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章钜（1775—1849年），福州长乐人。他自1802年考中进士进入仕途后，在多处担任要职，曾兼署两江总督。他是清代经世派名臣，爱国忧民，为禁烟御侮奋斗过，而且他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在著书、刻书、藏书方面的贡献非常突出。
梁章钜一生嗜书如命，藏书数量达10多万册，主要来源有三：第一，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其叔父梁上国是乾隆年间进士，也是清朝著名的藏书家，祖传藏书是他藏书的基础。第二，他为官任上所得和书市上购买的。他曾经在北京、荆州、南京、济南、南昌、兰州、保定、桂林等地为官几十年，在每一任上，他都在闲暇，探书情，访名家，逛书店，广为搜集。第三，他勤奋刻书，以所刻印的书馈赠同僚名士、故旧新朋，自然得到各方的回赠或相赠。自己刻书，加上得到的赠书，数量相当可观。梁章钜所藏图书的门类十分齐全，大至诸子百家、山经地志，小至墓碣家谱，地方文献，几乎涵盖经史子集、人物艺文、图书目录、金石书画诸门类。为了藏书事业，耗去了他俸禄的大部分。可以说，他的一生心血和大部分财富，都凝聚在这10多万册藏书上。
梁章钜的藏书不限于图书典籍，还包括金石书画，这也是他藏书的特色之一。其家藏金石、碑拓、字画不下300种，其中珍品不少。有海内所珍存的一对商爵之一“门狼卤”（经行家确认为“商尊”）；有《宋榻黄庭经跋》《鲜于伯机扬州诗四十韵》碑拓；有《黄忠端楷书<张西铭墓志铭>长卷》；有“画中精品”《刘松年竹亭清署卷》《李龙眠白描罗汉》《会稽春晓卷》《清晏图卷》《观碑图轴》《松泉轴》等。他对金石书画的收藏可谓终生乐此不疲。一日，他从浦城一位詹氏手中购得一瓯大石方盆，石盆三面雕缕颇工，经鉴定考证得知，此盆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他戏称此物“他年当入浦城铭文志也”。
和所有藏书家一样，梁章钜在网罗大量图书的同时，特别重视图书的精心保存，建设了条件比较好的藏书楼：黄楼暨东园、北东园、亦东园等。道光十二年（1832年），梁章钜因病请假回福州休养，携回大批多年搜集的图书，他将黄巷旧宅翻修一新，取名黄楼，翌年，他又修茸了宅右小园，取名东园。东园有假山池塘，楼台亭榭，分为十二景。他常邀亲朋好友相聚吟诗作画，盛极一时的藤花吟馆即是其中一景，颇有江南园林风韵。黄楼暨东园是他藏书、读书的地方，藏书数万卷。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告老还乡，因时局动荡，其禁烟死敌英国人入侵福州，导致他有家不能回。他曾任浦城县南浦书院的山长，后来他寄寓闽北小城浦城养老。翌年，他选购旧花园荒地一处建造新宅，左有方池半亩，环池缀以屋宇，为寄托对福州东园的思念，取名北东园。他对朋友说，浦城的新家本来是荒田，他在此建筑了五栋大楼，贮藏了一万多卷书在里面，这是他晚年得意的藏书楼。北东园落成之日，他十分兴奋地作诗记之：“一邱一壑旧花园，陋巷重开驷马门。那有满籝余万卷，护持听夕祝长恩”。除清明节回福州省墓外，梁章钜一直住在浦城，撰写《归田琐记》。梁章钜一生的最后三年，即1847至1849年，是在杭州、温州第三子梁恭辰处度过的，这段时间他虽随三子生活，但也设有专门的藏书、治学之处，叫作亦东园。
梁章钜对自己苦心收藏的图书十分珍爱，但没有把它封闭秘藏，而是提倡对外借阅，认为以书借人，其功德比借钱给人还大。他对唐代宰相杜暹的“子孙将书籍外借于人为不孝”的观点不以为然。他对当时一些藏书家也步杜暹后尘，在临终之前将藏书楼贴上封条，禁止儿孙外借书籍的做法也很反感，并给予善意的讽喻。他在主张家藏图书外借的同时，提出三点保护图书的措施：一是择人而借，提出要把书借给那些懂得以书为宝的人。二是勿使污损，只有这样，藏书者才会“不厌其求”。三是见损即补，要求借阅者一发现图书有损坏，就要及时修补。在黄楼暨东园的邻居，有一闻名闽中的小嫏嬛馆，那是著名藏书家陈寿祺的藏书楼。陈家的图书禁止出借。两楼相望，一边门庭若市，来者不拒，还以茶水相待，包括陈寿祺也成为“黄楼”常客；一边封锁很严而不能让人借读，人们只能望楼兴叹。两楼一热一冷，对照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