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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赈灾行动速描

 

 

        2008年初南方雪灾救援中,已零星看到NGO身影,但未现群体性参与的景象。外有评论关注NGO缺席,业内自省自始未断,甚至早在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自省就已开始。当反思刚露端倪,深入讨论尚待开始之时,四川大震打断了NGO的沉思……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造成数万人的死亡,这让中国改变很多,也让NGO改变很多。

 

 

        发生在汶川的8.0级地震,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迅速应对,NGO也以不同方式参与救援或重建。他们倡议,或动员资源,更有甚者在灾区筹集运送发送物资,力图让灾区的苦难减少一些,减轻一些。

 

 

        本期截稿前,地震突发,我们在仓促中搜集救援抗灾中的NGO行动信息,并试图展现NGO的点滴表现。

 

 

 

 

 

行动中的草根NGO

 

 

        地震发生的12日当晚,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迅速行动,立即联络一家企业连夜生产5万个面包,并于13日送到成都。协会负责人吴登明介绍,之后协会还发动重庆当地的大学生开展为灾区提供“一棉被一面包”的活动。此外,还与重庆红十字会合作在超市设立250个捐款箱。

 

 

        当天,贵阳意气风发红十字会与其他几个机构经过商量后,组成了一行5人的前线调查小组。这些机构曾积极参与年初的雪灾救助,有一定的救援经验。调查小组在5月13日中午到达成都,并与当地的NGO联合起来。然后以成都为“大本营”,前往灾区探视当地灾情,终于在5月15日早上为四川NGO发回灾区需要的第一批物资信息。

 

 

        以救助智障儿童为机构宗旨的四川圣爱基金会,12日下午以红十字会团体会员的身份与省红十字会联系,和政府配备的15名医生一起前往安县茶坪,并成立了四川省红十字会茶坪救助站。14日起,该救助站由圣爱全权负责管理。负责人孟长寿说,从5月13日至19日,圣爱与救援队、部队一共转移8000多人。后因堰塞湖的危险,圣爱先后转移到成都、拱欣、什邡等地开展救援行动。目前圣爱已开始为当地的儿童搭建帐篷、提供食物以及心理康健工作。孟还补充,圣爱在自购一辆用来运输物资的办公用车后,将绕道进入其一直没有进入的茂县项目点,以便长期开展救助。

 

 

……

 

 

        四川的NGO也在第一时间聚合起来,发挥出联合的力量。

 

 

        5月14日,“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在成都成立,办公地点临时设在成都根与芽的办公室。

 

 

        由青年行动(原名攀枝花市东区志愿者协会)、成都根与芽、云南发展培训学院、贵州行动小组四家共同组成前线机构,青年行动的张国远担任办公室总协调。办公室的另一个部门——后方援助团队,则是昆明、贵州、厦门、深圳等地的民间机构形成小组,负责物资的筹集。

 

 

        此外,网络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平台作用。北京震旦纪和云南NGO发展交流网利用网络分别建立“民间救援行动博客”和“震灾专栏”,发布最新的物资需求信息、NGO动态信息。这两个组织还每天搜集整理NGO前一天的前线和后方情况,通过邮件发布《民间团体救灾特刊》(后更名为《社会组织救灾观察》,作为独立的第三方,继续为民间机构服务),供参与救援行动的NGO分享,利于NGO之间的分工和合作。

 

 

        5月15日,另一个在川的NGO联合组织——依托于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的“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也成立起来。该中心主要是由在四川的一些NGO和北京、贵州、上海等地的合作伙伴及志愿者等协商成立。这些NGO利用与其在灾区已有项目点的联系,更快进入基层(甚至是村一级)开展救援行动

 

 

 

 

 

        远在北京、上海、陕西等地的NGO纷纷发起声明,呼吁民间组织加入抗震救灾行列。

 

 

        其中,南都基金会等多家NGO共同发起“抗震救灾,十万火急 灾后重建,众志成城”活动,并发表《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呼吁号召各民间组织和公益组织携起手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力量。截至5月30日,此联合声明共得到160家机构响应。

 

 

