学,收入的主要部分支付了子女在学校学习的费用。有的人家甚至从其它地方搬到了政和,为的就是“大人们可以在茶场工作,小孩也可以上个更好的学校”。

 

 

        据了解,2003年曾有一位外来的私营企业主向学校提出购买茶园,他给出的价格很高,学校接受的话,意味着除了收回已投资的成本,还将有三万多元的纯收益。但学校没有“为利所动”自己做出“出让”的决定,而是与社区,特别是在茶园工作的村民商议,最终决定不出让。可见,茶园已经成为连接当地社区与政和小学的最重要的纽带。用一位家长朴素的话说:“我们希望学校继续管理茶场,不要卖给私营企业,学校按时付我们工资,而私营老板可能就不会了。”

 

 

        学校发现学生们对种茶有兴趣,于是在茶园中划出一小块,让学生在茶园经理的带领下自己种植、采摘和管理。这样,自然课的课堂被搬到了茶园,学生们也逐渐学会了管理自己的茶地、辨别茶叶的优劣、选择合适的采摘时间等等,这些又都是中国云南农村特别是当地的传统知识。

 

 

        开展学校创收工作的初期,项目主要是帮助学校建立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用利润来支持面临失学的贫困学生,保证他们能够入学和完成学习。随着时间的推移,项目工作人员发现,学校的创收模式在增强教育与学生生活的关联性、提高学生的生活技能、发展学生今后的就业能力方面的巨大潜力不断显现,已经远远超越了“创收”这两个字本身所包含的意义,可以说学校创收项目的效果是多维度的:儿童通过参与或者自己运作项目,提高了动手能力;通过实践理解了商业和社区经济的含义和基本知识,尤其是那些初中毕业后不再继续学习的学生的就业能力得到一定培养。学校通过培训和实际项目的操作,提高了管理和运作能力,项目帮助学校充分利用现有的和能够动员的各种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外界的经济依赖,有能力创收和筹资,并且学校工作的透明度得到提高。社区也在项目中发展出了一定的管理方式,加强社区对学校工作的参与,增强了社区内部的凝聚力,并且为贫困的社区成员提供了创收的机会。

 

 

 

 

 

营养 

 

 

        贫困地区儿童的健康很易受到营养不良问题的困扰,而儿童健康问题也是影响农村地区基础教育阶段入学率和巩固率的一个因素。云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项目的营养与卫生子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在学校进行畜/禽养殖和某些农作物的种植,把产品直接用于改善学生的营养状况,提高学生健康水平。

 

 

        再以政和小学为例,种植茶园需要肥料,由于地处偏远,附近村落稀少,获取肥料的成本很高,同时,住校生由于离家远和贫困的原因,大多数都有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学校、社区和项目工作人员经过商讨,决定在茶园项目的基础上追加小部分投资,购买了三十只本地黑山羊,山羊粪便为茶园提供了优质肥料,学生们还可以定期吃上羊肉,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营养问题。

 

 

        在有限的条件下获取营养膳食可是大有学问。根据项目组2002年在3个贫困农村寄宿项目学校的访谈发现,大多数学生不知道怎样将手中不多的零花钱善加利用来增加自己饮食的营养,零花钱一般都买了了干炸食品和冰棍等没有营养的零食。另外,人们普遍有一种误解,认为只有吃肉一类的动物蛋白才是有营养的,而营养的都是昂贵的,其实当地市场上食物品种繁多,有的很便宜,有些山里长的果子可能就是营养的来源。云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项目的营养与卫生子项目在当地学生、老师和家长中进行的参与式培训帮助他们树立一种更合理的营养观念,进一步发展学生的饮食和卫生习惯,并辅以学校小型生产/种植活动补充学生的膳食结构,用工作人员的话,项目“一直试图推开‘昂贵’这座墙,与儿童、教师、学校和家长们一起树立一种正确的营养概念,寻求一种在自然环境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习惯上都有可能实现的营养膳食”。

 

 

 

 

 

受益人自己的项目

 

 

        云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项目资金总量共计超过1500万元人民币。项目得到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DFID)的项目启动经费2,此外,香港嘉道理慈善基金会陆续资助一些短期顾问费用,香港社区伙伴还资助了营养子项目

 

 

        可能许多发展项目都遇到这样的情形:项目资金的引入是受益人开展项目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云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项目也不例外――在项目立项阶段和启动初期,试点县问得最多的问题也往往是资金的划拨和使用问题。资金是开展工作的基础,民族贫困地区尤其急需经费。受益人对项目经费的重视是合情合理的。

 

 

        据项目经理赵中华介绍,云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项目的管理模式主要是由云南省各级教育部门和英国救助儿童会共同成立项目管理办公室。英国救助儿童会在世界不同国家开展教育项目,具有丰富的经验,因而在项目的立项阶段和执行阶段的前期,项目工作是以英国救助儿童会为主导展开的,许多日常工作主要靠各级项目办公室来推动。云南省教育厅在政策上和行政上对项目给予大力支持。项目受益人也一直在为项目提供人力、物力方面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非常有效,对项目的顺利开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项目工作人员发现,受益人的支持往往是围绕项目办公室的要求而展开的――他们主要关注的是项目所带来的东西,而不一定是从关注自身潜力的发展出发,比如,那个阶段他们常说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话是“我们一定按照你们的要求提供所需要的条件”、“这种教学方法非常好,希望能给我们介绍更多国外的教学方法”,等等。英国救助儿童会云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项目的工作人员很清醒地知道,如果不同的人和部门不能自觉地围绕项目的目标开展工作,而总是以项目办公室为中心开展项目,那么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和全面推广将难以实现。只有受益人充分参与、并且在项目中真正承担起责任,才是项目可持续发展和全面推广的前提。因此项目办公室的一个重要的工作目标就是为受益人发挥主人翁精神创造条件,让受益人成为项目的主人。

 

 

        据介绍,随着项目的进展,各方面沟通的内容已经不再像初始阶段那样集中在资金的问题上,而是更多地围绕项目的原理和项目的影响而展开。不少受益人表示项目所带来的观念上的改变比资金的投入更有价值。发生这样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受益人逐渐理解项目并且重视和认可项目所带来的新方法和新观念,另一方面得益于项目有意识调动受益人的能动性、发掘受益人的潜力。后来,从受益人那里经常听到的话变成:“我们已经做了什么什么,我们认为做这种事情对开展项目是有好处的。”“我们应该把这种方法也包含在培训课程中”。项目工作人员欣慰地感到,这些反映出受益人由被动到主动的一种变化,不再只是关注项目所带来的利益,同时也关注自身的潜能和对项目的投入。受益人所体现出来的积极主动的主人翁精神和在人力、物力和资金上的投入正是项目健康发展和成功的保证。   ■

 

 

 

 

 

 

 

 

注释:

 

 

1. 最初由项目专家带领从各个学校选拔出来的做项目督导员的教师一起设计培训课程,后来逐步转为督导员自己独立设计。

2 .DFID后来又进一步追加了一些外籍专家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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