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有过一句名言：“男人睡6小时足矣，女人睡7小时足矣，傻瓜才会睡上8小时。”假若拿破仑与爱因斯坦能在同个时空有幸相逢，想来拿破仑会狠狠讥讽爱因斯坦，因为众所周知，爱因斯坦总是要睡上10个小时才够，他宣称这样才能让自己有最佳的工作状态。
千百年来，“少睡者勤奋，多睡者懒惰”的看法早已为人类社会所默认，譬如俗语中有“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的说法，教育制度则推崇早读的做法。然而，来自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提尔·荣内伯格教授在去年出版的著作《内在时间：时型、社会性时差，以及你为何如此疲倦》中旗帜鲜明地告诉了普罗大众，我们的睡眠模式与懒惰不懒惰毫无关系，而是与我们的遗传基因有关。也就是说，你一生下来，基因就决定了你自然的睡眠模式该是怎样的。
按照荣内伯格教授的说法，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时型，或者你也可以笼统地理解成睡眠模式。要定义时型，则要引入“中睡点”的概念，也就是对某人的平均睡眠时间除二取一，把结果加到休息日的平均就寝时间上，最终得到的数字就是“中睡点”了。譬如说，你在晚上11点上床，早上7点醒来，那么睡眠时间就是8小时，而中睡点是凌晨3点。
“早起者勤奋，晚起者懒惰”的偏见在农业社会中还有些道理，可在现今的社会中则值得质疑。有不少人出于职业或环境的原因(譬如上夜班)，作息会不同于多数常人，但这不应该令他受到批评。荣内伯格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对中欧地区的人士进行了大范围的睡眠调查，统计范围超过了两万五千人次。在实际数据的基础上，他提出了“社会性时差”的这个概念，即我们内在基于生物学的作息时间，与由工作日程和社交活动而定的社会时间之间的差异。
与真正的倒时差不同，社会性时差带给人的影响是长期而慢性的。你在休息日的“中睡点”和工作日的“中睡点”之间的差额，就是你的“社会性时差”。根据荣内伯格的研究，在中欧地区，有超过40%的民众遭受着两个小时以上的社会性时差，有15%的民众的社会性时差在三小时以上。#p#分页标题#e#
而这种社会性时差会给人带来种种不利的影响。最显著的健康风险就是肥胖症，荣内伯格宣称，社会性时差每增加一小时，体重超标的可能性就会提高大约33%。同时，社会性时差与吸烟也有关系，社会性时差越严重，这个人也越可能是吸烟者。另外，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昼夜倒班的工作是引发癌症的潜在原因。要避免这些不利影响，唯一的办法就是调整作息，尽量减少社会性时差。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在控制人体的内在时间呢？荣内伯格认为尽管潮汐、日月、年份等因素在所有生物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人类的生物钟是在一个“不受时间影响”的世界里进化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光线和黑暗这样的外在刺激。譬如，一项早期的植物学研究表明，一株含羞草被放置在黑暗的柜子里之后，依旧会像在日夜交替的正常环境下一样自动地张开和合上叶片。随后对人类的研究也表明，就算被关在漆黑一片的舱室里，实验对象依旧基本保持着二十四小时的“睡眠—醒转”周期。
我们的内在时间实际上可以追根溯源至基因层面，受到一些“时钟基因”的支配；而在我们的大脑中，有一块名叫“视交叉上核”的区域，为哺乳动物起着“主时钟”的作用。
在讲述科学研究结果之外，《内在时间》也讨论了一些颇有意思的话题。譬如因为生物学上的原因，青少年的中睡点比婴儿和成年人都要晚，直到青春期过后，中睡点才会重新回到比较早的时刻。女孩会在18岁左右转变，男性则要到21岁左右才会改变。所以，按照作者的说法，青春期中的男孩女孩本来就会起床较晚，而墨守成规的教育制度要求学生在早上七八点上学，导致了很多学生在上午都昏昏欲睡，产生压力，导致他们染上吸烟和饮酒的恶习。
更甚至，作者还在书中试图解释为何社会上往往多见老夫少妻，而不是老妻少夫；社会性时差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从自杀率直到我们何时从图书馆借书；为何创新者和企业家们往往有着较晚的时型。不过，在笔者看来，作者有时不过是钻进了牛角尖，例如他认为女性发育较早，生育期则结束得比男性早，因而年长的男性依旧保持着生育能力，他们要与年少的女性搭配才能孕育后代。作者是不是把婚姻的内容想象得太简单了呢？#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