        这些声明,以最快的速度在NGO业内传播,并得到响应,集结了更多的NGO。他们在联合行动的旗帜下,充分利用各自的网络与资源,募集资金和物资、疏通运输,为灾区提供急需的食物、帐篷、药品,并为灾后重建提供支援。

 

 

        5月13日晚,由自然之友、绿家园志愿者发起,多家NGO和媒体参与的救灾会,紧急发出“小行动+许多人=大不同”的倡议,并印刷宣传单和绿丝带等发给市民,号召他们踊跃献血、捐款。

 

 

        自然之友还在21日发起“净水援助”行动,动员企业和个人捐助饮用水净化设备,由代理总干事梁晓燕带队,和志愿者一起前往茂县等地,提供设备供灾民集中的区域使用。首批4台饮水机于5月28日晚从北京运至成都,并在30日左右发往四川什邡市师古镇和汶川县卧龙镇两地。

 

 

        5月15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出资1000万元发起支持公益组织参与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公益服务项目。同样为草根组织提供项目资助的还有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该基金会5月23日发布公告,调整项目资助方向,暂停接受与救灾无关的项目申请,并成立救灾项目申请绿色通道。

 

 

        5月14日,上海4家NGO和1家杂志与李连杰壹基金组成“新驼峰行动小组”,筹集由企业提供的物资,并通过更便捷的运输渠道运抵灾区。运输物资的飞机由一家民营公司提供,航线从浦东机场直达成都双流机场。自5月17日起,每天有一架小型飞机匀出4~5吨的仓位运载救灾物资,然后由灾区的红十字会统一接收发放。

 

 

        另外,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联合会员单位发起的“吉祥之翼”救助行动与“新驼峰行动小组”相似。略有不同的是,前者还为当地NGO集中收集的物资提供中转。日前,这两个行动组织刚刚停止救援行动,将工作重点转向灾后重建。

 

 

        在同样遭受震灾影响的甘肃,草根NGO也积极行动起来。

 

 

        5月19日,当地7家草根组织成立“甘肃草根联合行动小组”,办公地点设在甘肃省怡欣心理咨询中心,由该机构的任蓝田和甘肃雨田农村发展研究与服务中心的李建强负责统筹。之前,由5人组成的临时小组,在5月15日赶赴甘肃灾情最严重的文县,进行为期5天的灾情调查与需求评估,并以报告的形式发布。目前,该行动小组正在协调并接受物资和捐款。

 

 

        此外,北京一些NGO研究性机构通过论坛、讲座的形式,向公众和NGO传播有关地震预防以及灾后重建的经验。5月24日,应邀而来的台北大学丘昌泰教授与听众分享了台湾“九·二一”大地震中民间组织参与救援的经验,这对那些参与救灾的NGO来说,无疑提供了宝贵的参照。

 

 

 

 

 

 

 

 

顺势而变的NGO

 

 

         一些刚刚注册的新私募基金会或民间组织,这些基金会在成立后立即投入到救援中去。如由两家民营企业共同出资2亿元发起、5月20日成立的华民慈善基金会,当天就向灾区捐赠3000万元。再如由万通实业、万通地产共同设立的万通公益基金会,5月11日刚刚开完机构第一次理事会后,立即转变议题进入灾区救援,并紧急为灾区供应水、帐篷、应急灯、板房等物资。后期该基金会还打算在阿坝州建立孤儿院,并把震后的房屋重建与基金会的项目结合起来,为当地建造绿色房屋。

 

 

        同样,还有一些尚在筹备中的民间组织,却被地震“催生”而加入救援队伍,即将在8月份成立的华夏英杰公益基金会(筹建)就是一例。这个基金会目前代表宁夏扶贫基金会和太平洋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开展工作,集中北京劳保手套、帐篷等物资,由北京车友会的车队负责运输到灾区

 

 

      “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中的参与机构之一——尚明社会发展研究所,也是一个没有完成注册的草根NGO。尚明为当地NGO的志愿者和农民工提供培训已有3年了。这次救援中,它同样为前来灾区的志愿者或NGO提供志愿者培训、管理服务,保证志愿者群体发挥有效的作用。

 

 

