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问题不仅是政策问题、制度问题，更是文化问题。面对现代文化的冲击，现实中的乡村文化与原本的传统文化、乡村历史记忆出现了断裂，农村陷入了较为严重的文化危机，这直接导致了乡村儿童精神世界的荒芜。
问题的提出
留守儿童问题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民向城市流动所引发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近年来，随着留守儿童数量的不断增加（据全国妇联、全国心系好儿童系列活动组委会等机构2010年联合发布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活动调查分析报告》显示，2010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四千多万。外出务工年限在1年以上的家长合计占了6成以上，其中，28.5%的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5年以上。），留守儿童逐渐成为社会的一个公共议题，不仅被学者所关注和加以研究，而且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所谓留守儿童是指农村中因父母双方或单方长期（时间长度一般在半年以上）外出务工或经商，由祖辈、父母单方或他人抚养和教育的、年龄在6～16周岁之间的儿童和无人照顾的儿童。将留守儿童当做一个公共议题和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被告知，留守儿童的“留守”状态（留守儿童的“留守”并非是不可逆的过程和经历。“留守”对于许多留守儿童来说只是暂时的、动态的生活状态而不是贯穿生活始终的属性，留守状态随时会因父母回家或者被父母接走而结束，留守状态的变化空间很大。就此而言，留守儿童并不能构成对某一类儿童的固定称呼，而只能是对儿童的留守经验这一生活状态的描述。）会对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等各个方面造成诸多的负面影响，在留守儿童身上发生了不同于普通儿童的许多“问题”——这也是许多实证研究的潜在假设。但是，如果我们放开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由于亲子分离而形成的留守儿童并非是一个新生群体，该群体存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近代甚至更早。无论是历史上的走西口、闯关东之类的人口国内迁移，还是下南洋形成的人口海外迁移，都导致了大量留守儿童的产生。明清时期，安徽徽州商人大量去江浙等地经商，在他们的家乡也存在大量的留守儿童。而由城市化产生的留守儿童，在近代的浙北、苏北等地也早就初具规模。不过彼时，留守儿童尚未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群体。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以后，留守儿童问题成为社会的一个公共议题呢？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因为留守儿童的规模日益庞大，经过一系列的社会建构和学术建构活动，得以“被发现”和形塑，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乡村社会的嬗变，使乡村的育人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通往现代化、城市化的路途之中，乡村社会完全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乡村文化衰落了。身强力壮的劳动力到城市打工挣钱，获得了见识，开阔了眼界，却已经远离乡村生活，对于当下的乡村文化生活秩序而言，他们处于一种“不在场”的状态。而传统乡村文化的代表——年长者，则因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沦为乡村社会的边缘人物，乡村本土文化秩序处于迅速瓦解之中。更为关键的是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求富裕成为乡村人压倒一切的生活目标，利益的驱动几乎淹没一切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价值，经济成为乡村生活中的强势话语，乡村生活逐渐失去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内涵，赌博、买马、暴力犯罪盛行。这种乡村社会衰落和文化解体的局面，必然导致乡村儿童精神的荒漠化，极大地影响乡村儿童的成长，对乡村儿童成长造成困扰。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留守儿童问题，不仅仅是亲子分离造成的，也与乡村文化的衰落有关。并且，这些问题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留守儿童群体独有的，也是众多农村儿童共同面临的。
