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宗的“律”，指佛教戒律。律宗是研习佛教戒律、严肃佛教戒规的宗派。
戒律是约束佛教徒纪律、规范僧团生活的纪律。只有按—定仪式发誓接受一定戒律的人，才能成为僧侣或居士，也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佛教徒。佛教论修持，分戒、定、慧三部分，它们的关系是，“慧资于定，定资于戒”。因此，有的佛教学者或佛教派别把成律的修持看成特别重要的环节，慧皎说：“戒、定、慧从义次第故，当知人道即以戒律为本。”(《高僧传》卷十一《明律篇·总论》)戒律是“三学”之首，是佛教徒一切修持的基础。道宣也说：
戒本防非，谅符身口;定唯静乱，诫约心源;慧取闲邪，信明殄惑。三法相假，义形圣量。是故论云;戒如捉贼，定如缚贼，慧如杀贼。贼谓烦惑，不可卒除，功由渐降，故立斯旨。莫非戒具定修，深知障惑;明智观察，了见使缠。我倒既销，诸业不集。推其本也，则净戒为功。(《续高僧传》卷二十二《明律篇·总论》)
戒学在“三学”之中起着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其地位必须予以重视。
相传佛陀说法，随时制宜，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戒律系统。佛陀声称，在他众多弟子之中，优波离为持律第一。因此，在佛陀去世后，上座部便推优波离涌出律藏。此后，随着部派的分裂，戒律也相继分裂，不再统—。现在所知的“律藏”部分，乃是在相当—段时期内逐步形成的。
—般认为，部派分裂之后的律藏，主要有五部，它们是：
—、昙无德部。即法藏部。因将—郎律藏分为四部分，故又名《四分律》昙无德，意为“法镜”、“法藏”。
二、萨婆多部。即说一切有部。因将一部律藏分十次涌出，故义名《十涌律》。
三、弥沙塞部。即化地部。因将一部律藏分为五部分，故又名《五分律》。弥沙塞，意为“不著有无观”。
四、迦叶毗部。即饮光部。据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三说：“此—部律，不来梁地。……葱岭险绝，弗果兹典。故知此律了梁土众僧未仑其缘也。”慧皎《高僧传》卷十—则说：“迦叶毗部，或言‘梵本已度，未被翻洋。”总之，该部律藏没有在小国内地流传
五、婆蹉富罗部：即犊子部，据僧佑皖：“此一名《僧只律》。
……以众多故，改名摩诃僧只，改名摩诃僧柿者，言大众也，”(《出三藏记集》卷三)以为婆蹉富罗部律藏即大众邪的僧只律、这显然是误解，而慧皎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婆蹉富罗，以广博遍览北部，名摩诃憎祗”(《高僧传》卷十一)。后来，律学大家道宦对此产以纠正说：“婆粗罗部，律本未传，藏中见列僧祗部者，乃是根本大众所传。”(《续高僧传》卷二十二《明律篇·总论》)僧祗律是大众部所传律藏，非犊子部所传。
早在三国时期，已有戒律传人内地，至南北朝，各种律经成本，开始大规模地集中泽介进来。其中流传较广的有以下四种：
—、《四分律》。即昙无德部(法藏部)律。由姚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译出。六十卷，
二、《十诵律》。即萨婆多部(说一切有部)律。由姚秦弗若多罗、鸠摩罗什译出。六十一卷。
三、《五分律》。即弥沙塞郎(化地部)律。由刘宋佛陀什、智胜译出。三十卷，
四、《摩诃僧只律》。即大众部律(摩诃僧只，指大众部)由东晋佛陀跋陀罗、法显译出。四十卷。
四部律藏的译出，大多在东晋前后，但律学的研究和弘传，则主要在南北朝时期，律宗的成立，则更要迟至唐代。
