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军宁，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我对富人一直有一个我自己的定义。我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富人，不是看他有多少钱，多少资产，而是看他做不做慈善。行慈善的富人，才是真正的富人。慈善与富人有关联性，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同样，关于投资策略的文字可以不涉及慈善，但是，有关投资哲学的文字不能不涉及慈善，哲学是与智慧有关的。
我以为，如果说聪明与智商有关的话，那么智慧则与道德有关。所以，谈投资哲学，作为对投资的道德智慧的研究，最终绕不开慈善这个话题。
在投资界，像在实业界一样，那些伟大的投资家像伟大的实业家一样，往往也是伟大的慈善家。这仅仅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这是因为他们对慈善的意义有着高度的共识。钢铁大王卡内基有个流传很广的看法：“一个人在富有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卡内基传》的作者曾风趣地说：“他致力于捐赠事业的努力程度很可能超过他致力于赚钱的时候。”伟大投资家坦普顿的座右铭是：“付出即拥有。”他认为，仁心行善的人，才是真正富有的人，有出息的人。而且，物质财富这个东西，生带不来，死带不走。
许多成就卓著的投资家和实业家，之所以热衷于慈善，有其背后的奥妙：
行慈善者可以从乐善好施中得到巨大的精神与心理满足，甚至让自己有难得的特权感和操控感。
也许是神的安排，他让慈善家的慷慨带来愉悦，甚至能产生一种崇高感。这样又反过来激发人们更加慷慨。外人看到的是行善者的付出，行善者计算的是自己的所得。在许多行善者的观念中，给别人行善，就是给自己行善。对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来说，最大的奖赏是内在的自我的奖赏，最大的幸福是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
敏锐的慈善家甚至时时提醒自己：“当行善的机会在拽我的袖子时，我们能发现吗？”
在外界看来，投资与慈善是方向相反的两件事：
投资是往里赚，慈善是往外捐。
很多人也认为，获取比施与重要，起码是只有先获取，然后才有可能施与。但是慈善家们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施与就是播种，获取就是收获；怎样播种，就有怎样的收获。播种产生一种持续的期待，收获只带来一种短暂的满足。这是所有的钓鱼爱好者都懂的道理。所以，播种比收获重要，施与比获取重要。前者决定后者。先有付出，才有收获。只要方法得当，播种的越多，收获的越多；付出的越多，回报的越多。
就像价值投资一样，投入越多，回报越大。在这种意义上，慈善活动是另一方式的投资活动，两者之间的原理完全一样。对投资者与慈善家来说，他们笃信，把自己的智慧与才干投入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一定会产生红利。
慈善大体可能分为两种类型，三个层次。
就两种类型而言，一种慈善是授人以鱼，比如向需要的人群馈赠衣食住医等生活与生存的急需品，就像给吃不起鱼的人送条鱼那样。这类慈善活动主要用来满足救济对象的眼前之需，慈善的内容主要是物质的福利。另一种慈善活动的是授人以渔。比如，慈善家赞助受助者接受免费的就业技能培训，就像教会没有生存技能的人如何捕鱼那样。后一种的慈善虽然不能直接用于吃穿，但是能够帮助受助者在未来实现生活自立。
以上这两种类型的慈善，虽然都很必要，也很有价值，但是却有高低之分。而且对它们之间的高低之分，古今中外没有分歧。中国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犹太教里，最好的捐赠是促使接受捐赠的人独立自主。犹太教哲学家迈门尼德认为，最高一级的施主是利用慈善以协助别人自立自强或协助他人获得技术或找到工作的施主。《纳尼亚传奇》的作者刘易斯（C.S.Lewis）在《四种爱》中说，施与的正当目的是为了让接受者永远不再成为慈善的对象。（“The proper aim of giving is to put the recipients in a state wherethey no longer need our gifts.”）最大的慈善是让个人自立，让社会有个能保障自由与自立的制度。
跟投资一样，做慈善是一件智慧密集的事情。在这一方面，投资家具有天然的优势，因为投资活动对智慧的要求极高。卡内基甚至认为：富有智慧的行善比赚钱更难。依据其智慧与精神的高度，人类的活动可以以此分为三层：