现在学术界在讨论留守儿童问题和困境时，绝大多数将其归咎于个体和家庭层面的因素，强调亲子分离是造成留守儿童问题化的主要原因，而很少有研究者关注“社区文化”这一层面因素对留守儿童的影响。社区作为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域，无疑是影响留守儿童发展的重要因素。社区文化功能的完备显然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条件。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家庭层面造成了亲子分离，而在社区层面则造成了村庄的凋敝和空心化。人口流动所导致的乡村结构变迁不仅仅体现为人口组成的变化，也体现为乡村文化的嬗变。而这些变化对留守儿童的影响是更为根本的。
对于中国传统农村的乡土性特点，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做了较为经典的概括，提出了“熟人社会”的概念，并指出：“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较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种熟人社会当中，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是“差序格局”，文化网络的力量随处可见。邻里、亲缘、老人在联结社会关系纽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村庄舆论对成员的约束力比较强。但是，这种情况在乡村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发生了急剧的改变。在市场理性、城市文化和现代性这些宏大历史思潮的冲击下，乡村文化被贴上了“愚昧”、“落后”的标签，乡村发展与乡村传统文化、历史记忆出现了断裂。加上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这些给农村儿童的成长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留守儿童作为一个未成年的社会群体，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他们处在人生成长和社会化的关键期，教育问题构成他们成长和发展的核心问题。留守儿童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处在一个亲子分离的家庭环境。与一般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社会化更需要家庭以外的其他社会化场所加以弥补。但是，乡村文化的衰落，乡村社区生机与活力的缺乏，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使乡村的社会化环境无法承担起养育儿童的责任。
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深刻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农村社会的凋敝与衰落，使乡村无法组织和开展自发性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而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也因为缺乏农村中坚力量的参与，客观上被边缘化。另外，农村中坚层流向城市，削减了农村文化发展的后劲，使得所有乡村儿童都失去了民间故事歌谣的熏陶，失去了乡间亲情，失去了一切对于乡村的精神寄托。最终，在城市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乡村原有的内在精神元素与弥足珍贵的价值成分逐步被蚕食，乡村生活逐渐失去了自己独到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文化魅力，丧失了对少年儿童的凝聚力、吸引力。
同时，由于年轻的父母流向城市，把对子女教育的责任更多地推给了学校，而乡村学校教育是一种“城市导向型”的教育。学校作为一种体制性的力量，通过城市取向的知识传授、价值引导，强化了乡村儿童对乡村社会以外世界的向往，在把城市文化作为参照系的教育引导下，学校教育造成少年儿童形成对乡村以及乡村生活的片面认识，乡村及乡村文化通常是与“贫穷”、“愚昧”、“落后”相联系，乡村儿童不由自主地背离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世界”，产生文化上的不自信。另外，电视、网络在开阔儿童视野、扩大儿童知识面的同时，造就了儿童的反乡村意识。如现代电视节目主要传播的是源于城市而又远远超越于城市的生活模式，节目中充斥着“高级化妆品广告”、“好莱坞大片”和“城市美女俊男的情情爱爱”，其内容脱离乡村生活的实际语境，甚至脱离现实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生活和文化图景，它在引导儿童对城市美好生活的想象，形成对城市生活、城市文化价值向往的同时，也在逐渐解构乡村文化，强化留守儿童对农村的否定和反叛意识，增强他们脱离乡村生活的渴望，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变得鄙视乡土，看不起劳动，对乡村生活产生认同矛盾和认同危机。但是他们又不是城市文化意义上的少年，这就在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在文化精神上无根的存在。