戒律传人中国，比经、论要晚，而且也不完善。据载，最早传授和译出戒律的是曹魏时代的昙柯迦罗。
于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LJ设复斋忏，事法祠祀+迦罗既至，大行佛法，时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泽出《僧只戒心》，止备朝夕。更清梵僧立羯磨法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乎此。(《高僧传》卷—《昙柯迦罗传》)
羯磨，意为“作业”，是对于授戒、忏悔等事项举行的各种仪式。昙柯迦罗所泽的《僧只戒心》是大众部的戒本，但在当时它的影响还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早期佛教领袖和佛教学者便更为关心戒律的获得和译传。为此，乃至一个世纪后，道安在关中还因缺乏戒本而自制条例，以约束徒众;法显则感叹缺乏戒律而决意内行求律;慧远则专命弟子法领等西{亍求律，而自己始终严守戒条。小乘各部派的戒律纷纷传人，正是在上述背景和条件下出现的。
《四分律》、《十诵律》、《五分律》、《摩诃僧只律》都属小乘戒律：一般说，小乘戒律的戒法比较苛繁，而且只是在僧尼中传授，因此子社会的影响也就有限。于是，大乘菩萨戒经典相继传人内地。先是姚秦鸠摩罗什译出《梵网经》二卷，该经又名《菩萨戒本》，主要说十重戒和四十八轻戒/又有姚秦时竺佛念译出《菩萨璎珞本业经》二卷，也属大乘戒律。北凉时，则由昙无谶译出《菩萨地持经》十卷、《优婆塞戒经》七卷，详细阐述大乘菩萨戒。这些大乘戒律的译出，为佛教的全面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梵网经》虽属伪经，但因它适合在家佛教徒的持戒修行，所以受到特殊欢迎，成为最基本的菩萨戒本。
小乘戒律都有“四波罗夷法”的规定，即以淫、盗、杀、妄语等四种行为为重罪，犯有其中之一项者即当摈除出僧团，这属佛教内部最严厉的处分。以“淫”为重罪之首，把“杀”置于第三位，且重点在制止僧尼的自杀行为，这反映了早期佛教严酷的禁欲主义和厌世风尚。另有一些小本律典，则归纳诸根本戒为“五戒”，即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酒。这里，“杀”与“淫”作—了顺序的颠倒，并把戒“杀”的范围扩大到一切众生，成为仁爱万物的——种硬性规定;又把戒“淫”的内容局限于合法婚配之外的性行为，对家庭伦理已全然无妨。通过戒律的变化，可以看到佛教自身思想教义的发展。
大乘菩萨戒也有“四波罗夷法”，但其内容更加有所不同。它所侧重限制的是受戒者的思想动机，而不是行为的实际后果。衡量受戒者思想动机纯正与否，最根本的——条是对待“大乘”的态度;倘若勤于“大乘”，就是忠实于“本戒”。因此，在“大乘”的名义下，受戒者的行为相对自由。
在南北朝，所谓“大乘菩萨戒”，主要的受持者是帝王、贵族和一般居士，国家支持并在僧侣中通行的仍然是比较保守和严格的小乘戒律。
从三国东吴时起，一部分佛教徒主张用佛教戒律作为国家教化民众的普及手段，并用佛教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以“十善”遏制“十恶”。这种意见特别为南北朝时的萧梁和元魏所重视，所以一些著名律师往往也就是国家任命的僧官。慧皎说：“当知人道即以戒律为本，居俗则以礼义为先。《礼记》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经云：戒由平地，众善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住。”(《高僧传》卷十一)把佛教戒律与儒家伦理结合起来，佛教思想也就有了传播的理由，戒律也就有了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基础。这种观点大体代表了律学诸师的基本认识。
