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光在群星闪烁的四川NGO的群体中，有点特立独行的味道。它好像不太合群，不太热衷于联合与声张，似乎有些回避外在的影响力。媒体报道寥寥，机构网站也姗姗来迟，刚刚完成了架构设计，还未能对外开放。注重实际操作的能力，低调做事，对主流媒体保持一定距离，大概是蜀光在目前的一种性格和原则。
蜀光的主任韩伟对此有自己的解释：“我们不想退潮的时候被晾在沙滩上。”言下之意是，曝光是一把双刃剑，看你如何使用。如果遇到不了解NGO工作和当地复杂性的媒体，出现不适当的媒体报道和宣传，反倒可能会给项目带来负面影响，给合作方造成伤害。蜀光大概不太愿意背负外在的声名之累，因为声名固然能给机构带来发展的有利因素，但如果把握不当，同样也可能拉大外界的期望和蜀光实际能力的距离。对蜀光涉足的事业而言，到现在为止仍是一场小心翼翼的试验。
与对社会影响方面的谨慎不同，蜀光的名字在项目地小金县，从相关的政府官员到试点村的老乡，大概已经耳熟能详。当蜀光的小金项目负责人杜玲说起她在项目点老乡中的人缘，复述老乡在村里和她打招呼的样子，会忍不住笑出声来，脸上浮现出一种非常享受的表情。看得出，蜀光在当地政府和社区中得到了真诚的信任。
蜀光的根在社区，能利用自己的专业性、融洽的交往能力，将NGO的视角和方法和政府对接，产生有效的影响。在小金的试点，经过多年的酝酿，已经在政府的认同下，开始生发，扩大。
蜀光在小金县项目的资金都不多。几个试点村的社区基金是4～5万元左右，最大的一笔是为头卡村投入的灾后重建资金，只有10万元，由香港社区伙伴提供。在两河乡前锋村，由福特基金会向社区提供了4万元的社区基金和1万元的草原建设资金，地震后又追加了29万元灾后重建款。在丹巴县的牧业村，同样是4万元的社区基金外加前后数千元的投入。
看得出，蜀光进入社区进行操作，不是靠大资金和外在的社会影响力撬动，而主要靠将理念和技术、方法相互结合而成的实务操作，来证实自己的价值，说明操作的可行性。这个过程又渗透了蜀光相关人员的个人能力和经验，甚至个性因素。
韩伟、杜玲以及其他项目人员，进入社区总是睁大眼睛，张开耳朵，仔细听，仔细观察，意识到问题就随时调整和指点，像中医把脉，望、闻、问、切多种手法并用。蜀光有自己的工作思路，但似乎更愿意不让思路先入为主地主宰自己在社区中的行动。
参与式理念写在纸上，也许只是简单的一行字，但要落到具体的现实中，变成社区的信念，远比落在文字上复杂。这就有了本文对蜀光只言片语、略显凌乱的点滴观察。
但是，在当前这个以影响力和声音为重要纬度的热热闹闹的新公益时代，蜀光仍然选择在西南一隅低调坚守。大概在那里，还有着适合于传统扎实的参与式扶贫的土壤。也许蜀光认为，自己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尝试和梳理社区扶贫的经验，即便意在推广，并敏于行动，但还是慎言模式和推广。
这在某种意义上，使参与式的“蜀光经验”较难总结和归纳。蜀光的引人之处，在文字之外，在更为鲜活的现实中的行动。
面对业界对参与式的反思和争论，韩伟保持着警惕，慎言批判。参与式是他一贯坚持的理念和工具，但他和他的同事在社区做事的方式却很本土化，因势利导，拒绝教条。但他同时担心，蜀光在一些环节上利用政府干预化解社区矛盾的方式，会被同行误解为“不好听的勾兑”。某种意义上，这是西方民主参与理念“软着陆”到东方传统的调和过程。