现代乡村社会家庭中，由于农村精英大量流入城市打工、经商，以父亲为主的家庭成员长期在家庭生活中“缺席”，年长者的社会经验在乡村“失效”，权威地位动摇，祖父母辈缺少养育的时间、精力和能力，对儿童生活的影响力削弱等，这些造成了家庭失去其基本的传统功能和引导功能，失去塑造个人灵魂的潜能。而家庭是儿童最重要的社会化场所，对个体早期社会化来说，家庭环境因素对个人的观念、心理和行为习惯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家庭中父母的权威形象对子女的社会化具有主要意义。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家庭教育的缺失，家庭社会化的不完善，会极大地影响儿童的成长。“爱既是一种渴望又是一种抚慰”，而家庭之爱更是一种“服从于自身的规则以及将其自身的信息铭刻进人们的期望、焦虑和行为模式之中的强大力量”。这样，家庭教育功能不得不非正式地向家庭以外的匿名力量移交，割断了家庭和社会化之间应有的关联，长此以往便会丧失家庭塑造内心领域的强有力机制及其力量。特别是当儿童面对急剧变化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却没有可以依赖的权威角色时，他们的社会化会出现很多不确定性后果。
由于进城务工人员增多，原本和谐、熟悉、稳定的乡村人口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曾经熟悉的乡亲逐渐变成“半熟悉”的陌生人。现居于农村的多为老人、孩子以及闲散人等，村民之间的交流减少和集体参与意识弱化，相互沟通与交流的缺乏使农村人际关系存在不和谐的音符。家庭邻里关系的疏远、淡漠，人际关系的陌生化，社区舆论对个人行为约束力的降低，群众娱乐活动缺失，社会闲暇金钱化、感官化、低俗化，使农村陷入较为严重的文化危机、伦理及秩序危机。同时，以电视、网络为代表的现代媒体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不再通过耳口相传的方式获取信息，而是坐在家里让电视把社会生活的画面直接传送到眼前。但是，无论是看电视、看电影，还是读书、看报，都是一种个体式的文化活动，而非一种群体式的文化活动。这改变了原有的乡村文化活动所具有的集体性特征和交流性功能，也极大地削弱了社区场域对乡村儿童的人格养成和道德熏陶作用，使乡村儿童的成长失去了了解与接触乡村生活、乡村文化资源的机会，造成“乡村儿童乡村生活世界的‘不在场’”。
4.不良文化的蔓延影响着儿童价值观和人格特质的形成
农村文化生活贫乏，易受腐朽、庸俗文化的冲击，导致封建迷信等“不良文化”呈现滋长蔓延之势。封建迷信活动突出的表现是神汉、巫婆、看相、算命、看风水等活动时有出现。遇到重大的事情要烧香拜佛，预测凶吉；有些老年人有病不去医院而是依赖封建迷信。许多农村的露天演出场所靠低级趣味甚至黄色、淫秽表演来吸引观众。在一些地方，赌博成风。这些都直接影响少年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价值观和人格特质的形成和发展。
5.学校教育的“城市化”影响着留守儿童的认知和人格发展
乡村学校教育的“城市化”既是农村文化边缘化的原因也是结果。在现代学校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书本知识、外来文化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成为乡村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乡村学校教育的强化与正规化逐步占据乡村儿童学校以外的生活时间和空间。然而，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人们对学校教育日益重视，现代学校教育通过延长学生学校教育的时间，构成对学生乡村生活时间与空间上的挤压。教育离不开生活，离不开经验。乡村教育离不开与乡村生活、乡村经验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乡村少年儿童的生活和经验又会融入乡村文化之中。在此意义上，乡土文化不仅仅只是乡村儿童和少年的“精神家园”，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乡村文化还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场域’，成为他们一切‘经验’的来源”。现今，在以考试和升学为目标的教育体制下，乡村教育日益“城市化”，城市现代教育的弊病蔓延到乡村，如节奏过快、学习压力过大、以考试升学为中心、过度竞争等。特别是近几年，由于乡村社会受教育人口的减少，乡村教育资源不断整合。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村级学校开始向乡镇、县城合并，许多乡村儿童不得不从小学阶段开始就离开父母，开始寄宿生活。乡村儿童不仅从时间上也从空间上开始脱离原本属于他们的具体而完整的生活世界，直接进入到抽象系统的封闭式学校规训之中。而乡村学校也从形式到内容真正实现了与乡村儿童生活社区的剥离，其结果必然导致他们在认知和人格发展上出现先天不足的境况。他们不亲近农村，内在精神是贫乏而空虚的，除开少数天资较好，能通过应试的成功获得心理上的肯定，大量的乡村少年在无根的文化处境中表现出明显的生存的无奈与自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