但是也有部分律师走的是极端的道路。他们偏重戒律，以戒律为指针，斥义学为虚诞。针对律师的我慢矜高，偏于义学者则宣称：“律部为偏分，数论为通方”;“地狱不烧智人，镬汤不煮般若。”(同上)因而轻视戒律，行为不检。律学与义学的对立，是南北朝佛教内部纷争的内容之一。
受各种原因的制约，在不同时期和地区，小乘各部律的传播并不平衡。《高僧传》卷十一说：
虽复诸部皆传，而《十诵》一本，最盛东国。以昔卑摩罗叉律师，本西土元匠，来入关中，及往荆、陕，皆宣通《-厂诵》，盛见《末录》。昙猷亲承音旨，僧业继踵，弘化其间。璩、俨、隐、荣等，并祖述猷业，列奇宋代，而皆依文作解，未甚钻研。其后，智称律师竭有深思，凡所披释，并开拓门户，更立科目。齐梁之间，号称命世;学徒传记，于今尚焉。
这就是说，自《十诵律》译出，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最广泛流行的戒律。据汤用彤先生称，“南方在宋代除《十涌》以外，已几无律学。齐梁更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593页)而于弘传《十诵律》颇为突出的，当数智称。智称著有《十诵义记》八卷，有所发挥;并多次受齐文宣王等邀请而讲说《十诵律》。
南朝律学大家僧佑也偏重《十诵律》。他曾受业于“一时名匠，律学之宗”的法颖。齐文宣王请他宣讲《十诵》，听众常七八百人。他曾搜访古今与《十诵律》有关的佛教人物九十余人，为他们作传，以表达对《十诵律》的尊崇。他曾盛赞《十诵律》说：
初集律藏，一轨共学;中代异执，五部各分。既分五部，则随师传习：唯萨婆多部，偏行齐土，盖源起天竺，流化蹋宾;前圣后贤，重明叠耀。或德升住地，或道证四果，或显相标瑞，或晦迹同凡，皆秉持律仪，阐扬法化，旧记所载五十三人，自兹以后，睿哲继出，并嗣徽于在昔，垂轨于当今、季世五众，依斯立教LJ遗风余烈，炳然可寻。(《萨婆多部记目录序》，见《出三藏记集》卷二十二)
据此可知，经过众多律师的弘传，《十诵律》确实曾在佛教出家五众中产生过重大影响。
但与此同时，在北方地区则已有不少律师开始从事《四分律》的研习。道宣记述诸部律本传授情况，写道：
自律藏久分，初通东夏，则萨婆多部《十诵》一本，最广弘持，……其次传本，则昙无德部《四分》一律，虽翻在姚秦，而创敷元魏;……有宋文世，弥沙塞部《五分》一本，引：译杨都，觉寿所传，生严其笔，文极铺要，深可弘通，郢匠辍斤，流味无日，可为悲乎。……今则混一唐统，普行《四分》之宗，故得终始受随，义难乖隔。(《续高僧传》卷二十二)
根据这一比较客观的泛载，可见《十诵律》弘传在尢，而《四分律》光大在后，至唐代而终于造成《四分律》独尊的局面：《五分律》基本上无缘得以传播。〈曾只律〉虽曾在北方—度传授，但它既不能与《十诵》抗衡，也不可与《四分》相比。如法聪律师本来精研《僧只律》，但后来便抛弃《僧只律》，转而研习《四分律》。《四分律》的传播开始于法聪及其弟子道覆。道宣记述说：“初开律释，师号法聪：元魏孝文，北台杨绪，口以传授，时所荣之。沙门道覆，即绍聪绪，缵疏六卷，但是长科，至于义举，未闻于世。”(《续高僧传》卷二十二)法聪、道覆两代属于《四分律》学派的开创时代，他们所做的主要是科判条文的工作，尚未进入“提举弘宗”的阶段。当时北方律学着重于实践中的传授，尚缺乏理论方面的深人探讨，所谓;‘斯时释侣，道味犹淳;言行相承，随闻奉用;专务栖德，不暇旁求(《续高僧》卷二;十二)。道覆虽制《四分律疏》六卷，但局限于对律文作章节层次的科判，并未详细阐述律义。