        此外,一些有志于四川灾区的重建,专司救灾行动的NGO也将成立。据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总协调人张国远说,这个应急成立的临时性办公室将在5月30日暂时解散,之后再重组成一个“民间备灾中心”(暂定名),将在备灾管理和体制方面进行探索,希望在应对未来的灾害事件时可以作出更迅捷的行动

 

 

 

 

 

官办NGO

 

 

         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作为政府指定的接受国内外捐款和物资的官方NGO。同属此类的还有中华慈善总会,此后,陆续又有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等官办NGO加入进来。这些NGO在抗震救灾行动中表现出的募捐动员以及使用资金、发放物资的能力得到政府部门的极大肯定。

 

 

        重任之下,亦有重压,红十字会在风口浪尖遭到社会的质疑。从与网易合作接受捐款的终止,到万元一顶的天价帐篷传言,再到社会对其行政费用扣除比例的讨论,以及捐款使用公开、透明等要求,无不让红十字会接受着来自社会各方对其公信力的考验。

 

 

红十字会对此也进行了回应,甚至还主动邀请审计署、会计公司进入红十字会审查。尽管这些回应看似与社会期望仍有点距离,但这在红十字会看来,也是官办NGO一步步接受监督、争取透明、提高公信力的过程。

 

 

 

 

 

国际NGO

 

 

        地震发生当天,香港乐施会正在召开应对气候变化会议。地震消息传来议题立刻转移到震灾应对、筹款和救援方面来。5月13日,乐施会决定拨款1200万港币作为第一笔赈灾善款,后追加到4300多万港币,协助四川赈灾、修复及重建工作。

 

 

        同时,乐施会驻昆明和贵阳的项目人员也于14日赶赴灾区开展灾情评估以及协调赈灾。在灾区,乐施会就近采购紧缺的物资,与当地政府合作发放。乐施会全程参与这个过程,并把物资的去向向捐款人反馈。此外,乐施会也对甘肃文县、武都县的项目实施点进行了援助。

 

 

        狮子会国际基金会(LCIF)联合各地狮友,在灾后第一时间募集到60万美元,并承诺拨款50万美元用于紧急救援及药品、衣物、毛毯、饮用水及临时避难所等救援物资供应。LCIF是国际狮子会的慈善资金来源,它通过各地狮友们的工作参与全球重大的慈善活动。5月19日,LCIF将在狮子会倡导下筹集到的150万美元用于中国地震灾区紧急援助。

 

 

        广东狮子分会还成立赈灾前锋队,于5月16日到达成都。随后又分派4个小分队前往北川、绵竹等地了解灾民需求。同时,为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提供每天10万~15万元的预算支持办公室的物资购买。

 

 

        此外,行动援助、国际小母牛等国际NGO也在震后不久回应灾区,前往当地联系物资的进入与发放。由于灾区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不少国际NGO,派遣项目人员前往灾区评估灾情调查当地的需求,为紧接着的重建工作做好准备。

 

 

 

 

 

 

 

 

NGO之外的志愿行为

 

 

        NGO之外的志愿性群体表现出色,同样不可忽视,如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免费为前来参与救援的组织或个人提供运载服务。与这些司机一样,那些自发来灾区直接从事救援工作的个人或团体,以及远在灾区之外但时刻关注灾区的民众都以各自的行动弘扬志愿精神。事实证明,他们也是公民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

 

 

        陈光标、罗永浩、王文忠三人就是自发前往直接从事救援的群体代表。陈光标在得知汶川发生地震后,立即召集120名建筑工人,驾驶60辆吊车等大型工程机械日夜兼程赶赴灾区,抢救埋在倒塌物体下的灾民。他们几乎与政府派遣的救援部队同时到达,其速度之快令人惊叹;罗永浩在牛博网发起救援倡议,并得到网友的呼应,协商设立账号接受网友捐款。后他与召集人前往灾区,根据当地具体需求亲自采购物资并发放。按照罗的说法就是要去最偏远的地区,不做锦上添花的事情;王文忠则率领14名农民与梁漱溟乡建中心的10名大学生志愿者,租了3辆汽车载着926套棉衣、70顶帐篷和2000床被子,在5月15日凌晨赶到成都,与当地的NGO协商后,前往都江堰的上娥乡,后又抵达彭州升平镇、小鱼洞镇以及紫坪铺镇。他们主要是在了解当地需求同时,临时设立救助站发放物资,并开展灾民安抚工作。