政府是蜀光在社区工作的重要相关方，“经营”政府关系其实是从事社区工作的NGO必然面临的一项工作。杜玲说，蜀光的做法是，在工作中承认政府的领导，到项目地办完事要离开时，她会尽量和联系的官员打个招呼，交流一下工作，但不一定都要见面“汇报”，建立对方的安全感和对蜀光的信任。但在承认政府领导的同时，蜀光有能力将这种关系定位在合作伙伴上面，使双方的平等磋商成为常态。韩伟说，“我们坚持认为，NGO在社区工作，应和政府有很好的关系，尤其是社区矛盾大的时候，需要有好的政府合作伙伴，这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例如，小金县廖家院村在开展香港社区伙伴资助的灾后重建项目活动时，村长绕开管理小组独自叫来挖挖机修公路。乡党委陈书记发现管理小组难于自行解决后，主动打电话给杜玲，希望蜀光尽快到村帮助解决，不要影响项目实施。
和很多NGO一样，蜀光下乡也是通过筹款自带经费，不增加合作方的压力。当然，在未来如果NGO参与扶贫的格局发生根本改变，蜀光也非常乐意尝试由政府采购NGO的服务。不过，在与蜀光的合作上，小金县政府也进行了适当变通，例如，通过蜀光在小金的40个村推广社区互助基金，在目前的体制下，县扶贫办很难从扶贫资金上开一个口子，直接“采购”蜀光的服务，于是将2万元培训经费直接打到培训班上。
蜀光在小金不只是推动社区民众的主体性参与，同时也要让政府（扶贫办）参与进来。在矛盾错综复杂的头卡村，在某些阶段甚至需要来自政府自上而下的干预来配合，去制约传统力量的干扰，推动决策向公众参与的方向发展。当然，基层的发动，主旋律主要还是依靠社区自身。
蜀光和国务院扶贫办外资中心牵头，联合其他4家组织在4省5县的村级试点早已结束，韩伟主笔的总结报告翔实地描述了各村的试点情况。这份报告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其对NGO参与扶贫的具体操作环节和流程的分类描述和分析，以扎实的功底重现了各种不同的情况和细节，连带观察和分析。
按照一般的逻辑，如果一个项目做得不错，又值得借鉴，紧接其后的就是推广问题。但韩伟却慎言成功，在总结中的最后部分，用朴实的文字大量着墨于问题和挑战。试点的种种难度，NGO承担扶贫的主要影响因素，各种变量组合条件下扶贫类型的应对策略，都被他细细地梳理。在难点方面，包括政府体制的制约、社区小组能力建设、如何建立社区管理机制、转变政府人员的观念和角色，如何有效地为工程项目提供技术支持，以及NGO的能力不足问题，都是NGO参与政府扶贫需要直接面对的内外兼修的问题。这些内容尽管显得有些繁琐，但对扶贫领域的NGO实践者而言，是值得借鉴的实操指南。
参与调研的贵州省扶贫办外资中心的荣建国处长过去常常以民间的身份（角度）做参与式项目，在他的眼里，蜀光的项目是他看过的参与式扶贫项目中做得最好的。即便是有了现在的阶段性成果，谈及正在生发中的试点项目，谈及模式推广和公众影响力，韩伟出言仍然相当谨慎。可能是不愿意将复杂的现实问题简化，他在说话的时候似乎始终处在一种思考的状态。
也许， 蜀光还希望用更多的时间继续在小金深耕， 之后才考虑站在台前， 在更广的层面上言说。
同样在这个村，当管理小组金会计汇报工作滔滔不绝，杜玲半开玩笑打断他的话：“你个人哇哇说半天了，唐二哥你过来坐稳了，你是出纳，说下管理小组是咋个管钱的嘛。”于是，不善言谈的唐二哥有了机会，慢悠悠地说开来。杜玲有心从辅助者的角度出发，让管理小组内更多的人得到表达和锻炼机会。
少干预是为退出社区做准备。蜀光会注意避免社区对外来者形成依赖心理。例如，杜玲在大沟一再向管理小组强调，以后买草籽不再包办了，要小组自己按照联系方式去外面购买。以前，都是蜀光一手包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