第一层，也是最高的一层，是制造与生产思想与观念的活动；
第二层是依据特定的思想来设计与建立政治制度的活动；
第三层是受特定的思想与观念的影响所做出的日常社会行动。
这三个层次与慈善活动的结合，也就形成了慈善活动的三个境界：一是资助与支持思想与观念生产的慈善；二是资助与扶持建立特定政治制度的慈善；三是资助与扶持特定救助行动的慈善。下面再看看，我们所熟悉的著名投资家，他们分别从事上述哪些类型的慈善活动。
在第一个层次慈善中，我找到了约翰·坦普顿先生。这位低调的投资家用他的大部分财富建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约翰·坦普顿基金会（The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该基金会在宗旨中写道：
基金会致力于支持对有关人类目的与终极现实的大问题的研究，鼓励与赞助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之间进行对话。
该基金会还设立了坦普顿奖，奖励那些以思想观念为事业的精神企业家（entrepreneurs of the spirit）。奖金额与诺贝尔奖金相当，约一百一十万英镑。今年的获奖者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精神领袖。该基金会致力于支持去探究新的精神信息，寻找信仰、道德与思想领域的先知，预告对人类及其未来重大的事情，推动人类精神的进步，加深对人与人，人与天，人与自然之间的理解。
在第二个层次中我找到了乔治·索罗斯。这位金融家所创办的慈善机构是著名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Society Foundation，OSF）。该基金会以推动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转型与民主制度建设著称，对前苏联与东欧的民主运动和制度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第三个层次中，我找到了沃伦·巴菲特。这位传奇的投资家把他大部分财富捐给他的朋友比尔盖茨创办的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B&MGF或the Gates Foundation）盖茨基金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该基金会的宗旨是，改进世界范围内的卫生状况，减少贫困，增加教育机会，帮助穷人接触信息技术等。如果这些介绍不全面，三个网站上各自有更多的信息供大家参考。
毋庸讳言，我对这三个慈善机构的赞赏程度是由它们各自所处的层次决定的。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赞助思想的慈善高于一切其他慈善？因为人是观念驱动的动物。精神的繁荣，先于且高于物质的繁荣。没有思想、精神、观念的变革，就不会有随之而来的物质繁荣。一个人在思想领域的成就，可以让人类世世代代受益，甚至永不过时。这是多大的回报？
最高境界的慈善，其可贵之处还在于，它需要慈善家有更深的洞见、更大的勇气、更多的恭谦。对伟大的投资家所要求的品格，也是对伟大的慈善家的要求：低调而不高调，恭谦而不倨傲，远见而不是短视，逆向而不是从众。况且，支持、发现和制造精神财富是一个很难出业绩而且饱有争议的领域，更难有轰动的媒体效应，即便有成就，其意义也很难被人们马上理解与认识。
上述三个基金会在中国不同的知名度也从侧面印证了它们所处的三个不同层次。顺便说，我对巴菲特的慈善方向选择，稍感惋惜。如果他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去行动，如果他有更大的道德勇气，如果他对公共事务与人类的命运有更多的关心，他也许会做出不同的方向选择，而他完全具备这些潜力。
思想与观念是有后果的。人类从好思想中获益，大于从任何产品与行动的获益；从恶思想中受害，也大于任何凶器与暴行。就短期的救急而言，给饥饿者提供食物，给病患者提供救治，给不能蔽体者提供衣物，都是非常必要的。但就长远之计而言，慈善的真正意义在于丰富与改良那些能驱动人类进步、提升人类灵魂的精神食粮。
在中国，第三境界的慈善家与慈善机构已经数不胜数，但是第一和第二境界的慈善家与慈善机构还难见踪影。推动有关思想与精神、制度与体制的事业，是有智慧的投资者与慈善家的固有责任。期待中国投资界与实业界的慈善家展现出自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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