 

 

        那些来自普通民众的体恤与担当也无处不在。他们不仅倡议“外省不要过多往灾区打电话,给灾民留下更大的求助机会”,而且还积极捐款、捐献衣物,甚至走上街头献血,以至于好几个城市的血库一天之内就达到饱和。

 

 

        这里不能不提的是,茅于轼等10名网络公民在5月14日关于“为死于地震的灾民降半旗,全国默哀”倡议,得到了政府的回应,并把5月19日至5月21日设为全国哀悼日。5月19日14点28分全民默哀3分钟,悼念死者。

 

 

 

 

 

灾区重建,NGO任重而道远

 

 

        这次震灾救援行动中,NGO紧急应对灾情,迅速行动救援,众多媒体纷纷给出较高评价。但NGO在行动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值得在下一步的灾区重建工作中去反思、改进。

 

 

         例如,尽管NGO强调自己扮演“拾遗补缺”角色,但实际上大家都将注意力过多集中在灾情最严重的汶川周边地区,致使向这些地区过多的投入资源或人力(这些地区也正是政府的集中关注点),却忽视了那些灾情不严重但同样需要被注意的灾区。不少地方出现了NGO与政府部门由于缺乏良好的互动,各自拨付的资源出现重叠、甚至浪费的现象。

 

 

        与四川相比,同为灾区的甘肃所能获取的官方或民间资源,都要少得多。在甘肃草根NGO联合行动小组报告中,指出“由于伤亡人数现在被很多人认为‘不太多’,因而误以为这里的灾情不严重。实际地震对文县造成的损失堪称惨重”。据“甘肃草根联合行动小组”的李建强介绍,与四川青川县一山之隔的甘肃文县,迄今物资缺口仍很大。最为急需的帐篷总计需要5万多顶,截至5月28日仅收到1.3万顶左右。

 

 

         另外一个值得反思的情况是,前期许多NGO是捐款捐物,现在他们更希望直接进入灾区一线,实施具体的方案。其中,占很大比重的是要对灾民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帮助灾民恢复生活信心。但这些机构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进入到灾区

 

 

        北京某机构还没有对进入灾区的培训人员进行心理干预的培训,甚至人手都不够,就急匆匆赶赴灾区在当地招募志愿者培训,然后由志愿者对灾民提供心理辅导。这种冲动的举措,很有可能在未能抚平灾民创伤的情况下,给他们带来二次心理伤害。

 

 

        随着直接救援行动的深入,灾区重建逐渐提上日程。但灾区重建中的一连串问题接踵而来,让NGO不得不加以注意。比如,那些项目点不在灾区的NGO,如何平衡这种临时调整的灾区项目与常规项目之间的优先顺序?进入灾区的NGO,能否将开展的项目持续下去,一年甚至更长?还要考虑的是,这些进入灾区的NGO工作人员或志愿者,能否应对灾区卫生防疫上的挑战、确保自己的安全?是否需要对其提供心理预防服务,以免在灾区遭遇心理危机……

 

 

        在救援行动中,一些制约NGO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很多NGO面临着募捐资质的问题。地震发生时,有的NGO发表行动声明表示,只接受捐款,不接受物资。他们的初衷是想用捐款以最快的速度在当地购买物资,然后发放给灾民。因为一度从外地向灾区输送物资的交通并不通畅。

 

 

        然而,对捐赠善款的使用是否透明等问题的处理,不仅仅是红十字会等官方NGO需要正视回应的,也是草根NGO同样面对的挑战。如果处理不当,则会波及并打击到这些草根NGO的公信力,使得NGO整体的公信力大大削弱。

 

 

        灾区重建,于NGO既是一次参与机会,也是一次挑战。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灾区重建将成为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政府、企业也包括NGO都会作为不同的力量进入灾区,参与到社区的重建和居民的生活恢复。

 

 

        NGO在这次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有怎样的角色表现?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值得反思?这样广泛而深度的参与,将为NGO未来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媒体对NGO的报道有什么样的特点?围绕NGO参与抗震救灾行动所引发的各种议题,《中国发展简报》将在下期,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持续集中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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