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底，一场女性×残障的肢体剧《月亮的那一面》在广州一家剧场演出，除了有肢体障碍人士参与演出，观众中也多了平日剧场中少见的不同障别的朋友。
我们纪录下此次演出。
我没有注意她的不同
重点在找她们的相同
“多疑！”
“玻璃心！”
“情绪化！”
“没逻辑！”
舞台上，七位女演员呐喊着，相互撕扯掉缠绕在身上的标签，奋力扔到地上，继而几个已经扭曲在一起的身体慢慢舒展开。
这一幕来自《月亮的那一面》——一部由演员们集体创作的形体剧。
《月亮的那一面》演出现场
七月份，导演Danny开始招募演员，恰巧七位演员都是女性，其中两位有肢体障碍。在两个多月的培训和编排之后，这部“女性X残障”的戏剧与观众见面。
上半场，演员们用身体演绎出“女性经历”：初潮的惊恐，初夜的愉悦，生产的疼痛；下半场，每个人以自身经验为基础，试图向观众传达她们内心不为人知的渴望。
导演Danny说，他沒有把《月亮的那一面》当作演出来处理。跟学习表演技巧相比，他更希望演员能通过肢体训练，了解自己的身体，发掘自身的感受。
演员秋玲由自身经历改编出这一幕：只有右手和右腿的她站在公交车上，分别被孕妇、老人甚至公交车司机“热情”让座，尽管她一直在强调自己并不需要。
秋玲（右一）在公交车被让座一幕中
“比如去吃饭，拿菜单或者叫服务员，这些很小的事情朋友也不让我做。或者跟朋友散步，朋友常说‘你累了吧，我们找地方坐坐吧’，其实我想赶路。”在秋玲的生活中，有太多被当作弱者的经历，太多并不需要的“照顾”，这让她感觉很不好，“我希望能被当作普通人一样，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周围人能友善地帮助我，我说不要的时候就是不要。”
在舞台上，秋玲用独腿站立、蹲起、舞动和扭转。她在舞台上大部分的移动，都是靠单脚跳跃完成，她能很好地控制身体的落点和停顿，行动自如。谢幕时，她也只用一条腿支撑着身体，一只袖管空空地飘在身体一侧，另一只手拉着旁边一位伙伴的手，笑得很开心。
在剧本创作的初期，演员们通过交流生命经验相互激发灵感，她们探讨了很多关于女性的话题，比如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身体、性。刚开始，秋玲很难有共鸣。
排练现场
当秋玲融入大家的聊天后，她挖掘到自己身为女性的丰富的体验。她反问自己：“是不是之前我和社会主流价值观一样，把残障人当‘无性人’看待了，所以一直以来很隔离自己作为一名女性会有的情感和想法？太把注意力放在残障上，而模糊了自己的女性身份？”秋玲认为，这其实不是一种完全的自我接纳。
秋玲同时也是恭明中心的工作人员，这是一家为残障人士赋权的公益组织，在谈到如何看待身心障碍者的多重身份时，秋玲说：“倡导残障意识工作的过程中，要让大家认识到，我们本身也是一个普通的人，普通的女性，不要用残障模糊掉我们的性别（身份），不要模糊掉我们跟普通人一样的渴望和需求。”
导演Danny
Danny更习惯使用“不同能力者”而非“残障”，他觉得“残障”这个定义太单一了。现实中，残障者之间也有着很大差异，做肢体剧场的他相信：“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不同的，都有它的能和不能。我有兴趣让每个人去发掘自己的身体”。
让演出和剧场无障碍
2017年年末，《月亮的那一面》在广州演出，恭明中心特意邀请了不同障别的观众，有听障、视障和使用轮椅的观众。同时，演出当晚安排了手语翻译和口述影像。
建芬是这场演出的口述影像员，她的任务是通过话语描述，再现舞台的视觉信息，让视障者也能“看演出”。口述过程中，声音通过建芬手上的无线麦克风发送到观众手里的调频收音机上。为了减小声音对现场其他观众的影响，建芬使用了一个由矿泉水瓶和消音棉制成的消音器。
口述影像员建芬在调试自制的无线麦克风
专业的麦克风和接收器成本要几千元，而自制的设备成本大约五十元
一场演出传达的视觉信息是多维度的，视障观众能“看”到什么，取决于口述影像员选择呈现哪些方面的信息。如何选择口述内容，是口述影像者和研究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应该描述哪些内容？需要描述多少？在演出之前，建芬已经看了数次过往演出的录像，准备好口述影像稿，也向提早到场的视障观众了解对方想“看”什么。这场演出，建芬把重点放在演员的动作上，而减少了场景和人物关系的介绍。
“全体演员转身，靠在一起”，“把手放在大腿上往上拉”，建芬讲解着。
演出结束，有观众反应这样的描述过于机械。一位视障观众表示，“我个人比较喜欢带有情绪渲染的讲解。”同时他建议，在口述过程中讲解员可以适当添加自己的解释，“（因为）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接收过这方面信息（描述内容）的视障者来说，可能一下子很难理解” 。他认为添加必要的解释并不影响描述的客观性。
这是建芬第一次正式做口述影像服务，她觉得自己的不足之处在于，将讲述重点放在动作信息上，错过了给视障观众介绍场景、人物关系和人物之间的互动等信息。“特别是剧场表演，场景和人物关系是很重要的”，她说。
视障观众用收音机自制成接收器
口述影像服务起源于美国，在美国的发展已经超过40年。而在中国大陆，口述影像服务起源于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该中心成立于2003年7月，距今不过14年。
口述影像在国内的发展时间短，如何选择口述内容这类的问题并无太多先例和经验可循。
除了需要有手语翻译和口述影像，一个无障碍剧场还需要兼顾到轮椅使用者的需求。目前我国对剧场轮椅无障碍设施作了明文规定。2001年施行的《剧场建筑设计规范》中第5条规定，观众席应预留残疾人轮椅座席，并对座席的深度与宽度作出明确规定。但是此规定并未被列入强制性条文，难以作为硬性标准要求剧场严格执行。
在这场演出中，轮椅使用者王琳和韩晶将轮椅停放在舞台和观众席之间的空地上观看演出。她们说以往去剧场看演出，基本也只能坐在最前排。《剧场建筑设计规范》中规定，如果池座首排设置轮椅席位，座席前沿与舞台的距离不应少于两米。
秋玲回忆自己曾经去过的两家剧院，其中一家观众到达座席只能通过楼梯，轮椅要到达就非常困难。另外一家比较大的剧院情况则要好一些，轮椅可以通过电梯到达观众席，观众席有空地可供轮椅停放。
现场手语翻译郝老师（左一）在跟听障观众交流
在台湾，《建筑物无障碍设施设计规范》不仅对轮椅席的空间体量设置作出规定，也规定了轮椅席的数量。以观众人数作为计算标准，每五十名观众设置一席轮椅席，然后每增加一百人再加一席。到达五百五十人后，每增加一百五十人必须再增一席，一千人以上每增加两百五十人再累进一席。目前我国的《剧场设计规范》尚未对轮椅座席数量作出规定。
演出结束，一位第一次跟残障人士一起观看演出的观众跟我们说，这是一次新奇的体验，剧场设置的口述影像和手语翻译并没有影响她观看演出，反而让她看到了不同人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