对《四分律》的全面研究和广泛传播，始自北魏末年的慧光。慧光，俗姓杨，定州长卢(今河北沧州)人。年十三，于洛阳从佛陀扇多出家，修习戒律，佛陀说：“若受大戒，宵先听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若初依经沦，必轻戒网;邪见灭法，障道之源。(《续高僧传》卷二十—《慧光传》)于是佛陀扇多授之以律，慧光博听《四分律》等诸部律，随闻奉行，不久受具足戒。四年后讲《僧只律》其后，集中研究和宣讲《四分律》，“《四分》—部，草创其兹”，奠定了《四分律》学的基础，他撰有《叫分律疏》，并删定《羯磨戒本》，并著《仁王七诫》、《僧制十八条》等，在僧侣中广为奉行;因此，慧光不仅是地论大师，而且又是四分律命家;他于北魏末在洛阳任僧都，东魏时又在邺都(今河北临漳)任国统，世称“光统律师”，在佛教界享有很高地位、
慧光每次开讲《四分律》，常有僧众千人列席恭听：弟子中成就比较突出的，有道云、道晖、洪埋、道乐、昙隐等;道云奉慧光遗命，著《四分律疏》九卷;道晖给道云的《疏》加以整理，略为七卷：洪理菩《四分律钞》二卷;昙隐撰有《四分律钞》四卷，他们各自为四分律学作出贡献。道宣《慧光传》说：
学士道云，早依师禀，奉光遗命，专弘律部，造《疏》九卷，为众所先、;成匠极多，流衍弥远。加以威容严肃，动止有仪，谈吐慈和，言行相检;又光门人道晖者，连衡云席，情智傲岸，不守方隅;略云所制，以为七卷，闻以意会，犍度推焉。故谚云：云公头，晖公尾，洪理中间者，所以是也。(《续高僧传》卷二十一)
道云、道晖、洪理诸弟子风格各异、个性分叫，从而有助于律学的研习探讨，逐步深化。道宣在《明律篇·总论》中又说，道云“勇于义宗，谈叙诚博”，其门人“备高东夏”;道晖则“要约诚美，蹊径少乖;得在略文，失于开授”(《续高僧传》卷二十二)，所以，相比之下，道云对四分律学的贡献更大些。
道云弟子有道洪、洪遵等。洪遵后又从道晖听讲《四分》，著《四分律疏》八卷，曾为僧统。洪遵对《四分律》在关中地区的弘传起过重要作用。道宣说：
遵开业关中，盛宗帝里，经律双授，其功可高。于时世尚《曾只》，而能间行《四分》，登座引决，其从如流，劲敌每临，衔箭而返。然遵一其神志，声色不渝，由此人法归焉。(《续高僧传》卷二十二)
意思是说，当时关中通行《僧只律》，通过洪遵的努力，终于使《四分律》取代《僧只律》，故于四分律学功不可没，道洪著有《四分律钞》，得著名弟子智首。智首感叹当时小乘各部律相互混杂，于是综合各家学说，著《五部区分钞》二十一卷;他又以道云的《四分律疏》为基础，撰成《四分律疏》二十卷，予后世影响较大。智首前后研习、宣传律学三十余年，“独步京辇，无敢抗衡”，唐代律学大家的成就多与他有关(见《续高僧传》卷二十二《智首传》)。
智首的弟子有道宣等人。道宣即南山律宗的实际创立者。洪遵弟子有洪渊，洪渊传弟子法砺，法砺为相部律宗的创始人。法砺之后，相部宗下分出由怀素所创的东塔宗。于是，南山律宗、相部宗、东塔宗被后人称为律宗三家，其间互有争论，尤以相部宗与东塔宗争论最为激烈。数传之后，相部、东塔两系逐渐衰微，唯有南山一系传承独盛，绵延不绝。所以，通常所谓律宗，实际上是指由道宣所开创的南山律宗。
道宣(596—667)，俗姓钱，润州丹徒(今属江苏)人，一说长城(治所在今浙江长兴)人。十五岁日入长安日严寺依智额律师受业，十六岁落发。隋大业(605一618)中，在大禅定寺从智首律师受具足戒，并依而学律，听讲《四分律》四十遍，奠定律学基础，贞观四年(630)，外出参学，广求诸律异传，曾至魏郡访法砺律师，请决疑滞。贞观十六年(642)，人终南山丰德寺，立坛授戒，后长居此山，故他所创立的律宗被称为南山律宗。在终南山曾与孙思邈结林下之交。生平精持戒律，盛名远播西域。学识渊博，著述颇丰。有关律宗的主要著作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十二卷、《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六卷、《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二卷、《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疏》三卷、《四分比丘尼钞》六卷。以上著作被称为“南山五大部”。
