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在吉隆坡召开的Women Deliver全球会议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5000名成员参加，中国人不超过十指之数，而近300个分论坛1000名发言人中，中国发言者只有2名。2011年10月在印度日惹召开的第六届亚太生殖健康及其权利会议上，只有1名中国青年人参与发言。很多有过国际会议经验的人都会发现，在国际舞台上，无论是成年人还是青年人，中国人的参与度都很低。这也许和中国的孩子从小不被鼓励独立思考和参加家庭事务有关，长大之后自然就远离社会事务。成为清华北大的高材生，艺术体育社交学业与公益领域的全面发展或许是家长心中期待孩子成为的最佳典范。但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也许并非如此，例如风靡网络的一位清华学子题为“坚忍不拔，追梦不惜”奖学金答辩的开头及结尾用了如下的方式陈述：
“还记得在新生党员的培训中，王万昌（音），我愿一生许国的铮铮誓言深深的震撼了我，我立下了报效祖国的志向，又红又专，全面发展，做可担时代大任的清华人！”
“坚忍不拔，自强不息，报效祖国，今生铭记！”
这是我们从小受到训练的典型中国式演讲发言。在国际舞台上人们总是发现沟通的障碍并非来自于语言本身，而是我们思考问题和表达的方式。我们总会用英语说出一些外国人不明就里的话语。而我们看到的国外同龄的年轻人早在中学就广泛深入的参加了各类社会事务，在大学的竞选发言通常是对具体问题的规划、解决方案以及管理发展的思路。相比而言以上的发言更像小学生的陈述方式。当然，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去予以苛责（一定有很多人会站出来大声斥责中国的教育制度来掩盖自己的不努力），因为这一代人大部分的问题都是上一代人的责任， 许多人对社会发展领域的认知还停留在“学雷锋”的阶段，在他们眼中的社会发展工作总是和“奉献”，“爱心”联系在一起，伴随的是贫穷潦倒、苦大仇深、涕泪横流的画面。出于对孩子或自身未来的担心，人们总是愿意鼓励他人参加而非自己。随着社会的开发一些年轻人开始更积极的关注，并且将参与社会事务当做一种时尚，并为之奔走呐喊。但是这还不够，中国未来的发展需求应当是，社会发展领域需要很高的技术含量，参与其中的职业工作者都应具备不亚于投行高管或政府高官的职业水准，不但能够与每种职业一样受到应有的尊敬，同时还具备较为可观的收入（行业性质决定了无法大富大贵，但仍可以优雅生活）。因此，新一代人的改变不是为了当今的社会和自己，而是为了十数年后的中国和下一代。
改变不会一蹴而就，但我们无法被动等待，九层之台，始于累土，细分领域需要中国的社会组织与青年人共同推动，专业化的形成也需要持久的投入和坚持，但愿不久之后一批初具职业水准的青年组织能出现在中国社会发展领域的舞台，并开始与全球范围内的优秀青年人开展对话。
未来留给中国青年人的时间并不少，但未来留给每个青年个体的时间不会很多。
作者系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项目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