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虽然在刘备拿下汉中后实力一度达到鼎盛，但和吴魏相比还是处于劣势。而且此后关羽败走麦城，导致荆州失守，刘备伐吴失败蜀军元气大伤，这一系列的事件都让蜀国承受了严重的打击。其实蜀国农业要弱于吴国和魏国，这也是为什么诸葛亮北伐总是会受限于军粮，如果魏军将目标直指蜀军后勤，恐怕会给诸葛亮带来很大的麻烦。诸葛亮明知粮草是远征的基础，为何还要在粮草不足的情况下强行出征呢?
蜀汉是三国当中公认的实力最弱的一方，这与蜀汉根基太浅有很大关系。
在粮食、人口决定国力的年代，蜀汉政权最缺的恰恰是人和粮。早在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即采纳韩浩建议，在许昌一带屯田(由士兵开垦荒地，耕战一体)，为曹操后续的一系列征战奠定了农业基础，这也是后来曹魏能够强盛的根源。
孙策在建安五年(200年)平定江东后，也致力于发展生产。到黄武五年(226年)，东吴已在全境设立屯田都尉，保障了吴军的粮草供应。
与魏、吴相比，刘备起家最晚。建安十三年(208年)占据荆州五郡后才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但却并未实施屯田。这是因为荆州地处四战之地，纷乱的环境和不间断的对外用兵，使得刘备根本无暇分出兵力屯垦开荒。
此后的夺益州之战、汉中之战甚至包括吴蜀夷陵之战，刘备采取的都是“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竭泽而渔战术，虽然创下了蜀汉基业，却也付出了惨痛代价。
汉中之战，作为取胜方的刘备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曹操在撤退时已将汉中全部人口迁走;夷陵之战更是让蜀汉葬送了数万丁壮，这对于原本就起步较晚的蜀汉政权而言，可谓雪上加霜。
所以，诸葛亮主政时，接手的其实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正如他在《出师表》中描述的那样：“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按照常理，在连续经历数次军事重创之后，蜀汉应该充分利用蜀中易守难攻的地理条件，发展生产，打好根基，特别是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最适宜发展屯田。这也是历朝历代重农抑商而后强盛的必经之路。
但是，蜀汉的屯田开始却非常晚，直到建兴十二年春(234年)，诸葛亮才在五丈原屯田，这已是其北伐末期。显然，这次屯田仅仅是为了与司马懿长期对峙而采取的临时措施。而下一次屯田，则要到景耀五年(262年)，但这次也是姜维为避祸黄皓而采取的临时之举。
蜀汉不屯田，难道是因为成都平原的粮食产量足够支撑10万大军脱产作战吗?
答案是否定的，魏蜀吴三国当中，人口最少的是蜀汉。以蜀汉灭亡前夕的人口数据为例，在籍人口94万，带甲将士和官吏却多达14万，这其中固然存在未纳入册籍的隐匿人口，但在籍人口是蜀汉征收赋税的依据，刨除老弱，蜀汉农业供养比例接近5:1。
建兴十四年(236年)、延熙十年(247)、延熙十七年(254)，蜀汉数次将从魏国掳来的人口安置在广都、新繁、绵竹，也佐证了成都平原民力不足，存在大量荒田。此外，无论是诸葛亮兵出祁山还是姜维发兵陇西，均饱受粮草不足之苦。
既然蜀汉的农业根基远远弱于魏吴两国，诸葛亮又拿什么去支撑北伐呢?
1984年，考古工作者意外发现了东吴左大司马朱然墓，在出土的钱币中，考古队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6000枚钱币当中，只有极少数为东吴大泉钱，多数则是蜀汉太平百钱。
无独有偶，在清理其它东吴墓葬时，整理出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平均不超过十枚，反倒是蜀钱大量出土。这也就意味着，蜀汉钱币大量流入了东吴。
三国时期，吴蜀结盟，两国开展贸易往来实属正常。史载：东吴从蜀汉大量购买蜀锦和马匹。对此，诸葛亮曾言道：“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据《蜀都赋》记载，蜀汉仅成都一地，就集中了织工七万六千人。
但是，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却并未在蜀地发现吴国钱币。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如果蜀汉大量输出产品，那么是不可能同时输出货币的。
所以，蜀汉必然是从东吴进口了某种物资，《三国志》载：“吴亦资西道”，没有说明是哪种物资，但唯一的可能只有蜀汉最缺的战略物资—粮食(蜀地铜铁盐均可自足)。
按照经济学理论，蜀锦的附加值大于农产品，剪刀差可以让诸葛亮用最少的人口投入，迅速获得最大的回报。无怪乎《蜀都赋》描绘下的成都是“罗肆巨千，贿货山积……枸酱流味于番禺之乡”的繁荣景象。
这也解释了为何向来重视农业的诸葛亮，反而将大量原本用于农业生产的人口用于织造上，就连诸葛亮自家也种植了八百株桑树。可见，诸葛亮“决敌之资，惟仰锦耳”是十分高明的经济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