律宗在理论上，首先把释迦一代教法分判为“化教”和“制教”二教。“化教”，意为化益之教，指教化众生，通化道俗，使之生起智慧、获得解脱的教法。全部大、小乘经论都属化教。“制教”或名“行教”，意为制止错误之教，奉行制戒之教，指禁诫众生，对他们的行为加以制御，使之符合佛教规范。全部律藏都属制教。化教和制教从不同角度保证佛教教义的推行，是佛教理论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道宣的这一分法，确立了律藏的重要地位。
此外，道宣进一步分化教为“性空教”、“相空教”、“唯识圆教”三教。性空教摄一切小乘，相空教摄《般若经》等大乘经典，唯识圆教则摄《华严》、《楞伽》、《法华》、《涅盘》等大乘经典。他又在这三类教的基础上，分别建立“性空观”、“相空观”、“唯识观”等三观，与此同时，他又分制教为“实法宗”、“假名宗”、“圆教宗”三宗。实法宗即有宗，指说一切有部等，主张诸法实有，以色法为戒体，如同《俱舍论》所说;假名宗即空宗，指法藏部等，主张诸法唯有假名而非实有，以非色非心法为戒体，如同《成实论》所说;圆教宗即圆宗，
指唯识圆教，主张诸法唯识，以心法种子为戒体。道宣认为，律宗在上述三教三宗中，属于唯识圆教宗。
道宜对化教和制教的这种分类，日的是为了提高律宗在全部佛教之中的地位，把制约僧侣生活的准则不仅与具备完整理论体系的空、有二宗并列为三，而且更有置于其他二宗之上的意义。
但是，这种分类模糊了大、小乘的界线，把原本属于小乘范畴的《四分律》与大乘唯识圆教混而为一，是很难令人接受的。所以，律宗提出，《四分律》从形式上看属于小乘，而从内容上看则应属于大乘。这—观点，源于慧光，至道宣时，进一步在《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单，详细广以论证。所以，在道宣以后，甚至有人认为，《四分律》属于大乘范畴。小乘的成律条文通常相当繁琐，如《五分律》规定比丘戒二百五十一条，比丘尼成三百七十条(《四分律》也有比丘戒二百五十条，比匠尼戒二百四十八条)，而且只在僧众内传授大乘戒律则条文很少，如《梵网经》只说十重戒和四十八轻戒，且易于实行，通用于僧俗两界。道宣这一思想，是有意识会通融合诸部律学乃至大小乘佛学，目的在使《四分律》更厂—泛传播。道宦说，《行事钞》一书的意趣，是要以《四分律》为根本，并对《四分律》小“有义”而“文非明了”的地方，参考吸收其他诸部律本，最后以大乘为所归。他白以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参取得失，随机知时”(《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上—)，融小人大，确立《四分律》在睹部律中的特殊地位，同时也确立起四分律宗在与其他律宗派系相抗衡中的优势。为此，东塔怀素曾提出指责，说道宣这种会通，只会造成教义上的混乱：“近弃自部之正文，远取他宗之旁义;教门既其杂乱，事指屡有乖违。”(《僧羯磨序》)但是，应该承认，这种教义上的不纯，正是隋唐佛教多数宗派的共同特点，道宣就是在综合各家所说的过程中成立一家之言的：在尊崇和推广《四分律》的同时，道宣不能忽视其他各部律的存在，也不能无视大乘佛教的思想理论，
律宗的教理分为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科，即“戒四别”，戒法，指佛陀所制定的戒律，作为众生思想行为的轨范，众生依成而修行，得生禅定和智慧，脱离生死苦海。《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云：“戒法，此即体，通出离之道”)戒行，指戒律的实践，即依据戒法而于思想行为(身、语、意三方面)中展开修习：戒相，指于持戒时所表现的相状差别，如持五戒、十戒，或二百五十戒，——戒中各有差别，根据持犯的轻重，各有不同的相状。元照说：
相有形状，览而可别、前明戒法，但述功能;次明戒体，唯论业性;后明戒行，略示摄修、若非辨相，则法、体、行三，一无所晓，何以然耶?法无别法，即相是法;休无别体，总相为体;行无别行，履相成行，(《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中一)
就戒律修持角度而言，戒相是全部修持的记录和结果，具有朴别重要的意义，所以元照又说：“学苦于此一门，深须研考厂，(同上)“戒四别”有着内在的联系，而成相是前三别的归结，所谓“圣人制教名法，纳法成业名休，依体起护名行，为行有仪名相厂，(《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上—)也就是说，若严格依据佛陀所制戒律修恃，则必然表现为“美德光显”的庄严戒相。在这个意义上说，戒相山就是法相、体相、行相，因为这后三相都要最终落实在戒相上。
律宗思想理沦的核心足它的戒体论。
道宣以《四分律》会归大乘的主要论据，便是心法戒体沦、所谓“戒体”，是指弟子从师受戚门寸，心中接受成法，由此而产生的—种防非止恶的功能。也就是指对于戒法的信念和奉持戚法的意志。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一云：“戒体，即谓出众行之本。”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上—云：“戒体者，所谓纳圣法于心胸，”意思是说，戒体是受戒者行动的依据，它领纳于受戒者的内心，表现为—种特殊的心理状态。
在戒体问题上，各家律师意见不一，主要分歧是，戒体届精神性的心法，还是物质性的色法?道宣提出教三宗，就是基于《四分律》各家学者在戒体问题上的不同观点而作出的。
怀素的东塔部依据《俱舍论》所说，以“无表业”为色法，持色法戒体论。《俱舍论》卷十三说：“毗婆沙师说有实物，名无表色，是我所宗。”这一思想出自说一切有部。该部认为，戒体足依叫大而牛起的无见无对的实色，它摄受于色蕴之中，故称为“无表业”或“无表色”。法砺的相部依据《成实论》所说，认为戒体既无形质，故非色;又无缘虑，故非心，从而持非色;非心戒体论，《成实论》卷七说，“无作法非心，今为是色，为是心不相应行”;又说，“色是恼坏相，是无作巾恼坏相不可得故，非色性。”“无作”即戒体的另译，无作既非心也非色，即戒体非色非心。
道宣曾为长安西明寺上座，参加玄奘译场，负责润文，故深受唯识学说影响。在他所立的三教三宗中，都表现出对“唯识圆教”和“唯识圆宗”的推崇。在戒体论上，他主要以唯识学观点立论。他说：“是三种业，皆但是心;离心丸思，无身、口业”，故知戒“以心为体”(《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这就是南山律宗的心法戒体论：身、口、意三业都是由心所作，心是根本，受戒者所获得的戒体就是心法，防非止恶的功能由此心法而生。《成唯识沦》卷一说：“表既实无，无表宁实?然依思愿善恶分限，假立无表，理亦无违。”“无表”即戒体的另译，它依思愿善恶分限，属于心法的功能。道宣又认为，心法戒体也就是受戒时还熏心识所成的种子，他说：
欲了妄情，须知妄业，故作法受，还熏妄心，于本藏识，成善种子。此戒体也。由于本种熏心，故力有常，能牵后习，起功用故，于诸过境，能忆、能持、能防，随心动用，还熏本识，，如是辗转，能净妄源。(《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卷三)
这是他把唯识学所重视的“种子熏习”说应用于戒体论，把阿赖耶识经过熏习而得的净善种子视为受戒时的戒体。说心法戒体，是相对于色法戒体、非色非心戒体而言;说种子戒体，则侧重于以唯识学解释心理现象及其变化。
律宗的又一教理，是从修习角度对戒律的分类，即将佛所制的全部戒律分为“止持”和“作持”两大类。
止持，指防止受戒者造作身、口、意等恶业的戒律，由此而保持戒体。止持，也就是教人“诸恶莫作”。道宣说：
言止持者，方便正念，护本所受，禁防身口，不造诸恶，目之日止;止而无违，戒体光洁，顺本所受，称之日持。(《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四)
《四分律》的前半部分主要是解释僧、尼二众的“别解脱戒”，其中包括比丘戒中的四波罗夷、十三僧残、二不定、三十舍堕、九十单提、四提舍尼、百众学法、七灭诤，以及比丘尼成中的八波罗夷、十七僧残，三十舍堕、百七十八单提、八提舍尼、百众学法、七灭净等，部属止持。
作持，指鼓励受戒者造作身、口、意等善业的戒律，由此而保持戒体。作持，也就是教人“众善奉行”。道宣说：
作持，恶既已离，事须修善，必以策勤三业，修习戒行，有善起护，名之为作。(《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四)
《四分律》的后半部分主要解释受戒、说戒、安居、自恣、皮革、衣、药、迦绵那、拘赕弥、赡波、呵责、人、覆藏、遮、破僧、灭净、比丘尼、法、房舍、杂等二十种犍度(犍度，意译作“蕴”或“聚”，类别的意思)，这些都属作持。
质言之，止持强调制止恶业的造作，而作持则意在鼓励善业的修习，两者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方面，只有先制止恶业，才能使善业生起，所以止持在前，作持在后;另一方面，受戒者依作持而修善业，必然有助于停止造恶，作持和止持又是平行的。从方法上说，止持是属于消极的、不得已的做法，而作持则带有引导、推进的积极意义?道宣的分类，其意义在于，受持者因理解能历和修习程度的不同，可以根据各自的特点，同时而义行针对性地修习两门。两门合起来，即是“诸恶莫作，众善本行”，构成佛教全部戒律的内容和宗旨。
律宗传承绵延不绝，直至近现代，
道宣弟子众多，著名的有周秀、文纲等，周秀传道恒，道恒再传省躬，省躬又传慧正，此后未曾中斯、至宋代允堪、择其、元照三代，律宗再度兴盛。允堪据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而作《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广为流传。元照则在道宣同书基础上著有《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与允堪《会正记》的观点不甚相合。这样，南山律宗从这时起开始分裂为“会正”、“资持”两派。元、明时期该宗典籍散佚严重，再度趋于衰微。至明末清初，复呈重兴迹象，其时著名律师如馨、寂光、读体三代相承不替、如馨由五台山返回，于金陵灵谷寺传戒说法;寂光于金陵东南的宝华山开辟仲宗道场，先后主持戒席达百余坛;读体承嗣寂光法席，以律授戒，整肃寺观，使宝华山宗风成为各方寺院的典范，弘一大师则是近代律宗的又—著名学者，且持戒甚严。
道宣另—弟子文纲门下有弘景、道岸等人、弘景弟子鉴真于天宝元年(742)受日本留学僧容睿、普照之清，东渡传法，历十二年(其间五次失败)而成功抵达日本?鉴真在日本首都奈良的东大寺筑坛传戒，弘传戒律，成为日本律宗初祖。
